一個運動圈的年輕人問我：真有必要舉債出國嗎？我不知道！這可真的很難說。但是，我幾位好朋友都是不拿家裡的錢，邊讀書邊在餐廳打工，這樣唸完博士的。
如果可以不舉債，我倒是可以說出第三個吸引人的理由：在國內靠書本瞭解歐洲文化，總是欠缺那麼一點人味，太蒼白、抽象而沒有血色。等到出國，見到那些真正認真在思考文化問題的人，瞭解他們的學術問題如何連結到他們的生活與情感，這才會真正地感受到歐洲文化原來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單薄的骨架。
出國前我就已經對西方文化有許多的瞭解，熟讀許多人的小說，一些經典的哲學著作，也從清大圖書館的畫冊裡熟悉他們的美術史，從錄音帶裡熟悉他們的古典音樂。但是到了英國才發現：他們寫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跟較熟的朋友互動時有另一套學術著作裡看不到的東西。這才知道文化不只是著作，而是從著作到生活一氣呵成的。
出國前就知道英國人的保守與拘謹，反映在哲學上是我討厭的實證風格。到了英國，才慢慢 發現他們可取的一面。第一次的文化衝擊來自一張火車票，上面寫著：「W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beyond our control.」我想了很久，真的！誰能為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負責？
為了改善我的英語發音，我曾有一個英語老師。每次跟他約下次見面，他都會給我一個時間，叫我「try this day」。我問他：「Will I see you or not?」，他回答：「likely.」問了很多次，他才很勉強地說：「highly likely。」每次我問他為何對這種小事都沒辦法敲定，他總回答我：你為何每次都以為未來的事可以事先敲定。我火大，每次離開時都故意說：「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9:00.」他會神秘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我跟他卯上了，每次都刻意提前到他家門口，等著手錶指針指著9：00時敲門。他也總是很有紳士風度地跟我說：「你真準時。」直到有一天，我的腳踏車鍊子斷掉了，當天遲到。從此以後，我只好改口說：「I'll see you on Monday, hopefully.」
因為一些因緣，我認識一位從曼徹斯特大學退休的人類學系教授，常到他家喝下午茶聊天。所謂的「聊天」，其實是非正式而又很認真地談學術圈內的話題（不是人間是非與八卦），譬如台灣的政治、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六O年代學生革命，Henry Moore 的雕塑，以及他們夫妻在非洲做過的田野。有一位劍橋退休的歷史學教授偶而會過來一起聊。這些英國人，學術著作硬梆梆，絕不談「主觀」的情感或好惡；但是坐在好友家裡，話匣子一打開，還是對學術懷抱著一堆私人的情感與好惡，一點都不像書本上讀到的英國人。
出國前我有大中華文化情結，做人做事只問動機，不問後果，是倫理學上「動機主義」的典型。為此，我跟幾位哲學系的朋友論爭，他們舉出兩次世界大戰各種愛國情操所肇下的殘酷殺戮，說得我啞口無言。從此以後，才知道英國的拘謹、務實有她背後的智慧與考量，不是異文化的人可以隨便批評的。
在台灣，「歐美」並稱，順口得很。到了英國，才發現英國人跟美國人之間有很多心結，而且很多英國人不以為自己是歐洲人，而法國人跟德國人更加是南轅北轍。這才真的瞭解到歐洲是個多元文化的地區，所謂的「西方文化」到了歐洲就變得太模糊而沒有意義。
這些點點滴滴，多半是要在當地當學生，跟當地人變成朋友，才有機會瞭解。有了這些瞭解，以前在書上讀過的會變得更加地鮮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