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鼓勵兒女出國，第二個理由是去看看外國的文化，瞭解自己在台灣看不到的面向。但是，不是去看倫敦的雙層巴士或哈羅德百貨（Harrods），那些東西電視上就看得到。出國，最好的禮物當然是去看電視上看不到，在台灣學不到，甚至連自助旅遊都體會不到的東西，才是最值得的。
在我出國之前，其實我完全想像不出來有什麼重要的學問是我在台灣學不到的。
當講師時，在動力機械系碰到一位真正厲害的教授：袁光亞。他從物理觀念到數學觀念無一不通，對我工程與數學觀念啟發最深的就是他。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隔鄰，沒事常在一起討論工程方面的學術問題。他最喜歡問我一些看似平常的問題，但是一問就會把我問倒。譬如，數學符號裡 D、d、Δ、δ 四者有何不同？為何物理定律都是微分式而鮮少使用積分式？我當時雖年輕，對自己力學觀念的通透卻很自豪，從來沒有碰過觀念這麼通透的人。我們兩個都對理論有狂熱，不喜歡八卦，兩個有家的人卻常常一談就是三更半夜都不回家。
袁光亞是第一個讓我想出國去學本事的人，但是他卻跟我說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有這樣亦師亦友的人在隔壁，實在很難想像要去哪裡找更好的老師。
至於人文的東西，沒出國前我也很難想像出有什麼是一定要出國才能學得到的。
我年輕時的台灣是個獨特的地方：她既有豐富的中原文化傳承和經典文獻，也有大量的西方經典作品。現在的學生大概已經很難想像：我出國前就有許多德國經典哲學著作的英文翻譯本，通通都是把原文書拿來照相製版而成的盜印本（那時外文書都沒有版權規範），上面有著英文出版社的原始版權聲明，然後在旁邊還用斗大的中文字寫著「版權所有，盜印必究」。不只英文翻譯書多，中文翻譯的經典名著更多。
家父出身貧寒，小學沒畢業就出外打工養家，一身學問全是一邊工作一邊自修的。所以我也從小就養成自修的習慣，一直以為自修乃是學習的常態。
大學一年級時念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裡面把整套西方文化史當基礎常識在應用，連專攻西方文化史的學者都頭痛。為了讀懂它，我花了三年斷斷續續去念西方建築史、數學發展史、思想史，和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到大四的時候，再回去重念《西方的沒落》。我是那種可以花四年，把一本好書讀五至十遍，另外讀數十本參考書，這樣去搞懂一本書的人。
既然一向靠自己讀書，台灣的西方經典又多到我一輩子都念不完，為什麼還要在出國去才能唸書？
1983年清大決定要辦人文社會學院，委請沈君山邀請一批美國最出色的華人學者回來演講。我很想知道這些人是否有一些我在國內學不到的本事，所以剛開始時每場演講都到，演講結束時都問三個問題。很可惜，兩位聲譽斐然的中研院院士都被我的問題難倒。第三位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數理邏輯大師王浩，他講的是數學天才 Kurt Gödel 的哲學思想。王浩算是我認識的華人哲學工作者中學養最傑出的，我也對他的演講非常欽服。但是我曾經花了很多年時間從語言哲學的角度研究數學的詭論和葛特爾證明（Godel's proof），因此提出來的三個問題也難倒王浩。這更讓我覺得：讀書畢竟還是要靠自己，出國只不過拿個頭銜，看不出有何非要不可的理由。
一位中研院院士說要給我獎學金，希望我去美國跟他念文科博士。不過我選擇了英國，因為那裡最接近德國和法國。我原本只是希望去看原畫，看建築，卻沒想到最後的收穫遠遠超過於此――我第一次感受到歐陸的學術傳統。
劍橋有很多學院，我挑的學院專收研究生（沒有大學生）和訪問學人，因此有很多機會接觸歐陸來的學者。其中一位來自瑞典的 Richard，按德國學制的精神主修哲學和文學，曾經到巴黎跟過德希達（Derrida）一年，到劍橋來是研究渥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美學思想。另外一位來自冰島，吃飯時總是拿著一本美學評論，讀起哲學的專業雜誌就像在讀壹週刊那麼天經地義。還有一位現在在劍橋任教的英國朋友，研究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學與電影。把三個朋友拿在一起比，就可以看到歐陸（尤其是德國系）的學術傳統跟英國迥然不同。
英國鼓勵大學生專注於一個領域去深入，較少鼓勵學生旁通。但是 Richard 的學習過程就讓我很羨慕。
瑞典的文科學術傳統承襲自德國，他們除了重視專業的領域，也重視相關學門的旁通。而且，他們的年輕人遠比我們幸福：他們的美術史與建築史是在歐陸各國看原作，音樂史是在各國的戶外音樂會上聆賞，而文學史則是邊讀書邊看著城市和人們的身影、表情。26歲以下的年輕人只要買一張廉價的歐洲青年卡（1987年時一張只要台幣五千元），就可以不限次數地在歐陸搭乘飛機之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包括火車、跨城市的國道車、市區公車與捷運，以及輪船。因此，Richard 的暑假通常是糾集七、八個同好一起旅行，晚上睡臥舖車、青年旅館或者在公園搭帳棚，吃的來自大賣廠或超商。他習慣於跟不同科系背景的朋友一起旅行，大家一起規劃行程，在前往下一個城市的火車上或夜裡，音樂系的朋友講授跟下一個城市有關的音樂史，美術系的朋友講美術，每一個人都以自己專長的知識貢獻給這個小小旅行團。理工學院的學生也常常攙雜在這些小旅行團裡，介紹跟各個城市有關的偉大科學革命。
這讓我想起出國前讀的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回憶錄《Physics and Beyond》，物理學家海森堡高中時經常躺在穀倉上讀柏拉圖，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有一次去訪問一位音樂系的朋友，被朋友的媽媽發現他的音樂造詣甚至高於自己兒子，因而問他：「你為何捨棄音樂的天分，而去念物理？」他回答：「因為那裡有一場進行中的革命。」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明相對論之前，跟朋友組織了一個「奧林匹亞科學院」，每晚聚在一起研究史賓諾莎、休姆、康德、馬赫（E. Mach，1838-1916）和波恩卡列（Henri Poincaré）等人的哲學著作，希望藉此重新認識當時物理學界一系列無法解釋的現象。對物理黃金年代（三O年代）的那些人而言，不僅人文科系間沒有門牆與藩籬，理工與人文之間也是沒有國界。
跟歐陸朋友的互動讓我逐漸感受到歐陸學術傳承的獨特性：他們連藝術創作者也會因為物理革命的衝擊而勇敢地開創全新的風格。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之後，39歲的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受到震撼而宣布了古典美術的結束和繪畫革命的開始，而當時年僅23歲的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則準備要掙脫古典音樂的束縛，開啟無調音樂的全新領域。
去了劍橋，我才體會到：大學之所以大，就是因為它提供我們一個全人、全方位的廣闊成長空間，一切有益於開展生命格局的發展都成為可能。假如我們進了大學卻只學到一個科系最基礎的皮毛，真的很可惜！但是，要看見這樣的大格局，恐怕還是要出國才有可能――我在台灣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學術社群。
台灣不僅沒有跨領域的學術社群，而且已經積非成是，很多人會一口咬定跨領域學習的人是「在本業上一定很混」――連一位拿到劍橋歷史博士的年輕人都曾跟她男朋友說：一個人自誇學跨這麼多領域，一定是盜名欺世之徒。
如果在歐陸這是可能的，為什麼在台灣這一定不可能？我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每年工作天數超過360天，每天連睡覺和散步時都在想事情。即便現在，我還是每週工作七天，每天思考的時間超過十二個小時。何況，也許我還真的是原本就很聰明！
我在出國前已經花了將近十年研究科學的哲學和其他人文的領域，這一切的努力只不過想要回答一個問題：古典中國有關聖人的傳說到底是一相情願的胡謅？還是信而可徵？先聖先賢俱已逝，如何確認什麼才是事實？
至於回答這問題為何要跨這麼多領域去學習？以後再說。只先說一句：我不是為了炫耀或自誇――我讀過的書和想過的事，超過一半以上從來不曾對任何人說，完全只是為了解決自己生命的困惑。偏偏，生命的困惑是個人文問題，但是人文之所以會瓦解是因為科學的壓迫。
我聽過的「科學與人文的對話」，真的都是胡謅，這使我不得不相信：站在21世紀，想要重振人文精神，同時抵敵科學的壓迫，非得要一個人同時跨越人文與理工不可――要自己去浸淫才有機會深刻地瞭解人文，要有能力洞穿科學才有辦法真正地知道它的極限。
比我聰明的人不多，但也不會太少。可是，願意像我這麼認真、執著而不虛榮、浮誇的，真的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