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問題面面觀

        聯合報系在網路上設立了一個專屬網站「願景工程」，企圖去探討關於台灣願景的議題。今年發了宏願，想要花一年時間推出一系列「搶救人才」專題報導，探討台灣目前所遭遇到的人才問題，尤其是青年學用落差與失業的問題。

        整個專題雖有數十篇國內外的相關報導，很可惜大部分都把「人才問題」簡化成「技職教育」等教育問題，以及青年人可以如何強化個人競爭力的「自立救濟」問題，而沒有從較完整的視野下去探索問題。很可惜！

        台灣目前所遭遇到的青年失業問題是許多錯誤的政策一起造成的，如果沒有能力從完整的視野去看問題，而只是瞎子摸象，恐怕再十年也看不清楚問題，更別說是找出對策。

        譬如，在探討澳洲技職教育時，〈澳洲拚技職 藍領年薪尬贏白領〉這篇文章指出「技職畢業生平均年薪五萬三千五百元澳幣（約台幣一百六十萬），比大學畢業者還多三千五百元，而拿到diploma者，年薪高逾六萬澳幣（約台幣一百八十萬）」，其中「diploma」應該是指「專科畢業證書」。這個資料到底該如何解讀？這些數據證明了澳洲的技職教育非常成功，只要把他們的教育體系引進台灣，就可以達成類似的結果？    

歷史中的偉人與常民：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例

        讀慣傳統歷史課本的人很不習慣沒有偉人可以崇拜，他們總以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面對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他們總害怕沒有偉人的台灣將如舟之無舵，會被全球激烈的產業競爭淹沒。所以，很多人需要有個李國鼎或張忠謀來崇拜，才會心安。事實呢？

        據說沒有除賢修就不會有科學園區。好吧，就從事實來看看台灣的「科技奇蹟」到底需要多少偉人！

        園區的誕生歷經許多人之手，每個與事者都有不盡相同的回憶和對於參與者的評價。李國鼎說他在1968年時就跟徐賢修提過科學園區的構想。1976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接受國科會主委徐賢修的建議而決定設立科學園區。同年，經濟部長孫運璿獨排眾議，選派38位研究人員赴美國RCA公司接受半導體訓練，並大力支持工研院興建首座晶圓示範工廠，以7.5 um製程，每週可量產三百片三吋晶圓。工研院電子所並於1976年移轉美國RCA的製程技術，1977年引進美國IMR的光罩技術。赴RCA學習的技術人員歸國後，工研院晶圓示範工廠正式開始運作，營運滿六個月後良率已經高達70 % 以上，甚至比RCA本身的良率還要更高，以致RCA曾向經濟部提案要買下示範工廠。沒有這些工程師，不會有後來的半導體產業！

        

卑微中的不凡 ── 記念那些被歷史忘記的台灣人（2）

        我的媽媽在舊曆年前五天走了，比我爸爸晚了三年又一個月；她不是走入被書寫的歷史裡，而是跟我爸爸一起走入被遺忘的歷史。

        媽是台灣人的另一種典型：過目不忘，聰穎過人，卻被大時代埋沒了才份，表面上一輩子無所作為。

我的母親只有初中畢業，在鐵路局當了一輩子的基層員工和忠實的國民黨員。當我出版《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這本書時，曾問她要不要送她一本，她回答我：「只怕我讀不懂。」

        但是，她在日據時代的新竹州（桃竹苗三縣）小學畢業會考拿到第一名，破例地代表新竹州所有台灣籍和日本籍的小學畢業生領畢業證書，讓一向高高在上的日本人羞愧與憤怒到無地自容。她只有日制的初中畢業，但是跟日籍老師通信總被已經遣返日本的老師拿來炫耀她的日文造詣。

        她年輕時在鐵路局擔任電報員，一本厚厚的四碼電報密碼簿沒多久就整本記下來，收電和發電時無須翻閱電報密碼簿，直接解譯，因此每年鐵路局全省電報比賽都拿冠軍，家裡獎盃多到每年要拿一個去當廢金屬賣給收破爛的。我的同學或朋友只要到過家裡一次，她都可以在數十年後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我常想：假如我書法的底子和對底層台灣人的關懷承襲自父親，我的聰明和對藝術、文學與文化的敏感很可能更大一部分來自母親。

        我的母親小時候家境優渥，跟我父親恰成對比。我的外祖母跟外祖父都出身新竹富有的地主，外祖父在新竹中學前面和新竹市郊有好幾筆龐大的田產，日據時期當過保正，一家靠收租過著富裕的生活；而現在的清華大學校園，日據時代就是我外祖母家養鴨和燒木炭的地方，現在清大成功湖上的小島就是鴨子下蛋的地方，母親小時候常划著竹筏到小島上去撿拾鴨蛋當娛樂。

        據我媽說，她小時候口袋裡經常裝著滿滿的人蔘當零嘴，每次外祖父收租回來就買一大塊豬肉魯一整鍋給全家吃。

        我常想，假如不是外祖父重男輕女，假如不是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讓富甲四方的外祖父家道中落，我媽後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成就？也許還在我之上？

        我外祖父起初根本就不想讓我媽念初中，是小學校長到家裡罵我外祖父罵了很多次，他才不堪其擾而同意。初中畢業後媽就開始到待遇較優渥的鐵路局上班，用她的薪水協助支撐已經沒落的家境，讓弟弟妹妹去念新竹中學、台大和師範。媽要出嫁的那一天，外祖父不捨地說：「今天才知道妳是個女的，沒辦法一輩子靠妳支撐這個家。」

        媽出嫁後，薪水一直都比爸爸高。雙薪的家庭慢慢有儲蓄，買下租賃數十載的破房子，成為我出生後的第一個家。小時候每遇颱風就滿屋漏水，全家一夜無眠地承接雨水、倒雨水。電報員要輪夜班，每逢假日就要加班；叔叔還沒結婚時，媽下了班還要煮飯給全家吃。媽沒有一句怨言。說我媽曾經犧牲自己，協助外祖父和我父親撐起過兩個家庭，並不誇張。

        父親曾經多年在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上班，只有週末回家，媽養成凡事跟我商量的習慣，我也很習慣於幫媽媽做家事。母子雖然親近，但我一直沒有機會跟媽媽談我所了解或珍惜的思想、美術或音樂。媽喜歡唱歌，但是她的音樂世界跟我的音樂世界毫無交集。

        我從媽媽的一生了解到：不要看輕成就不如你的人，要為自己的成就感恩而非驕傲。有很多聰穎過人的人被歷史與命運辜負了，或者為了家人而犧牲了成就自己的機會，你不見得有資格看輕他們。

        面對我父母的一生，以及跟他們處境類似的絕大多數台灣先人，我常想：除非我們有能力突破表象，看見平凡中的不凡，以及他們一生的價值和意義，否則我們永遠不會有一部對得起先人的台灣史，也不可能找到值得台灣人和全世界認同的「台灣文化主體性」。

        一位經濟學者寫下了一本「引領國家走向富強的人物和作為」，好像台灣的經濟是靠少數「精英」締造的，卻完全無視於兩個很簡單的事實：沒有那些為了家人而甘願被剝削與自我剝削的勞工，新興國家根本不可能崛起；這種經濟史觀根本違背亞當史密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基本假設：「由少數菁英來決定生產與資源的分配，不如由所有消費者來決定更有效」。

        由「領航者」串接起來的歷史是一部虛構的歷史，遮掩了真正在這土地上生活過的每一個人，遮掩了真正推動歷史巨輪和社會發展的那些無名的人物：你我的父母親和祖父母親。有鑑於此，法國「年鑑學派」與「新史學」開展了與傳統「偉人史」迥異的史觀，提出了從常民觀點研究歷史的「常民史」（history from below）。

        假如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一部「台灣常民史」，我們必須要先記載下來自己的家族史；假如我們想要了解台灣的常民史，先要懂自己父母親和祖父母親的生命史──你跟台灣歷史最真實的交會起點。否則，你的「台灣史」很可能只不過是藍綠政權爭奪戰中被虛構出來的謊言。

卑微中的不凡 ── 記念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台灣人（1）

寫台灣史的人會寫下大財閥，會寫下台灣經濟奇蹟的「領航者」，會寫下那些騎在台灣人頭上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但是不會寫下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父母親和祖父母親──那些真正為家人與鄰人流過汗水與眼淚，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台灣人。

但是，大財閥憑什麼代表台灣？一個家族，在日本人來時當漢奸去換取產業經營特許，然後在國民政府來台時再度賣台來換取另一系列特權，這樣的家族被寫在台灣史裡，是為了表彰台灣政治與金權的黑暗面嗎？仔細查索今天檯面上的產業與政治世家，哪一家真的敢把完整家史與政商勾結的過程放在陽光下讓全台灣人檢視？

人車搶糧，愈演愈烈

    美國與歐盟過去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大糧食出口區，在他們對糧食的大量出口補貼下造成全球糧價人為地偏低，也使許多國家因競爭不過有補貼的進口糧價而廢耕，從而造成農村的凋敝。但是，近年來美國與歐盟各自為了不同的理由而立法逐年增加生質燃料的生產量，造成全球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同時，許多貧窮國家的農地被轉作能源作物，而使農村的缺糧與貧窮現象益加嚴重。

    為了突顯這個趨勢的嚴重性，紐約時報在一月五日刊出一篇特別報導，說明美國近鄰的瓜地馬拉如何陷入嚴重的糧食不足。 這個國家的玉米原本近乎自給自足，但是在美國廉價傾銷生產過剩的玉米之後，瓜地馬拉的玉米產量在十年內減少了30%。過去三年來美國出口的玉米價格愈來愈貴，瓜地馬拉的玉米零售價格更在三年內漲了一倍，而相關的蛋類與肉類價格也跟著飆漲。

名校真有那麼吃香嗎？

        某職場雜誌的總編說：各大企業在表面上都說「能力比學歷重要」，其實到聘人時還是名校優先；即使唸過私校再轉公立學校的碩士，還是有 bias 在，無法「扶正」。這總編的說法暗示著：學歷勝於能力，一旦念了私校之後，能力再強也難以翻身。這種說法造成高中拼命擠名校，以及高中生PR值>97的孩子想自殺的比例高居同年齡族群的榜首。

        我跟業界的接觸看到的都是「用人唯才」，因此我一直懷疑這個社會上流行說法，但是又怕自己的經驗有限，而冒犯「以偏概全」的毛病。
        昨夜終於從104人力銀行的原始資料整理出下表，看一下你就知道那個總編的說法根本是誇大其辭！

台灣學生跟歐陸學生的對比，及其背後可能的社會因素

        網路上有一篇很值得看的文章「論大學生燒成績單的可能性」。這文章在描述德國大學裡學生與老師對待學習的態度，跟台灣的狀況成極端強烈的對比：德國學生學習態度很主動，在為自己想了解的事物而學習，而不是為學位或成績而學習。這雖然是個人觀察，但是卻相當地具有代表性，台德比一比，可以激起很多省思的空間。

　　我在劍橋期間有一個德國留學生曾告訴我：他們流行在高中畢業考上大學入學資格之後，先休學一年去，到自己心目中的未來職場去打工，不合意就換工作，直到找到自己真正要做的工作。然後利用這打工機會觀察職場所需要的各種專業知識和職能。搞清楚自己未來要走哪一行，再搞清楚走這一行要學會哪些知識，然後才會去念大學。上一段所述現象或許跟本段所描述的這種過程有密切的相關性。

　　但是，德國學生可以認真地為自己讀書，可能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做支撐：他們的所得分配相對地差距較小，工程師與勞工在工廠裡的決策權和社會地位落差相對地小。

　　在台灣，產業在政府的偏袒（與官商勾結）下畸形發展，使得很多科系畢業後出路狹窄；而在台灣的文化習染理，人們經常以財富、學位與社會地位的差異在彼此尖銳地傷害著對方的人格（爸媽和親戚往往是率先用成績、收入和社會地位傷害孩子人格的，而他們的口頭禪是「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我這一切都是為你好，難道我會害你不成？」）。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幾個人敢為自己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