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3日 星期六

劍橋去來

        在清華當了五年講師,我看不出別人念完名校博士後有什麼能吸引我的特質,而他們口中的博士生就是「cheap labor」,因此一直沒興趣出國。一個家境富裕而又聰明的學生大三暑假出國三個月,回來後興奮地跟我談英國的種種,兩小時後我真的失去耐心,老實不客氣地跟她說:「妳說的我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不需要為了那些東西而去英國。妳能不能告訴我一點電視上看不見的東西?」她老半天想不出來,我也更加沒興趣出國了。
         1986年,李家同當清大工學院院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人躺在沙發裡,兩腳翹在辦公桌上,說:「你們系裡只剩少數人沒有博士學位,妨礙我在招生海報上寫『本系教師都有博士學位』。你是其中之一。」我坦白問他:「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念博士,否則不歡迎我留下來?」他也坦白說:「是!」我在不甘願的心境下去報了托福補習班。

         但是我不甘願去美國當 cheap labor,也不願意到文化上讓我看不起的美國。最嚮往的是德國和法國,但是外語能力僅勉強可以讀寫工程科技的英文,所以只好選了英國,目的是希望利用假期去法國和德國,看美術原作和建築,聽古典音樂的演出,看他們怎麼研究哲學。
        我根據過去的研究經驗,挑了一個自以為值得回台灣發展的學術領域(Linear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 Design),也設想好回國時的應用(鋼板碾軋機控制、高級超薄造紙機控制、高純度化工製程控制、無人飛機控制)。接著,我回顧這領域的主要文獻,標定了兩個當時英國最頂尖的學者,給他們寫信。其中一位很快地告訴我他早已退休,另一位在劍橋的一直沒給我回信。因為這位教授的研究方法、旨趣、理念都深能獲得我的認同,所以我鍥而不捨地給他寫信,前後寫了幾十封。198610月初我終於拿到劍橋該學年度核發的第三張入學許可,指導教授是 A. G. J. MacFarlane,英國皇家學院院士。
        出國前我設法讀完他所有的重要著作,1987年夏天留下家人去英國。MacFarlane 教授原本要出去度假,出發前夫人車禍而取消行程,所以在沒有其他行程的情況下,他很快地就有空跟我見面,簡介系館,以及他過去的研究。離開前,他告訴我下次見面時要談的研究子題。第二次見面,我自己帶著該子題內最重要的三篇論文去見他,坐下來後放在會議桌上。他走出辦公室到會議桌來找我時,看見那三篇論文,狐疑地說:「咦!這三篇論文怎麼在這裡,我什麼時候拿出來的?」我說:「這是我自己帶來的。」他翻一翻說:「你怎麼知道我們今天要談這三篇論文?我上次有跟你交代過嗎?」「沒有,我自己猜的。」見了三次面之後,他就知道我已經讀完他所有論文,於是交代下題目,讓我自己開始去做研究。從此以後,我每個月只見到他一次,10分鐘,前面八分鐘摘要報告研究成果,後兩分鐘報告接下來要做的事。他總是說:「Fine, fine, go ahead.
        有一段時間我整整三個月見不到他,因為他算是英國許多相關學術領域的龍頭,不但要負責劍橋的學術行政,也要代表英國政府進行一些歐洲共同體內學術制度的談判。進名校、訪名師,這是最常見的下場:見不到老師。劍橋兩年,我完全是靠自己,從想題目、規劃方向,到完成研究與撰寫論文。第二年 MacFarlane 應聘到蘇格蘭去當一個大學的校長,我是自己一個人在劍橋,連申請口試,申請特許兩年提交論文等等,樣樣自理。
        不過,我做的題目是自己挑的,老師也沒把我當他的工具,所以我還是沒什麼抱怨。何況,我在英國兩年還是很有收穫,所以我後來還是鼓勵學生和兒女要出國到名校去念博士(但不是只要拿學位,而是去見識值得見識的東西,以後另文談這件事)。        
         1989年春天,我向系裡申請一場研究成果發表會。會後一位德國魯爾區化工事業體總廠長希望聘我去德國,他可以幫我辦好全家移民。MacFarlane 則要推薦我去申請劍橋大學 King's college 的一個三年期 Research fellow,那個位置坐滿後通常可以在英國名校找到講師(lecturer)席位,包括劍橋大學。我都毫不猶疑地婉謝了。這跟我一位好朋友的故事有關係。
         我在劍橋最要好的朋友是個印度人,爸是有錢的僧侶階級,唸完倫敦大學 Imperial college 的碩士後全家移民英國,那時他僅五歲。這個朋友講得一口非常好聽的英語,純正的上流社會腔調,口音溫婉動人,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聽。他極端聰明,以第一志願進了牛津醫學院,又以前三名的成績到劍橋念博士,準備要在畢業後到倫敦大學做研究,完成英國三大名校的學術訓練。從小到大他的課業表現都是輕易地贏過白人的同學,但是大家都因為他的皮膚而瞧不起他,一口咬定他是作弊。他往往要花三年的時間才能在學校爭得友誼,卻馬上就畢業,到新的學校開始另一個三年的磨難。最後,他自殺了!還好獲救,但是卻在第二年聖誕節之後回校辦休學。自殺前他曾回到印度去旅行了一個月,卻發現五歲就離家的他已經當不成印度人,但卻又因為膚色而一輩子當不成英國人。他灰心了,跟我說:「我爸一生對我做的最大錯誤,就是帶我離開印度。」
         我毫不猶移地回國,還有一個原因:我對英文沒有感情,也沒有辦法用英文表達感情。叫我活在英語世界裡,等於閹割了我的感情。
        離開劍橋,我跟一位英國朋友說:我情感上離開不了祖國,如果我就是遲早有一天要回去,我寧可在最糟的時候跟她一起度過,獻上自己的一份心力;而不是等到台灣適合人居住的時候,才回去佔前人的便宜。
         從劍橋回到台灣,20年過去了。我認真地在學術圈內和社運圈內做自以為該做的事,卻有太多的挫折,太少的成果。去美國留學的學生回來看我,他已經是美國名校的講座教授。仔細討論了幾個問題,雙方很快明白:他的學養還是沒能超過我,只不過他的學生優秀,人數又多,題目又新穎跟上潮流;而我一直在摸索台灣的需要,不願意跟著主流走。
         看著台灣這麼亂,回國時大學教授是令人景仰的角色,退休前許多大學教授卻已經變成是我恥與之為伍的人。前後對照,常不禁問自己:20年前是不是該留在劍橋,或者是到德國去?但是只要憶起當時是怎麼做出決定的,我就不再後悔。
         台灣的政治圈和學術圈讓人傷心,台灣人也不見得都可愛。從英國回到台灣,我已經失去了故鄉:我最懷念的海灘變成撈不到魚的水泥漁港,鷺鷥飛翔頭前溪草地也消失了。但是,我沒辦法改變自己的母語,我沒辦法改變自己和這塊土地的情感連結。
        再好,再壞,台灣都是我唯一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