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美好的人生？（上）

      每個人都渴望「美好的人生」，也都渴望「幸福」。其實，在許多雅俗場合它們都是同義詞。這個詞較不拗口的英譯是「a good life」或「a worthy life」。後面這個措辭很有意思，它常被譯成「有意義的人生」，但我更愛它的字面意思：「值得的」。

      「這樣的一生值得嗎？」很多人在晚年或離大限不遠時會如此自問。有些人或許會在參加別人葬禮時這麼問——托爾斯泰在《伊凡·伊列區之死》裡就故意用一場葬禮起頭，希望讀者會去想想「這樣的一生值得嗎」？偏偏，書中角色都沒有因為這一場葬禮而自問「我這樣的一生值得嗎」？大家依然故我地生活，年復一年地追逐著類似的目標。

      似乎人生只有一個總體目標：「心想事成。」而成與不成則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多想無益。

      於是，原本是值得每一個人認真思索並且自己回答的問題，卻變成是極爲冷門的哲學問題。

JR大阪站往關空特急的路線指引——精簡版

      很多人返國時會在大阪搭 JR 的關空特快車 HARUKA 去關西機場，但是大阪梅田站內的標示系統不統一（時而在地面，時而在天花板；時而標示為「關西空港」，時而標示為「JR大阪站うめきた地下車站（Umekita Underground Gate）」），那是因為：「關空特急」的月台（21-24月台）就在「JR大阪站うめきた地下口」裡面，因此兩者被當作同義詞。

      可惜中文的相關部落格內容太冗長、囉唆，反而讓人看昏頭。這篇文章以最精簡方式介紹站內的路標指引，供讀者參考。

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與日本極右翼的崛起

      近年來日本極右翼迅速崛起，在東京區的得票率甚至高居第二，引起部分國際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反對移工與移民的訴求）。而極右翼政黨的許多訴求乍看遠比執政黨的訴求更合情合理，比執政黨的實際作為更值得支持，現實上卻難以落實。一個日本的政治學者說：左翼政黨與執政黨必須顧慮傳統支持者的觀感，不敢像極右翼政黨那樣地信口開河，承諾不可能實現的政見，因而爭取不到那些對現況不滿的選民。

      看多了紀錄片，我傾向於把戰後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看成是曇花一現的偶然，也不敢對民主政治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盼。

2026世局一瞥

      我在舊曆年之前出版了《科學的能與不能》，同時也完成了《AI 識讀》的書稿，開始邊寫‹契訶夫之謎（中）›，邊思索著要不要寫《愛情、自我與孤獨》，或者去寫其他的書。

      然而要談「愛情、自我與孤獨」，難免要談「婚姻與育兒」；要談「婚姻與育兒」，就難免要談經濟上的現實與世局。

      我一向有在關切與觀察世局，然而從2022年初春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世局詭譎，瞬息萬變，我的看法一直處於高度的不確定之中。最近終於對中、短程的未來世局有一個概略的看法，卻充滿了悲觀。

      我一向不想寫悲觀的文章，然而或許受到契訶夫寫作理念的影響，終於決定要寫下這篇文章，給讀者參考。

契訶夫（Anton Chekhov）之謎（下）

      儘管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和劇本裡既沒有英雄，也看不到困境的解決（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微光），而只讓人看到自由主義者的空想與行動上的無力，和托爾斯泰道德主張與現實的落差，因而讓讀者經常墮入無解的困境，甚至懷疑起契訶夫會不會是個近乎虛無的人。然而事實上他既不像《父與子》裡的男主角，也不認同1860年代的俄國版虛無主義。

       他的本人跟他小說中的人物幾乎成了強烈的對比。他熱情地接待文學界的年輕朋友，積極參與鄰里的公眾事務，竭力以醫療的專業協助他人。假如說他的作品中很難看到希望，那是因為他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的作品猶如一份「俄國社會病徵與病根的診斷書」，力求精簡、準確、客觀，而且不輕易亂下處方。或者說，他不想用自己的作品去提供俄國人另一種脫離現實的空想遠景，而只想用自己的作品協助讀者去認識當下的俄國。

      終究，就像彼得·恰達耶夫說的：「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醫療志業是他奉獻祖國與同胞的一種方式，社會現況的精準診斷紀錄是他奉獻祖國與同胞的另一種方式。

契訶夫（Anton Chekhov）之謎（中）

       在「契訶夫之謎（上）」裡我問了這麼個問題：「最近讀起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每一篇都黝暗、陰沉、絕望到到讓我難以置信。不禁疑惑：到底這是時代使然？還是個性使然？還是兼而有之？」

     在搜索過一些他的書信、關於他的評論，合併我自己的思索之後，逐漸以為「恐怕是首要的影響因素是他的寫作理念，其次（或同等重要的）是因為俄國當時的社會情境」。

      也是在這個搜索的過程中，我才發現他被視為「現在主義」代表性的文學先驅，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英文著作在探討他的作品。奇怪的是，我年輕的時候對於小說的經典之作相當注意，卻竟然對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此寡聞！

      這一篇先談談他所處的社會背景與當時瀰漫俄國知識分子的「俄國版『虛無主義』」。

《科學的能與不能》：跨世紀的因緣

已出版，聯經網站，博客來開始預約

      The Sky of Gene 的作者是清大黃貞祥教授，他大學時修過我的通識課，後來又為我的幾本書寫過推薦詞。關於《科學的能與不能》，他說：「（這本書）讀來總讓我不自覺回到大學時代，想起彭老師開設的通識課「科技與人文」，是一門會讓人靜下來思考的課。到了大四迷惘的時候，我甚至又旁聽了一次，那段時間，它成了一週裡最令人期待的時刻，像是在紛亂與不安之中，有一盞不喧嘩卻始終亮著的燈。彭老師的文字，就和他的課一樣，一步步引導讀者看清科學能做到什麼、不能替代什麼，以及人文為何始終不可或缺。這樣的好書，往往會在人生不同階段被重新讀懂：年輕時讀，是啟蒙；徬徨時讀，是提醒；中年時翻開，則是一種安放。這本書不是要讓你更聰明，而是讓你更清醒，也更踏實地面對世界與自己。」

      他第一次修我的課應該是 1989 或 1990，而《科學的能與不能》這本書的確跟那一門課有很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