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一個出國的理由

我在新竹中學三年,最得意的是三年內校長都是辛志平,沒給其他校長帶過──我不喜歡後來的校長!而記憶最深刻的則是第一次跑後山三千公尺的越野長跑。
我從來不曾跑過步,一向是個文弱書生。平時當樂隊,可以不參加越野長跑的訓練。一下子突然跑三千公尺,還規定要在30分鐘內跑完全程,而且後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來,簡直像是在腿上綁著千斤沙袋(長跑的人跟我說這叫「撞牆」);卻怕來不及在30分鐘內跑完,只好繼續靠意志力艱苦地跑下去。大概又過了五分鐘,腳好像麻木一樣,失去感覺,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腳步繼續跑完。從此以後我知道一件事:人的潛力往往遠比他所能知道的還更大,要事到臨頭才會因為被擠壓出來。
不過,後來我再也沒有過這種經驗,直到去劍橋。

指導教授給我的研究題目是純理論的問題,不需要做實驗。他的指示很清楚:一年內搞清楚這問題以及過去所有的爭論,並且提出有機會突破問題瓶頸的研究方向與初步構想,兩年內開始產出可以發表的研究成果。他跟一位柏克萊電機系教授在這問題上已經爭訟十數年而無法解決,卻要我在一年內想出解法,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為壓力太大,我整天都在想該怎麼解這問題,連睡覺和煮飯時都在想。我每天煮飯,因為只有在切菜時會怕切到手指頭而稍微緩一下思緒。
最誇張的一次,是累得睡著了,卻夢見這個問題的解法,然後在夢中跟自己講:「趕快醒來!」於是半睡半醒地爬起來,寫下腦袋裡的方程式,又累得回到床上,卻在夢裡接下去推導公式,再把自己叫起來。就這樣子一夜起來七、八次,直到第二天過了中午才真正勉強爬起來去洗臉。我還來不及吃飯就趕快去看昨天寫的東西,緊張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雖然有許多小錯,但每一行看起來邏輯上都是對的,如果一直都對下去,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結果…………真的是對的!一個晚上的半睡半醒,竟然把累積了三個月的線索和思緒全部整合起來,勾勒出完整的解題程序!我胡亂吃過東西,又倒頭回去睡了一場大覺,睡掉三個月來不眠不休的疲倦,也因為我需要一個極端清晰、流暢的腦袋,才能夠毫無差錯地把已經勾勒好的解題程序一步一步地核驗,並重新寫下來。
這一場大挑戰給了我第一個出國的理由:看見自己的潛力。這個題目是英美兩個最頂尖的大師爭訟十數年解不了的問題,如果不是指導教授的要求,我沒那個膽量挑戰這樣高難度的問題;如果是在台灣,我太清楚該如何跟老師互動,總想得出辦法換一個可以輕鬆畢業的題目。
還沒去劍橋時,只知道陳之藩的書裡說:念劍橋的都是天才(後來發現1987-1989時那並非事實),因而怕自己三年也畢不了業(獎學金只有三年)。自己的指導教授是皇家學院院士,我對英國人的脾氣又欠缺瞭解,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婉轉措辭來探測老師的脾氣,也根本不知道做到哪裡會讓他滿意,只能完全不保留任何餘力地拼命衝刺。
三個月完成指導教授原以為可以做三年的題目,卻發現問題的複雜度只夠當一篇期刊論文,還不夠當劍橋的博士論文。回去找老師,他已經去歐陸公務旅行,還要三個月才能會來。於是我有了一個月的哲學假期──跑到哲學系去聽了整整一個月的康德和維根斯坦,跑去聽哲學系博士生自己辦的定期研討會。
一個月過後,老師還是沒回來。但也不能一直空耗地等下去,只好自己重頭想了一個題目和研究策略。兩個月後教授回來了,我拿出針對第一個題目寫好的論文給他,又跟他報告新的題目和初步研究成果。從此以後我每個月只能見他10分鐘,因為他說我已經在「自轉的軌道」上了。畢業前我又自己解決了兩個難度相當高的問題。我也曾問自己:在劍橋的研究都是自己完成的,後來連題目都是自己想的,真的還有出國的必要嗎?
我的回答:是!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有那個膽識挑戰高難度的核心問題。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有機會從歐陸訪問學者那裡知道歐陸的人怎麼念哲學。而且,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知道台灣人原來這麼行!(後面這幾個理由以後再寫清楚
這種膽識與潛力的激發,跟當兵或上班大大地不一樣。上班往往只是被操到爆,有機會超出體力的極限,卻很難超出舊有的思想層次。我給兒女的第一個出國理由就是:不一定要拿到學位,但是要給自己一個機會,藉著大師的指導(可遇不可求)或要求(通常跑不掉),在思考能力與思想層次上超越自己,把自己拉抬到能力的極限。
我的教書生涯裡,找我念博士的學生很多,但是我的第一優先都是鼓勵他們出國。22年內我的門下只有四位博士畢業生。我的理由是:絕大多數台灣的博士生就是外務太多,太懂得跟老師撒嬌或賴皮,很難真的毫無保留地做研究。我收的最後一位博士生,大學畢業成績是班上第二名,人很聰明,我也希望可以將他調教成一流大學的博士生。但是,我的要求太嚴,誇獎太少,他就受不了而休學,還誤以為我在刁難他。
只有離開台灣這個熟悉的環境,以及被扭曲的學術風氣,出國去一流大學,你才有機會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以及學術研究的本意。當然,我也會提醒出國的學生:如果出國還找中國學生多的指導教授,那也沒太大意義──還是可以從師兄那裡知道老師的脾氣和畢業的底線,不會真的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台灣的產業鮮少做研發,因此不在乎博士的訓練。即使出國,念博士也只能是為了提升自己。如果是為了就業,往往只好投靠「官商關係良好」的老師。有人喜歡這樣,但它不會是我鼓勵人念博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