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出國的理由

        一個運動圈的年輕人問我：真有必要舉債出國嗎？我不知道！這可真的很難說。但是，我幾位好朋友都是不拿家裡的錢，邊讀書邊在餐廳打工，這樣唸完博士的。
        如果可以不舉債，我倒是可以說出第三個吸引人的理由：在國內靠書本瞭解歐洲文化，總是欠缺那麼一點人味，太蒼白、抽象而沒有血色。等到出國，見到那些真正認真在思考文化問題的人，瞭解他們的學術問題如何連結到他們的生活與情感，這才會真正地感受到歐洲文化原來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單薄的骨架。

出國的第二個理由

        我鼓勵兒女出國，第二個理由是去看看外國的文化，瞭解自己在台灣看不到的面向。但是，不是去看倫敦的雙層巴士或哈羅德百貨（Harrods），那些東西電視上就看得到。出國，最好的禮物當然是去看電視上看不到，在台灣學不到，甚至連自助旅遊都體會不到的東西，才是最值得的。

        在我出國之前，其實我完全想像不出來有什麼重要的學問是我在台灣學不到的。

一個出國的理由

我在新竹中學三年，最得意的是三年內校長都是辛志平，沒給其他校長帶過──我不喜歡後來的校長！而記憶最深刻的則是第一次跑後山三千公尺的越野長跑。

我從來不曾跑過步，一向是個文弱書生。平時當樂隊，可以不參加越野長跑的訓練。一下子突然跑三千公尺，還規定要在30分鐘內跑完全程，而且後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來，簡直像是在腿上綁著千斤沙袋（長跑的人跟我說這叫「撞牆」）；卻怕來不及在30分鐘內跑完，只好繼續靠意志力艱苦地跑下去。大概又過了五分鐘，腳好像麻木一樣，失去感覺，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腳步繼續跑完。從此以後我知道一件事：人的潛力往往遠比他所能知道的還更大，要事到臨頭才會因為被擠壓出來。

不過，後來我再也沒有過這種經驗，直到去劍橋。

國外的網路民主與「台灣關鍵事實」近況

朝鮮日報上有這麼一則新聞：《共和民主都不要 網路政黨美國走紅》，這是一個剛登記的政黨「美國人的選擇（Americans Elect）」，已有165萬人簽名加入。這個政黨企圖利用網路的平權與低成本經營，突破傳統政黨的運作模式（代表制無可避免地會導致集權，高成本無可避免地會導致官商勾結與利益輸送）。

國外也有許多種「開放政治（open-politics）」的倡議，希望通過網路的平權化與資訊的自動化、開放化、透明化，讓政策的決策背景資訊與決策過程更透明，更具有公共性。譬如，利用 media-wiki 建立「預算監督機制」。

看來，普世都共認：傳統政黨政治的制衡機制已經失效，必須另外設計、建立新的「公民管理政黨與政府」的機制。

「台灣關鍵事實」目前已經註冊好 URL，架好網站，正在為這網站撰寫系統規格書。硬體、軟體與網路人手似乎已夠初期使用。只不過大家都是上班族當義工，所以進度較慢。此外，有年輕人在協助蒐集初步資訊，準備開始寫初步的文件內容；我也開始嘗試著要徵求社運圈的合作與串連。

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答客問

一位讀者問我：「什麼是21世紀最關鍵的哲學問題？」 我的回答是：重新找回耶穌出生前驅動人類去發展出古典精神文明的動力（一股人性無法抗拒的自我發展動力），以便重建人性的尊嚴與人生的意義，但是過程中要設法避免掉人文精神在過去2000年來為人詬病的一切。

先簡要地說什麼是「人文精神在過去2000年來為人詬病的一切」。

最討厭這樣的「歸國學人」

        一對剛回國的夫妻在餐廳向接風洗塵的朋友抱怨：「我們系在美國的排名可是第三喔！像我們這種人才，就該像迎接縣太爺那樣，用八人大轎來抬，憑什麼叫我們自己從機場來報到？」接下來就是罵孩子的學校：「上廁所出來，竟然沒有洗手精，而用肥皂！多不衛生！多噁心！」真怪！大家當年都從農村長大，衛生遠比今天差，你當時受得了，今天幹嘛受不了？何況，對台灣不滿？捲起袖口跟我們一起幹，憑什麼我們先回國的就得要幫你把台灣建設好，等你回來白白享受？

唐吉訶德和他的風車——我大學時最喜歡的一部電影和一首歌

回台二十幾年，再多的批評和堅持也阻擋不了大學的沈淪，再多的社會運動也撼動不了政商勾結的體制。於是，我想起了唐吉訶德和他的風車。

在傳說裡，唐●吉訶德不自量力地一再衝向風車，卻一再地敗北；傳說裡，風車紋風不動，而唐●吉訶德則灰頭土臉。

但是，很奇怪地，la Mancha 地區再也看不到唐●吉訶德當年的風車，而唐●吉訶德的精神卻一直流傳到今天。到底贏的是誰？輸的是誰？ 

這讓我想起大學時代感動我最深的一部電影：Peter O'Toole 在 1972年拍的電影「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和它的主題曲「The Impossible Dream 」（左邊的 YouTube 連結有電影的最精彩片段）

劍橋去來

        在清華當了五年講師，我看不出別人念完名校博士後有什麼能吸引我的特質，而他們口中的博士生就是「cheap labor」，因此一直沒興趣出國。一個家境富裕而又聰明的學生大三暑假出國三個月，回來後興奮地跟我談英國的種種，兩小時後我真的失去耐心，老實不客氣地跟她說：「妳說的我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不需要為了那些東西而去英國。妳能不能告訴我一點電視上看不見的東西？」她老半天想不出來，我也更加沒興趣出國了。

         1986年，李家同當清大工學院院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人躺在沙發裡，兩腳翹在辦公桌上，說：「你們系裡只剩少數人沒有博士學位，妨礙我在招生海報上寫『本系教師都有博士學位』。你是其中之一。」我坦白問他：「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念博士，否則不歡迎我留下來？」他也坦白說：「是！」我在不甘願的心境下去報了托福補習班。

退休了！

        還沒有領到退休金，沒參加昨天學校的退休人員歡送茶會，沒領到任何證件，沒有任何證據說我已經退休。馬路上還有人不死心地問：「你真的退休了嗎？」「你真的要退休嗎？」只能回答說：「八月一日開始生效。」據說歡送茶會上會發一張「榮譽退休教授」聘書，我真捨不得的只有辦公室的學術網路。

      

       

台灣關鍵事實 Q＆A：（4）資訊彙整的力量

Q：我還是不懂「關鍵的事實，就是愈關鍵的力量！ 」或者說，我不相信你這一句話。
A：所謂「關鍵的事實」，就是對於關鍵數據的彙整；而關鍵數據的彙整就是要「以最少的資訊呈現問題最完整的概貌」。
        很多資訊都要「完整」才會凸顯意義，而且彙整過程會讓問題的衝擊成幾何級數的幅度迅速擴大。「完整」不是鉅細靡遺，而是慎選最能凸顯問題「全貌」的關鍵數據，要「以最少的資訊呈現問題最完整的概貌」，而不需要次要的細節。
        以全球氣候變遷對糧食的影響為例，大家不時聽到全球災情，但是聽完就忘記了。底下這一張圖彙整2010年下半年全球最重要的水旱災，它不是鉅細靡遺，但卻顯示出問題有多嚴重。
          其中美國中西部是美國最大糧倉，今年變成50年來最大水災。這半年的浩劫造成全球糧食儲存量急遽下降，變成低於70天的不安全（如下圖）。2010年底到2011年初的曲線我懷疑有問題，可能是儲存量更低，但是統計單位怕引起糧食恐慌而隱瞞。
          
        再以農陣反對的浮濫徵收土地來說，政府的手段是把全台徵收案分解成無數個案，使得全國性的土地徵收浮濫（錯誤的產業政策、政治結構與稅賦政策）被降低至「地方政府層級」，然後在報紙上勸一下劉正鴻給人看就沒事了（甚至不需要打自己的孩子給人看）。然後再把一個徵收案分解成「贊成開發」與「反對開發」，使土地的不正義變成少數個人阻礙社會發展。
        資訊被切割、零碎化，它的意義和價值就迅速地被貶低。反之，資訊被彙整、復原，它的意義和價值就迅速地上升。當資訊以算數級數彙整時，意義會以及和級數的方式上升。
        譬如說，農陣一直在講閒置工業用地很多，但是如果（1）把它們的數量和地點標示在地圖上，就會把個案串連而使個案重新恢復其全國性意義；如果（2）同時把徵地案的面積和地點也標示在同一張地圖上，就會更清楚地看見徵地的沒必要性，以及炒作地皮的事實；（3）如果再把都市計畫區內可安置的人口數、非自用住宅，以及住宅供過於求的事實畫在地圖上，跟徵地案擺在一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見徵地案的不公不義。

台灣關鍵事實 Q＆A：（3）誰會願意去看這網站？

Q：很多網站都沒人看，誰會願意去看「台灣關鍵事實/數據」這網站？
A：一個網站要衝出可觀的流量，至少需要兩個條件：（1）有足以吸引大批人潮的內容和議題，（2）在適當的時機引爆。
        我批評五年五百億的三篇文章會吸引大批讀者以及主流媒體的轉述，一部份是內容切中許多人共同的關切，一部份是時間點恰好在五年五百億發佈後不久。我有關農業的論述所吸引的讀者數也許少很多，但是在關心農業的人群中有相當可觀的影響力，也吸引過主流媒體一定的注意與轉述。這兩個事件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只要一個網站的內容切乎可觀人數的需要（而不只是好奇），攸關其切身利益，內容可信度高，閱讀容易，就有機會在特定事件發生點上引發一個巨大的流量。至於這個流量能否維持，則看其內容而定。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希望默默地逐步集結 NGO/NPO 的力量去建構「台灣關鍵事實/數據」網，先鴨子划水或當潛水艇，不急著吸引人潮。我相信：只要它的內容夠好，一年內總會再有數起大事，讓它隨時有機會一炮而紅。

台灣關鍵事實 Q＆A：（2）關鍵事實（數據）跟既有 NGO/NPO 網站有何關係

Q：有那麼多個 NGO/NPO 網站了，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台灣關鍵事實」？
A：目前 NGO/NPO 網站的資訊量太大，而且各領域的資訊又分散在不同團體中，不容易整合。未經篩選的資訊吸收不易，未經整合的資訊意義薄弱。台灣關鍵事實網希望以 wiki 的形式發揮兩大形式的力量：（1）呈現的數據具有層次性與結構性（根據衝擊力量的大小，以及數量級的大小進行排列與呈現），容易一眼就掌握到主要數據（可以用圖示或MV來強化呈現的力量）；（2）跨領域的數據整合。
       如果沒有「數據加總」的動作，很多問題都會被掩蓋起來。譬如，A開發案環評時，開發單位會把附近所有水資源一起當作要給A案使用；到了B開發案環評時，所有水資源又被說成是要給B案使用。如果數據不加總，政府總有規避問題的逸逃出口；如果將數據加總起來，民眾就會清楚看見問題的嚴重性。

台灣關鍵事實Q＆A：（1）如何定義關鍵事實

Q：什麼叫「關鍵事實」？每一個人以為的關鍵事實都不一樣，如何分辨什麼是最關鍵的事實？
A：所謂的「事實」概念太籠統，所以我接受朋友的建議，改稱「台灣關鍵數據」。既然是攸關台灣社會的關鍵數據，當然是由這些數據對台灣社會未來的衝擊大小來決定。我們可以把這個網站的內容先聚焦在「2020年影響台灣社會福祉最關鍵的十項數據」，譬如2020年時石油價格每桶將達到336美元左右（IMF的預期），這個價格（數字）將會造成台灣GDP的下跌，失業率上升，惡性通貨膨脹大幅攀升，對大陸的糧食與經濟倚賴加深，失去政治上的自主性。任何對台灣社會影響幅度相近的關鍵數據都可以被提出來，通過 Wiki 的公共書寫與公共管理的原則來競爭這十大數據。或者，預期2020年台灣的國債將達到14～40兆，約是2011年（14兆）的100％～300％，遠超過歐盟規定的上限（60％），也遠超出一般認定的破產。

Q：什麼叫事實？誰都可以造謠，如何認定？
A：在「台灣關鍵事實」這個 Web2.0 網站上，所有數據必須註明出處。至於出處的可信度，學術上有一整套大致上公認的原則。利用這個機制可以將造謠的空間大幅縮小。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寫作背景（2）

有關《安娜‧卡列妮娜》的評論與討論中，最常被討論到的議題是：安娜一定要死得那麼悲慘嗎？托爾斯泰是否有譴責安娜的意思？

蘇聯學者 Ivanov- Razumnik 認為：安娜的過錯不在於愛上佛倫斯基，而在於對她丈夫的痛苦缺乏同情心，以及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1] 但是，這樣的一種態度過份單一，比較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會有的態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態度比較像是在宣揚個人的信念（但不會讓讀者覺得在傳教而無聊），托爾斯泰的寫作態度更像是在呈現人性的各種可能，而不會讓作者的個人取捨限制住小說中人性的可能發展。

從《安娜‧卡列妮娜》，我們無法推測出托爾斯泰的態度。他曾藉著安娜的口說出：「我可不願意拿石頭去砸她。」[2] 托爾斯泰不像是一個會給他人定罪的人──他曾在撰寫《安娜‧卡列妮娜》之前給Strakhov的私函（未寄出）中為娼妓的存在辯護，也曾在1882年參與莫斯科社會調查時為娼妓說話而贏得娼妓的好奇與好感。托爾斯泰不願意在小說中表白自己對信仰的態度，因此把列文跟神父的對話改寫四次，以便讓讀者無從判斷他對列文和神父的真正態度：「我發現，當讀者無法判斷作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時，故事留給人的印象會最深刻。」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寫作背景（1）

他兒子 Ilya 的轉述，托爾斯泰曾經在這本小說出版後批評道：「要描述一個軍官如何跟一個婦人糾葛在一起，這有何難。這不僅沒有任何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它根本就不值得。」[1] 我們該如何來理解這一句相當驚聳的評語呢？

托爾斯泰在寫完這部小說之後就對文學創作不再有興趣，甚至在《藝術論》中幾乎譴責了所有形式的藝術創作，而且要求一切藝術創作必須為宗教服務。而且，晚年的托爾斯泰經常厲詞譴責貴族對於婚外情的默許與讚許。因此，有人主張：托爾斯泰讓安娜慘死車輪下，是對安娜的一種道德譴責。但是，這種主張忽視了托爾斯泰寫作過程中內心的複雜轉變，也過度簡化了他的創作動機。

在開始撰寫《安娜‧卡列妮娜》之前，托爾斯泰還是基本上肯定娼妓在社會上的正面意義。他曾寫一封信給 Strakhov表示，如果沒有娼妓，城市裡大量聚集的單身漢將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勾引已婚和未婚的婦女，而已婚的男人將會無法忍受他們的妻子。「這些可憐的人從無法記憶的時間起就存在，而且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主張說上帝容忍目前的情境是錯誤的，或者說耶穌赦免其中一人的罪是錯的，我以為那是既狂妄自大又欠缺深思的。」[2] 因此，托爾斯泰不像是會單純地譴責安娜的作為。

事實上，《安娜‧卡列妮娜》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那麼獨特的地位，並且引起歷久不休的討論，就是因為作者提供給讀者極其複雜而多元的探討角度。如果托爾斯泰只是把安娜看作「悖德的婦人」，那麼他並不需要把卡列寧描繪成一個沒有感情能力的丈夫，以他的無趣以及對婚姻的不情願來扼殺安娜的生命氣息與熱情，從而贏得我們對安那的同情。另一方面，有些當代的批評者把安娜看成是女性爭取獨立的先驅，這也有可能是從另一個方向在簡化這一部小說。畢竟，安娜的悲劇有她咎由自取的成分，不能說她是盡然地無辜。托爾斯泰賦予安娜的複雜程度，正比於他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內在轉折的複雜程度，也正比於這部小說創作過程中一波三折的複雜程度。

托爾斯泰小傳（5）

1-8：托爾斯泰的悲劇

  對於托爾斯泰而言，信仰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從醒過來到入寢，有時還包括睡夢之中的時間。對他太太 Sofya 而言，信仰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佔她一週生活中的一小部分（週日上教堂，每天固定的時間祈禱）。教徒托爾斯泰想要放棄他所有的財產（他叫它們 nonsense），但是伯爵夫人想要為孩子保留他們清清白白賺來的家產。

  1881年五月29日的日記含蓄地記下夫妻間的爭執，「『基督的教訓不切實際。』『所以是荒謬的？』『不是，但是它們不切實際。』『妳曾經試著去實踐它們嗎？』『沒有，不過它們就是不切實際。」[1]

  托爾斯泰愈來愈渴望過著像農民那樣簡樸的生活，但是當他從Samara回到家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如往昔的宴會。他還不想跟家人決裂，因為他們是他的骨肉，只能在日記裡無奈地記下：「一場戲劇表演。一群空洞的人。19、20和21日這三天一定會從我的生命裡被刪除掉。」[2]

  偏偏，大兒子18歲，準備要進大學，其他小孩的教育也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大女兒17歲，按慣例應該要開始進入社交圈，以便有機會認識好對象。這些家庭的需要，使得全家必須在冬天搬到莫斯科一棟租賃的房子裡住。托爾斯泰也必須遷就家庭的需要。10月5日的日記：「一個月過去了。我人生中最折磨的一段歲月。搬遷到莫斯科。整天忙著安排各種事物，他們要到何時才可以開始『活』？這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要活，而只是為了讓別人喜歡。真不幸，唯獨缺了『活』。」[3] Sofya給姐妹的信則這麼說：「列夫不僅僅變得憂鬱，他甚至掉進絕望的冷漠。他不吃不睡，有時候甚至一直掉眼淚。」[4]

托爾斯泰小傳（4）

1-7：沒有個人的幸福，只有全體人類的幸福

  1881年2月9日，跟托爾斯泰並列俄羅斯兩大文豪的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1821-1881）過世，Sofya寫信給她妹妹：「列夫工作過度，他老是頭痛，但是卻無法放下工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亡對他和對我們都產生很大的影響：那麼有名，那麼受到普遍的愛戴，最後卻還是要死亡。這使得列夫一直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也變得更內向而沈默。」[1]

  在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裡，他宣揚後來終生持信的信念：「我相信，當所有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才能有幸福存在。」「只有當它是自我犧牲時，愛才配稱為愛。因此，只有當人懂得要獲取個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時候，真正的愛方能實現。」[2]

  當托爾斯泰放棄個人的幸福時，他也同時放棄了純文學的寫作，以及為自己而寫作的動力。從1877年寫完《安娜‧卡列妮娜》之後，一直到1910年他逝世為止，除極少數例外，整整33年之間他的著作幾乎都是宗教性與道德性的論述。譬如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1882年的《懺悔錄》、1883年的《我的信仰》、1885年的《愛在哪裡神就在那裡》、1886年出版的《什麼是我們應當作的》、1887年的《人生論》、1888年的《黑暗的力量》、1892年的《第一步》、1893年的《神在你心中》、1894年的《基督信仰與和平主義》、1898年的《藝術論》、1902年的《宗教論》， 一直到1908年反對死刑的論述《我不能沈默》等。

  50歲以後的托爾斯泰跟35歲以前的托爾斯泰判若兩人：一個徹底禁慾的人，和一個徹底縱慾的人。假如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那就是真誠無欺，以及做起什麼事來都全力以赴，毫無保留。

托爾斯泰小傳（3）

1-5：婚姻與文學的救贖──道德時期

  1860年托爾斯泰經歷了大哥尼可萊的死亡。三哥Dmitry死於1856年，據說那時托爾斯泰忙著去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這一次死亡的恐懼結合了人生終歸虛無的惶恐，強烈地震撼了他，猶如被死亡吞噬的是他自己。[1]

  托爾斯泰在1861年訪英國期間好像沒有嫖妓的紀錄。[2] 但是，1862年初他還跟《莫斯科通訊》的發行人兼編輯 Katkov 賭博，輸掉1,000盧布。根據他後來的太太Sofya的說法，這件事把她們姊妹都氣哭了。[3]

  在婚前三年所發表的《婚姻生活的幸福》裡，托爾斯泰顯露出對家庭與婚姻生活的渴望，但是卻又懷疑愛情的持久性，以及純真少女抗拒社會上各種誘惑的能力。此外，他也覺得自己過去生活浪蕩，配不上純真的少女。[4] 因此，他幾乎打定主意要放棄婚姻與家庭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有機會，他又很認真地在考慮結婚的對象。1861年給他堂姐Alexandra的信裡，他這樣分析一個候選人 Ekaterina Tyutcheva：「她太像溫室裡的植物，太過份地被教養成享受現成底快樂的人，而不可能跟我分享我的作品，連理解都可能有問題。她完全是被培植來享受道德上的快樂與甜蜜，而我則只能為她培土、施肥。」[5]

托爾斯泰小傳（2）

1-4：不可自拔的酒色與賭博

       但是，年輕的托爾斯泰有求好的心，卻完全沒有自制能力。雖然他晚年對性與性的慾望極端嫌惡，他年輕時對性生活與賭博的沈迷程度，連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時的部隊同袍都感到震驚。根據他的懺悔錄，從離開學校到婚前的這一段時間，托爾斯泰跟其他年輕貴族一樣地賭博、酗酒、決鬥、生活放蕩，引誘婦人，並且為虛榮心與驕傲而寫作。

托爾斯泰小傳（1）

      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的一生充滿著熱情、懷疑與與自我搏鬥的艱苦歷程：他從一個對人生感到惶惑的孤兒，成長為虛無、縱慾而無法自拔的敗德者，終而成為一個信仰堅定、禁慾的耶穌信徒。一路上他從不曾自欺，不曾稍微鬆懈過嚴苛的自我檢視與鞭策，也不曾放棄過追求最真實而有價值的生活與生命。在這個充滿困惑、墮落與自責的過程中，他以一系列的小說引導我們去管窺他血淚斑駁的搏鬥過程與內心世界，也從而為讀者打開遼闊的人性空間與想像，並提供讀者最接近真實的「人性發展史」紀錄。

      我相信，每一個懷著熱情、困惑與懷疑而認真地活著的年輕人，都可以從他的小說受惠。我自己在生命的信念最脆弱的那將近10的歲月裡，就是仰仗著托爾斯泰無欺的生命記錄而走過來，並且在後來印證了他的指引的確信實可靠。

「台灣民主3.0」說帖（2）：2012 國會PK賽與2016延長賽

一、說帖（1）2012 國會PK賽：從2011九月份開始發起，大選投票日前一週完成連署，連署內容：「我們將在2012 投票選舉立法委員，我們的選票將集中投給藍綠之外的第三黨，以配票的方式支持該黨當選邊緣的候選人。我們投票的依據是：（1A）各政黨的立法條款與內容承諾，（1B）各黨預算審查標準與草案，（1C）政黨候選人名單。想要我選票的候選人必須提出『2020台灣的問題、挑戰與願景』，並據此說明該黨立法條款、預算分配原則與候選人專業背景如何有助於推動有效因應問題的立法與預算。」
（2）2016 延長賽：2012立法委員宣誓就職後，完成擴大連署：「我們將在2016 投票選舉立法委員，我們的選票將集中投給藍綠之外的兩個政黨，其中一部份用以支持2012年我們支持的第三黨，依其對選前承諾的完成度給票，剩下的票數將集中投給2016年在立法內容、預算審查標準與候選人綜合評量得分最高的其他政黨（不含藍綠兩黨）。」

「台灣民主3.0」說帖（1）：2012 PK賽與延長賽

一、說帖
（1）2012 PK 賽：從2011九月份開始發起，大選投票日前一週完成 30～50萬人連署，連署內容「我將在2012 投票，投票唯一依據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執政計畫書。想要我選票的候選人必須提出『2020台灣的問題、挑戰與願景』，並提出具有完整關鍵數據的『執政計畫書』，詳細清列2013、2014、2015 與 2016 擬達成之政策目標。」
（2）2012延長賽：2012總統宣誓就職後，完成50～100萬人連署「我們將在2012～2016 參與所有縣市長、議員和五都選舉的投票。以上所有投票只有一個依據：總統當選人執政計畫書的完成率。如果完成率為30％，我們將會有70％的選票用來支持在野黨當選邊緣的關鍵候選人，有30％的選票用來支持執政黨當選邊緣的關鍵候選人。我們也將在 2016 大選投票，投票唯一依據是2012執政計畫書的完成率。」

二、說明
（1）如果可以完成「2012延長賽」50～100萬人連署，我們可以在 2012-2016 的選舉中發揮中間選民關鍵少數的選票，針對兩黨當選/落選邊緣的關鍵候選人以及有希望參加2016大選的候選人予以獎勵、懲罰性投票，以便利誘/鞭策這些候選人，讓他們一起在黨內對總統與內閣施壓，催促他們認真執行執政計畫書。歐洲選民就是利用這個機制逼迫失言、失職的內閣官員下台。
（2）執政計畫書不是沒有具體數字的執政白皮書，而是針對台灣的關鍵問題（失業、實質所得逐年下降、國債、稅賦不公、水資源不足、2020與交通能源危機，以及產業升級政策等），明確而扼要地提出政策目標，每項政策目標都必須要以具體數字表示，以便事後作為獎懲性投票的依據（譬如失業率降至3％，國債降至X兆，稅收提升至Y兆且其中企業稅佔Z％，etc）。

心情記事（3）

最近部落格寫得較沒那麼勤快，一部份是希望維持在每週一、兩篇左右（一篇人文類的人生哲學或影評、小說評論，另一篇是國事評論），以免多到讓讀者負擔不了，也不要讓自己負擔過大。

如果妳喜歡我的部落格，以後每週來一次應該就夠。

部落格寫得較沒那麼勤快，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新書寫作進度嚴重落後。這本書暫名「生命是持續不斷的累積」，它是為30歲左右的人寫的。有三大議題：人生觀與自我成長，學業＆事業與志業，以及愛情與婚姻。寫作進度嚴重落後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再改寫（想更精準地聚焦到30歲左右的人較關心的共同議題），以及外務太多（演講、跟朋友開會討論如何推動「台灣關鍵數據」以及「台灣民主3.0版」）。

為了怕寫作進度延滯過多，我規定自己每週要寫完這本書的一章（約5500字），之後若有空閒才能寫部落格。因為一再重寫和外出演講、開會，所以最近一個月都沒有時間坐下來好好地寫部落格。

希望七、八月份情況會改善。

台灣民主3.0版

關心五年五百億的讀者絕大部分沒有跟上我後來關心的議題：用網路促成台灣的責任政治。我把這個新的政治機制叫做「台灣民主3.0版」，意思是「第3.0版的台灣民主政治制度」。年底之前我關心的首要議題將是「建構台灣責任政治的新機制」。

如果我們把民進黨在解嚴之前的組黨行動當作台灣民主政治制度的開始，那麼它就是「第1.0版的台灣民主制度」，之前的黨外運動則是為這制度催生的過程。這個版本下的民主制度是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有兩黨政治的制度架構，沒有兩黨輪政的實質。

2000年到今天算是「第2.0版的台灣民主制度」：政黨輪替開始，兩黨都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對對方造成威脅，足以取代對方的執政權。但是這個版本下的政治卻是個藍綠都不負責的分贓政治：誰拿到大權，就可以分配總統府以下7000個統治台灣政治和國營、半國營機構的位置。內閣說錯話、做錯事不用負責下台，即使下台還可以安插到國營、半國營機構的肥缺。即使被網友評為「冷血」的薛香川，離開了政壇都還是可以在中信金董事長辜濂松延攬下擔任台灣彩券公司當董事長。科技背景的薛香川跟彩券能有什麼關係？他取得這位置到底是靠實力？還是複雜的政商酬庸？值得進一步追查、探究。

在2.0版的台灣民主制度下，雖然有愈來愈多的選民從深藍、深綠轉淺藍、淺綠，卻又難忘舊情地老是含淚投票，因而被兩黨政治人物看不起。淺藍、淺綠與中間選民也都被政治人物看不起，當作不存在或對政治毫無影響的被統治階級。一位入過閣的人就傲慢地對我說：「台灣根本沒有中間選民」。他們相信，中間選民到了大選時只有三個出路：含淚投籃、含淚投綠、投廢票或不投票（政治人物最喜歡這種人，他們乖乖繳稅，卻又完全不去影響政治，對政治人物的利益有貢獻而又絕對不會對政治人物造成任何困擾、壓力）。不投票的中間選民往往自恃甚高，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光譜上其實是被看成最沒用的被統治者（最軟弱無力的人）。

台灣現在需要的是發明新的政治機制，讓說錯話、做錯事的人會被同黨同志逼迫下台，而不需要選民上街頭、請願、連署（這些動作因為威脅不了政治人物，所以都會被政治人物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