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記憶體嚴重匱乏的電視名嘴們

台灣人健忘的程度是不可思臆的，而窮人與富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差距之大更是不可思臆。可惜的是，掌握電視媒體的仍舊是老年、健忘、富有而不知民間疾苦的名嘴們。

昨天 TVBS 的戲碼是：「只有蔥和特定必須品在漲價，其他的物品有在漲嗎？」有個我一向還算看得起的名嘴竟然說：「台灣沒有停滯性通貨膨脹、沒有進口性通膨，只有『在地性通膨』，而且侷限在少數貨品。」

資本市場所有的交易品價格都會「潑動上漲」或「潑動下跌」，要談經濟情勢就要看基本面而非短期波動。可惜，臺灣人記憶能力太差，超過一週的事很難記得，要談基本面就只能靠胡扯了。

黃小玉真的在跌嗎？看你在談的是長期趨勢或短期波動。底下幾張圖獻給大腦裡頭記憶體配備嚴重不足（或記憶體早已壞掉）的名嘴們。

李濤不是唯一有理性的人──失業問題的真相

昨天（九月廿五日）晚上李濤在他的節目裡一再用我聽起來很煽動的口吻說：「但是你這種理性的分析有誰要聽」，意指其他電台或媒體有關經濟惡化，失業問題惡化的傳聞都是非理性的挑撥之詞，沒有理性與事實的根據。

不過，繼續分析之前容我再聲明一次：我不是綠營，我討厭藍綠所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們的不負責任與利益輸送斷送掉我們一整個世代的未來。

三立是深綠而李濤是深藍，他為執政黨辯護的策略很簡單：找一堆表面上矛盾的數據，同時找一堆搞不懂實況或者樂意混淆視聽的名嘴，把觀眾的判斷能力搞糊塗，於是馬政府的責任就被稀釋到看不見的程度。我不想把所有伎倆全部拿出來檢視，就挑一個單一議題來談：失業問題。

陳鳳馨特地出示過去十三年來八月份的失業率給大家看，顯示今年八月份並非過去十三年來最糟的，也不像是比平均水準差。然後問大家：失業的問題真的有那麼嚴重嗎？當然，她的意思是問題不嚴重。而 TVBS 的談話標題是「失業  v. s.  大缺工」，暗示著：工作缺那麼多，失業的人是自己沒本事卻想要超過自己能力的好工作，失業是自己的問題。

最近許多媒體在檢討失業時也總是會把「大學畢業生一代不如一代」當作當前失業的關鍵要素去探討。這篇文章就把這兩件事一起拿來探討。

改變是有可能的

股市財經節目開始批判政府稅賦政策，而且立場改成站在受薪者這一邊，而不是股市大戶那一邊，這算不算是一個三、五年前不敢想像的改變？但是它已經成為事實。

《57金錢爆》的楊世光過去很專心於股市大盤分析，談到國外相關資訊時重點還是如何炒股，至少我是嗅不出有什麼正義感，或者對底層民眾的關切。但是，最近的嬉笑怒罵裡總是偶而會罵一下政府，而且態度愈來愈鮮明而不遮掩。連苑舉正都開始談台灣勞工過分漠視勞工權益了。

《夢想家57號》也是談炒股起家，到現在還是在談投資，兩位主持人更不像是會關心社會正義的人，但是昨天也開始談起稅負正義，甚至說得血脈賁張。

當然，TVBS 的夜間新聞還是要繼續捍衛藍營政權，用各種伎倆想要把民生的困苦推諉成個人問題，或者故意用大量表面上矛盾的數據來搞烏賊戰，想要模糊事實跟責任。但是，他們卻不得不讓朱學恆每天有個幾分鐘在那裡不識趣地唱反調。連早已被 TVBS 遣散的沈富雄也回籠了。

這些都是改變，而且所有對現況不滿且對未來憂心的六、七年級生都有能力加速這個改變！

打工度假、台勞、泰勞與20年前的工廠實習

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各種媒體評論卻把四個不相關的概念糾混在一起談，什麼也沒講清楚，愈講大家愈糊塗。

《今周刊》的報導與事實有嚴重出入，我不再贅言。事實上確實有一個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為的是要賺第一桶金。這個部份到底該怎麼看？先把這件事的意義說清楚，才有辦法釐清另外三件事。

假如是一個國小畢業生去澳洲打工，為的是要賺第一桶金，大家都不會去多談。不是因為他活該，不是因為這樣符合社會正義，而是因為我們了解那一種離鄉背景的不得以──而且我們老早就已經在新自由主義的洗腦下對底層民眾的苦難視而不見。

為什麼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做同一件事就引起掀然大波？因為教育資源浪費，因為生涯發展中輟或扭曲！因為這是一種更駭人聽聞的不得以！

大家都想賺第一桶金，但是大家也希望賺錢的過程可以繼續累積實力與競爭力，歲月過去不只換到錢也換到成長。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如果是為了打開國際視野和學習英文，這是一種成長，做什麼工作不要緊，吃苦耐勞反而是加分。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去澳洲打工，如果只是為了賺錢而無關乎成長，大家會問：台灣的經濟處境真的已經壞到沒有別的方法兼顧第一桶金和個人成長了嗎？

什麼叫「被犧牲的一代」

我在「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一文裡說六、七年級是被四、五年級犧牲的一代，馬上有一堆四、五年級的跳出來辯解。網路上的言論經常無俚頭，沒什麼好評論的。但是一個銷量可觀的報紙社論竟然也用極為僵直的腦袋為四、五年級辯解，這就顯示四、五年級生裡頭掌握社會資源的真有不少低能而高就的「人才」──不僅僅只是在總統府和行政院會裡喔。

蘋果日報的這篇社論裡這麼說：「彭教授說的四、五年級生掌握社會大部分的利潤，年輕人只能當『奴工』的說法有簡化命題之嫌。 那些四、五年級的老闆或專業經理人，除有富爸爸的富二代外，大多數畢業後也從小員工做起，現在剛好是收成的階段。這是正常社會的現象，怎麼會有世代階級冤仇的看法？ 」連「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這麼簡單的文章都讀不懂就可以寫社論，你就知道四、五年級的人多麼容易就可以霸佔住重要的社會資源，以及他們的腦袋為何會簡單到無論如何都搞不懂六、七年級的處境。

寫這社論的人大概從來沒有聽過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因為他們一輩子沒遭遇過。

先說六、七年級生有哪些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付不起的房價、擔不起的創業風險、仰賴資本密集的大吃小經濟競爭，勉強吃得飽、穿得暖的薪資。四、五年級生的成長過程有沒有這些「玻璃天花板」？沒有！所以四、五年級生才有辦法「現在剛好是收成的階段」。

關鍵不是「大家都從小工作起」，而是四、五年級生的頭頂沒有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而他們現在卻成為下一代的「玻璃天花板」：他們炒高房價讓下一代買不起屋子，他們搞規模經濟壓縮新進入者（下一代的創業者）的生存空間，他們吸乾了經濟成長的果實而讓經濟動能消失使新進入者（下一代的創業者）面對扛不起的巨大創業風險──他們讓下一代看不到未來！這難道不是事實？

給七年級生的期勉

一個七年級生寫信來問我：「為什麼很少說年輕人的缺點，對年輕人又有何期許？」說來話長。不見得每一個七年級生站在我面前我都會喜歡，譬如有些清大學生喜歡很白癡地把機車停在郵局前面的汽車道上，害得光復路的汽車進不來，塞在光復上。

寫部落格本來是想分享自己在人文領域的心得，後來卻變成都是在談社會問題。談社會問題就要談結構性問題，但是今天掌權的是四、五年級，而盲目崇拜權威把爛人拱上權力核心的也是四、五年級；今天的社會問題絕大部分是我們這一代造成的，沒道理把責任推卸給年輕一代。

我說六、七年級是被犧牲的一代，是在談結構性問題，而不是在談四、五年級的動機，也不談六、七年級的個人行為。這種談事情的方式是受到社會學的影響。

就說草莓族吧，他們不也是四、五年級的教養出來的？他們行為乖張時我也很討厭，但是要問誰該負責任，父母至少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學校教育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社會教育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他們自己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這樣算起來，他們自己要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但是長輩要負四分之三的責任。

說清楚這些是非和責任，是希望四、五年級的為了下一代去努力改變社會結構，也希望六、七年級的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而一起來努力改變社會結構，讓台灣變得更適合人居住。

但是，只埋怨社會是不夠的，很多事要靠自己，而且自己也有很多自力救濟和自我發展的空間。

關於澳洲打工與台勞

一個雜誌報導了一個很聳動的「台勞」故事，全國競相轉載。但是如果故事的男主角沒有說出他是哪個學校或哪個系畢業的，這個故事還會很聳動嗎？你也許會把它看成只不過是眾多澳洲打工者中的一個極端的案例。

我對台灣的雜誌基本上沒好感，因為他們太喜歡斷章取義，加油添醋，甚至不惜捏造，所以我不接受媒體採訪。

看到網路上這故事後，直覺就是想知道這故事會不會是瞎編的。查了老半天，這個故事很有機會是真的，只不過沒有任何線索讓我相信這一定是清大經濟系畢業生。就即便是清大畢業生吧，也不像是澳洲打工者的典型，而像是極為特殊的個案──去當屠夫只為了兩年存兩百萬。

徵研究夥伴與研究生 ── 關於台灣的關鍵事實

我想徵求一批關心「台灣未來與青年困境」的朋友，組成一個研究小組，以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嚴謹度，站在跨科系整合的大視野下去探討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鍵數據及其意涵，尤其著重在經濟 、產業與社會重大問題（譬如少子化的相關議題、醫療資源供應失調與健保黑洞問題等）的分析（但要整合經濟、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視野），以便思索因應危機與青年困境的可行策略。

這個研究小組預計將每個月聚會一次，由我和願意參予的成熟學者共同引導年輕學子，輪流討論不同主題的數據，以及它們的彙整與詮釋，以便藉此勾勒台灣問題的具體實況與未來。

所謂的「成熟學者」現在開始公開徵求，我身邊的朋友各忙各的，不會特地去邀請她們；所謂的「年輕學子」原則上研究能力要達到碩士生的水準。

我尤其歡迎社會科學院的博、碩士生參加。這個小組的特色將是：（1）以數據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不要遊談無根的空汎論述；（2）跨領域的解讀與詮釋，以便了解各種數據完整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意涵；（3）以國外學術文獻協助解讀與思索因應策略。

草莓族，或被犧牲的一代？──台灣的案例

       最近媒體大肆宣傳各種就業機會，製造一種印象：工作機會很多，是年輕人期望太高。名嘴則大談自己當年如何艱苦地不計較待遇，陳鳳馨乾脆希望學校要教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所以，年輕一代是草莓族？咎由自取？

       我在上一篇文章「我們被騙了三十年！談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裡用美國為例說明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要為全球性的青年困境負起主要責任。現在這一篇文章要用台灣的社會狀況說明這一代的年輕人是如何被上一代犧牲掉的。

我們被騙了三十年！談全球性的青年困境

       九月份以來的四篇文章其實都是在探討青年困境的成因，「供需與分配：誰的正義」一文表面上好像在談經濟問題，其實青年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錯誤的財經制度所造成的，甚至繼續既往的話將會使一整代人的未來都被犧牲掉。

       過去三十年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曾經許諾：只要把一切資源從國家手裡取回來交給市場，這個世界將會更繁榮，所有的人會更富庶；為了走向這個美麗新世界，他們在我們腦袋裡植入了以下的信仰：減稅、放寬法令、開放國際市場競爭（別擔心弱勢產業，它們倒了會有更好的企業興起，失業的員工會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把失業問題交給市場自己去解決、同情窮人就是對自己殘忍（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供需與分配：誰的正義

據說經濟學的理論只有一套，但是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議題上經濟學家都至少有兩套彼此互不承認的說法。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到底是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連克魯曼都不敢一口咬定，他甚至還說沒人願意捲入這爭議的泥沼。至於市場效率比較高，還是政府效率比較高，也說不清楚，反正兩個陣營都有人拿到諾貝爾獎，而且不只一個。

這個世界也許真的有些問題是經濟學家解釋不清楚，或者還沒覺察，或者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問題。但是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已經太久，以致於很少有人知道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到底研究不研究幾個目前全球遭遇到的重大問題：（1）青年失業，（2）少子化與國債問題，（3）所得差距逐漸（加速）惡化的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想不起來國內的經濟學者有誰提出過解方，但是卻記得一大群經濟學者的發言都只會替有錢人爭利益而罔顧底層工農活不活得下去。台灣的經濟學者給我的印象極端惡劣，簡直都是惡質資本主義的幫兇，想不出哪一個有正義感。

       但是，國外的經濟學者就不像台灣的這麼惡劣，還是有很多人關心公平跟正義。

       在國外的左派論述裡，國際貨幣基金（IMF）經常被當作是第一大惡棍，或者惡質資本主義的第一大幫兇。所以我反而對他們的論述特別感興趣。

        2011 年九月該單位的雜誌 FINANCE & DEVELOPMENT,（Vol. 48, No. 3）有一個醒目的主題："Inequal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檢討過去一世紀以來全球主要國家所得差距的變化。

青年的困境（3）：政府對策

結構性問題必須要政府出面才能解決，要政府出面必須有足夠的選民壓力才可能。對現況不滿的青年，必須試圖通過網路集體表達對兩個政黨的不滿（兩個政黨執政期間都在執行會使青年失業問題惡化的政策，兩個政黨在野期間都參與官商勾結而沒有善盡監督之責），同時積極自救。

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是這些手段都被被新自由主義梗阻而愈來愈少人談起，甚至還風從雷根與柴契爾而倒行逆施，鼓吹與執行劫貧濟富的政策。

青年的困境（2）：受害者集中於青年

      青年的困境有些是個人因素，必須靠個人去解決；但有些是大環境造成的（叫「結構性因素」），其中很大比例是政府在製造問題，或者政府有能力與責任解決問題，這些部分都該要求政府解決，而不該全賴給個人（個人也沒有能力解決）。
      台灣這些年來媒體的政黨立場壁壘分明，與執政黨屬性相近的媒體從來不談政府責任，與執政黨屬性對立的媒體只會潑婦罵街，肆意宣染，沒有能力分析問題，等換黨執政時同樣的弊端一再重複。社會無法進步，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媒體無能是首要關鍵，視聽大眾不願意培養出分辨是非的能力則是媒體可以持續無能的關鍵。
      李濤找了一堆人談「青貧」問題，不去請來賓分析結構性問題（其實名嘴也通常沒有能力進行結構性分析），卻一再追問出席的青年「你們為什麼不去創業」，阮慕驊說：「我們以前也是從1.5K開始做起」，陳鳳馨說希望學校要教年輕人正確的工作態度，遠見的編輯試著當啦啦隊說：「其實有許多新興的行業，青年應該去這些領域創業，以及到找不到人的產業（黑手、船員）去工作」。這些談法都有意無意地在規避結構性問題與政府責任，而把問題個人化（推給年輕人）。朱學恆說：大老闆會打壓我們，不給我們機會。問題是：這樣就叫做不公平嗎，如何證明不是青年人太沒志氣？
      一群人說了一整個晚上，什麼問題也沒說清楚，因為大家都沒有認真面對一個關鍵的問題：經濟不景氣，為何全球的失業者都集中在青年人？是青年人太草莓？還是青年人教育品質太差？還是有青年人自己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問題？

青年的困境（1）：成因與未來

  青年貧窮的問題逐漸在國內發燒而浮上電視媒體的檯面，速度遠超乎我所預期──清大對面有一家日本料理，算是附近較高的消費，但是我經常看到年輕人一點就是每人三、五百元，一點都看不出消費能力有在下降，因此我原以為住家啃老與使用長輩的儲蓄會把這問題給遮掩一段時間。

  但是，「青年貧窮的問題可能會從短期現象變成長期現象」的焦慮正在逐漸增溫。我猜這才是媒體會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的原因。

  問題出在哪裡？該如何解決？有沒有機會解決？個人該如何自救？聽來聽去，我總覺得大家在瞎子摸象，沒有從完整的系統觀點看問題，雞零狗碎地各說各話，拼湊不出完整的圖像，就找不出合理的對策。

  本文嘗試著從較寬廣的視野去探索成因與對策，雖然力求言之有據，但是立論大異於台灣經濟學者慣有的論述與思維，只能當作假說。不過我的目的不是標新立異，而是愈來愈覺得傳統經濟學的視野已經跟真實經濟的處境脫節了。

希望這一篇文章可以拋磚引玉，引來更深入而專業的思考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