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寫作背景（2）

有關《安娜‧卡列妮娜》的評論與討論中，最常被討論到的議題是：安娜一定要死得那麼悲慘嗎？托爾斯泰是否有譴責安娜的意思？

蘇聯學者 Ivanov- Razumnik 認為：安娜的過錯不在於愛上佛倫斯基，而在於對她丈夫的痛苦缺乏同情心，以及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1] 但是，這樣的一種態度過份單一，比較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會有的態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態度比較像是在宣揚個人的信念（但不會讓讀者覺得在傳教而無聊），托爾斯泰的寫作態度更像是在呈現人性的各種可能，而不會讓作者的個人取捨限制住小說中人性的可能發展。

從《安娜‧卡列妮娜》，我們無法推測出托爾斯泰的態度。他曾藉著安娜的口說出：「我可不願意拿石頭去砸她。」[2] 托爾斯泰不像是一個會給他人定罪的人──他曾在撰寫《安娜‧卡列妮娜》之前給Strakhov的私函（未寄出）中為娼妓的存在辯護，也曾在1882年參與莫斯科社會調查時為娼妓說話而贏得娼妓的好奇與好感。托爾斯泰不願意在小說中表白自己對信仰的態度，因此把列文跟神父的對話改寫四次，以便讓讀者無從判斷他對列文和神父的真正態度：「我發現，當讀者無法判斷作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時，故事留給人的印象會最深刻。」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寫作背景（1）

他兒子 Ilya 的轉述，托爾斯泰曾經在這本小說出版後批評道：「要描述一個軍官如何跟一個婦人糾葛在一起，這有何難。這不僅沒有任何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它根本就不值得。」[1] 我們該如何來理解這一句相當驚聳的評語呢？

托爾斯泰在寫完這部小說之後就對文學創作不再有興趣，甚至在《藝術論》中幾乎譴責了所有形式的藝術創作，而且要求一切藝術創作必須為宗教服務。而且，晚年的托爾斯泰經常厲詞譴責貴族對於婚外情的默許與讚許。因此，有人主張：托爾斯泰讓安娜慘死車輪下，是對安娜的一種道德譴責。但是，這種主張忽視了托爾斯泰寫作過程中內心的複雜轉變，也過度簡化了他的創作動機。

在開始撰寫《安娜‧卡列妮娜》之前，托爾斯泰還是基本上肯定娼妓在社會上的正面意義。他曾寫一封信給 Strakhov表示，如果沒有娼妓，城市裡大量聚集的單身漢將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勾引已婚和未婚的婦女，而已婚的男人將會無法忍受他們的妻子。「這些可憐的人從無法記憶的時間起就存在，而且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主張說上帝容忍目前的情境是錯誤的，或者說耶穌赦免其中一人的罪是錯的，我以為那是既狂妄自大又欠缺深思的。」[2] 因此，托爾斯泰不像是會單純地譴責安娜的作為。

事實上，《安娜‧卡列妮娜》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那麼獨特的地位，並且引起歷久不休的討論，就是因為作者提供給讀者極其複雜而多元的探討角度。如果托爾斯泰只是把安娜看作「悖德的婦人」，那麼他並不需要把卡列寧描繪成一個沒有感情能力的丈夫，以他的無趣以及對婚姻的不情願來扼殺安娜的生命氣息與熱情，從而贏得我們對安那的同情。另一方面，有些當代的批評者把安娜看成是女性爭取獨立的先驅，這也有可能是從另一個方向在簡化這一部小說。畢竟，安娜的悲劇有她咎由自取的成分，不能說她是盡然地無辜。托爾斯泰賦予安娜的複雜程度，正比於他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內在轉折的複雜程度，也正比於這部小說創作過程中一波三折的複雜程度。

托爾斯泰小傳（5）

1-8：托爾斯泰的悲劇

  對於托爾斯泰而言，信仰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從醒過來到入寢，有時還包括睡夢之中的時間。對他太太 Sofya 而言，信仰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佔她一週生活中的一小部分（週日上教堂，每天固定的時間祈禱）。教徒托爾斯泰想要放棄他所有的財產（他叫它們 nonsense），但是伯爵夫人想要為孩子保留他們清清白白賺來的家產。

  1881年五月29日的日記含蓄地記下夫妻間的爭執，「『基督的教訓不切實際。』『所以是荒謬的？』『不是，但是它們不切實際。』『妳曾經試著去實踐它們嗎？』『沒有，不過它們就是不切實際。」[1]

  托爾斯泰愈來愈渴望過著像農民那樣簡樸的生活，但是當他從Samara回到家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如往昔的宴會。他還不想跟家人決裂，因為他們是他的骨肉，只能在日記裡無奈地記下：「一場戲劇表演。一群空洞的人。19、20和21日這三天一定會從我的生命裡被刪除掉。」[2]

  偏偏，大兒子18歲，準備要進大學，其他小孩的教育也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大女兒17歲，按慣例應該要開始進入社交圈，以便有機會認識好對象。這些家庭的需要，使得全家必須在冬天搬到莫斯科一棟租賃的房子裡住。托爾斯泰也必須遷就家庭的需要。10月5日的日記：「一個月過去了。我人生中最折磨的一段歲月。搬遷到莫斯科。整天忙著安排各種事物，他們要到何時才可以開始『活』？這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要活，而只是為了讓別人喜歡。真不幸，唯獨缺了『活』。」[3] Sofya給姐妹的信則這麼說：「列夫不僅僅變得憂鬱，他甚至掉進絕望的冷漠。他不吃不睡，有時候甚至一直掉眼淚。」[4]

托爾斯泰小傳（4）

1-7：沒有個人的幸福，只有全體人類的幸福

  1881年2月9日，跟托爾斯泰並列俄羅斯兩大文豪的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1821-1881）過世，Sofya寫信給她妹妹：「列夫工作過度，他老是頭痛，但是卻無法放下工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亡對他和對我們都產生很大的影響：那麼有名，那麼受到普遍的愛戴，最後卻還是要死亡。這使得列夫一直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也變得更內向而沈默。」[1]

  在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裡，他宣揚後來終生持信的信念：「我相信，當所有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才能有幸福存在。」「只有當它是自我犧牲時，愛才配稱為愛。因此，只有當人懂得要獲取個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時候，真正的愛方能實現。」[2]

  當托爾斯泰放棄個人的幸福時，他也同時放棄了純文學的寫作，以及為自己而寫作的動力。從1877年寫完《安娜‧卡列妮娜》之後，一直到1910年他逝世為止，除極少數例外，整整33年之間他的著作幾乎都是宗教性與道德性的論述。譬如1881年的《四福音書一致論》、1882年的《懺悔錄》、1883年的《我的信仰》、1885年的《愛在哪裡神就在那裡》、1886年出版的《什麼是我們應當作的》、1887年的《人生論》、1888年的《黑暗的力量》、1892年的《第一步》、1893年的《神在你心中》、1894年的《基督信仰與和平主義》、1898年的《藝術論》、1902年的《宗教論》， 一直到1908年反對死刑的論述《我不能沈默》等。

  50歲以後的托爾斯泰跟35歲以前的托爾斯泰判若兩人：一個徹底禁慾的人，和一個徹底縱慾的人。假如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那就是真誠無欺，以及做起什麼事來都全力以赴，毫無保留。

托爾斯泰小傳（3）

1-5：婚姻與文學的救贖──道德時期

  1860年托爾斯泰經歷了大哥尼可萊的死亡。三哥Dmitry死於1856年，據說那時托爾斯泰忙著去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這一次死亡的恐懼結合了人生終歸虛無的惶恐，強烈地震撼了他，猶如被死亡吞噬的是他自己。[1]

  托爾斯泰在1861年訪英國期間好像沒有嫖妓的紀錄。[2] 但是，1862年初他還跟《莫斯科通訊》的發行人兼編輯 Katkov 賭博，輸掉1,000盧布。根據他後來的太太Sofya的說法，這件事把她們姊妹都氣哭了。[3]

  在婚前三年所發表的《婚姻生活的幸福》裡，托爾斯泰顯露出對家庭與婚姻生活的渴望，但是卻又懷疑愛情的持久性，以及純真少女抗拒社會上各種誘惑的能力。此外，他也覺得自己過去生活浪蕩，配不上純真的少女。[4] 因此，他幾乎打定主意要放棄婚姻與家庭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只要有機會，他又很認真地在考慮結婚的對象。1861年給他堂姐Alexandra的信裡，他這樣分析一個候選人 Ekaterina Tyutcheva：「她太像溫室裡的植物，太過份地被教養成享受現成底快樂的人，而不可能跟我分享我的作品，連理解都可能有問題。她完全是被培植來享受道德上的快樂與甜蜜，而我則只能為她培土、施肥。」[5]

托爾斯泰小傳（2）

1-4：不可自拔的酒色與賭博

       但是，年輕的托爾斯泰有求好的心，卻完全沒有自制能力。雖然他晚年對性與性的慾望極端嫌惡，他年輕時對性生活與賭博的沈迷程度，連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時的部隊同袍都感到震驚。根據他的懺悔錄，從離開學校到婚前的這一段時間，托爾斯泰跟其他年輕貴族一樣地賭博、酗酒、決鬥、生活放蕩，引誘婦人，並且為虛榮心與驕傲而寫作。

托爾斯泰小傳（1）

      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的一生充滿著熱情、懷疑與與自我搏鬥的艱苦歷程：他從一個對人生感到惶惑的孤兒，成長為虛無、縱慾而無法自拔的敗德者，終而成為一個信仰堅定、禁慾的耶穌信徒。一路上他從不曾自欺，不曾稍微鬆懈過嚴苛的自我檢視與鞭策，也不曾放棄過追求最真實而有價值的生活與生命。在這個充滿困惑、墮落與自責的過程中，他以一系列的小說引導我們去管窺他血淚斑駁的搏鬥過程與內心世界，也從而為讀者打開遼闊的人性空間與想像，並提供讀者最接近真實的「人性發展史」紀錄。

      我相信，每一個懷著熱情、困惑與懷疑而認真地活著的年輕人，都可以從他的小說受惠。我自己在生命的信念最脆弱的那將近10的歲月裡，就是仰仗著托爾斯泰無欺的生命記錄而走過來，並且在後來印證了他的指引的確信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