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社會有病嗎？

      有啊！從北捷事件發生到今天，媒體每天的報導都捕風捉影，而不去認真求證事實，民眾和名人也不在意而跟著七嘴八舌地瞎說，這些都是病態。更深的病則在單一的價值觀，以及黨同伐異而不自知的偏狹胸襟。不過，就權且先從媒體與群眾的反應說起吧。

離開群眾，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有些人很焦慮地跟我談「看不到台灣的下一代產業」：土木系的十大建設與營建業最風光的時代過去了，機械系領軍的時代過去了，化工業的盛況過去了，連電機系的IT產業也沒勁了；而原本寄望的生物科技產業還看不到未來就已經夭折了，奈微米產業不知道哪一年才能誕生。我們還能寄望哪一個科系來接下一棒？

       其實，台灣今天走不出去，就是因為整個社會還活在理工與技術掛帥的窠臼裡，嚴重欠缺理工與技術以外的人才和思維。台灣今天最大的發展瓶頸是廣告超難看！廣告這麼難看，表示我們不知道別人要什麼；這樣的一群人，就註定只有代工的命。
        我們需要的，不再是只懂技術而不懂人心的人才。尤其是因為歐美跨國企業壟斷全球的智財產權，「專利」不是台灣人吃得到的菜，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創意尋找別的發揮空間。

台灣最需要的外貿人才

       台灣走不出去，與其說是 FTA 簽太少，不如說是欠缺在國際上行銷台灣的人才。

       這樣的人才要有能力回答三個密切相關的問題：（1）以台灣人的研發、設計和製造能力，她可以生產什麼？（2）以這樣的能力，生產什麼樣的產品，附加價值最高？（3）這些產品要賣到哪裡，價格最高？能回答這三個問題的人，有機會徹底發揮台灣人的研發、設計和製造能力，為他們創造最高的附加價值，並且擺脫大陸和新興國家的糾纏。

民主，從勞資協商開始

       如果沒有經濟上的平權，民主將只不過是一場騙局。但是，市場經濟不但無法公平地分配經濟的成果，甚至還在實質GDP成長的過程中讓 90% 的人經歷了實質薪資的倒退。這不是偶然。

新北歐 = 市場經濟 + 分配正義

       花了些時間去了解北歐的財經與社福制度，發現他們用市場經濟賺錢，再用高稅賦和社福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兼得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的好處。而且，歷經 1990 年代初期的北歐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體檢後，越來越多經濟學者相信北歐模式的優點。反倒是美國政治學者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在 1994 年所預言的「福利國家必倒」，已經被確信是一場過早下斷言的誤會。

       北歐案例對台灣的首要啟示是：市場經濟與分配正義可以並存，企業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也可以並存。我們可以忘記美國的放任式資本主義，積極研究北歐模式中可以供台灣取法的部份。

        本文會先簡要比較北歐與美國的現況，再說明保羅．皮爾遜「福利國家必倒」這個預言的背景與錯誤，然後扼要說明北歐如何在福利國家與市場經濟間取得平衡的機制。

台灣的財經政策違憲？

       擅長財經與法律問題的前司法院長賴英照投書給《聯合報》，篇名〈認真看待憲法〉，指出以下政策都違背憲法的「國民經濟基本國策」：「經濟國際化，貿易自由化」、土地政策背離漲價歸公精神、公營企業逐漸被民營取代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金控公司取代信用合作社而使盈利的目標壓倒協助創業的目標。

預防隨機殺人的手段與代價

       鄭捷的隨機殺人引起社會極大的不安，形形色色的社會反應正揭示著台灣社會的不同「人種」與心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擇手段地想要事先遏阻隨機殺人的焦慮。

　　盲目而不擇手段的防制手法可能浪費資源而無實效，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有人建議在車廂內放置齊眉棍，但是如果被拿來當兇器，不正適得其反？有人建議在車廂內加派警察巡邏，那只不過是會逼兇手選擇別的公共地點而已。

你該信任經濟學家嗎？

       凱因斯曾經在1930年預測：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英國與美國將因為技術進步而產值與生產效率都大增，因此人均每週工作時數將降到15小時以內。

        他對技術進步、全球經濟大致上會持續繁榮而偶而失靈等預測都大致上是對的，只有一件事出乎他意料之外：在他之後的許多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賴掉所有的責任，把一切都交給市場去管理；甚至當市場的表現已經極端惡劣或喪盡天良時，這些人還是警告政府不得干預，並宣稱「干預的後果會比現況更惡劣」。

計量科學為何變成學術與人類的禍害

       在劍橋期間，我以對控制理論了解的寬廣度（跨所有的派系）與深入度嚇壞系上幾個最頂尖的老師，所以才被特許兩年畢業。但是，我後來的論文發表量很少，因為我無法認同控制學界的主流研究，我認為它們是在浪費老師和學生的精力。我寧可去做一些有用而很難發表的研究。

       其實，我在出國前就已經從國際學術界大老們的許多篇論文知道：機械、化工與控制界的計量研究已經嚴重地脫離現實世界的真貌，在研究學者自己幻想出來而子虛烏有的問題。所以我特地挑了一位兼長理論與工程實務的指導教授。後來卻發現工程界的弊端被經學界與社會學界一再複製，以致於計量科學最後變成學術界與人類的禍害。工程界只不過是浪費學生的青春，經濟學界則製造出一大堆害死人的理論。

一本書，勝過一大堆評論

        這本書是劍橋大學最當紅的韓裔經濟學者張夏準寫的，最大特色是他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在看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產業、經濟與貿易政策，而不是從美國或跨國企業的角度在看問題。它不但切合我們的需要，而且顛覆流行的見解，卻又獲獎無數，讚譽盈尺。《金融時報》首席主筆馬丁．沃夫（Martin Wolf）說：「本書作者對全球化的評論，說不定是這世界上最精闢入理的。他不會否認開發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之中的好處。但他援引歷史的殷鑑主張，必須讓這些國家以自己的條件進行整合才行。」

實證研究顯示：增工資可提升台灣GDP

       這個實證研究發表在經建會（現在的國發會）的研究報告《工資與經濟成長之分析：全球趨勢與臺灣實證》。這篇報告先回顧國外關於 2008年金融危機的起因分析，指出：「先進經濟體實質工資成長率幾近於停滯，且與勞動生產力成長漸趨脫勾，所得分配由工資轉向利潤，由中等工資收入族群轉向高工資族群，財富由高消費傾向的族群轉向高儲蓄的族群，造成總需求降低」才是金融危機背後最根本的結構性因素之一，並指出國外許多重要的研究都建議要以「調漲工資以跟上勞動生產力的成長」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對策。

民主與經濟，為啥？為誰？

       郭董一句「民主不能當飯吃」引來很多人的譏評。淡江大學的蘇紫雲在《蘋果日報》回應：「民主不能當飯吃，但可幫助經濟更加發展。」但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什麼？假如民主與經濟發展只是為了人均 GDP，很多人會說：新加坡就是因為比台灣更不民主，所以更有效率，也因而人均所得是台灣的兩倍。

        不過，如果財富分配不均，GDP 的成長將全部屬於最有錢的 10% 人，其他 90%的人根本就「看得到而吃不到」。因此，只有兼顧GDP的成長和財富分配的社會裡，90%的人才有機會看到實值時薪的成長。

韓國、FTA與未經深思的想像

       《天下雜誌》算是比較認真而不那麼「努力賺錢」的雜誌，甚至也許是最後一個保留「文化人辦雜誌」的理念的雜誌，不過她最近的一篇文章還是讓我忍不住想認真地批評。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自由貿易的美麗與殘酷〉，由台大經濟系畢業的副總編陳一姍和記者辜樹仁執筆，談 FTA 對韓國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經濟學界將永遠爭論不休？

       法律專業的人總是提醒我們：「每個人都要有法律的基本素養，才能保護自己。」我同意，但一直沒認真去奉行這個勸言。我倒是有一個類似的建議：每個人都要有經濟學的基本素養，才能免於「既被財團壓榨，又被政府欺騙和恫嚇，最後卻自以為這是必要之惡。」

       因此，我常建議大學生要盡量去選修或旁聽個經與總經。不過，有時候我還是難免會疑惑：修完六個學分的經濟學之後，是會更懂得分辨財經評論的合理性，還是會被完美的理論迷惑而看不到理論與現實間的落差，因而更加而難以自拔地深陷到經濟學既有的意識型態裡？於是，我又不禁這麼想：了解到「經學界存在著多元且甚至對立的觀點」，以及這些對立為何會存在，甚至永遠存在，這或許是更有必要的公民素養。

人類的經濟決定真的出於理性嗎？

        這個經典的經濟學問題不只是學術問題，它更有著極端鮮明的政治意涵：如果市場上的經濟行為總是符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決定，政府就不該對市場進行任何干涉，甚至連稅負與財富重分配都有可能會對底層的窮人造成負面影響，而必須加以反對；如果市場上的經濟行為有時會違背「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決定，政府就必須判斷何時該對市場進行適切的干涉，以便在市場失能時進行必要的彌補，從而促進社會「富而公義」的發展；如果市場行為有時候會失控，政府更必須要有能力事先診斷，以便及時加以干預，化解危機。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2013 年諾貝爾經濟獎的三個得主立場完全不同，雖然他們研究的主題都是房地產價格理論：Eugene F. Fama 堅決主張房地產市場符合理性預期，並要求對房地產市場放寬管制；Robert J. Shiller 是 Eugene F. Fama 最有利的批評者，而 Lars Peter Hansen 沒有鮮明的主張。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解釋是：房地產市場的交易行為模式極為複雜，兼具理性預期與非理性作用的因素，不是單一因素造成，因此這三個人的理論都對人類理解房地產市場的交易行為模式有重大的貢獻。（想進一步了解三人扼要主張的人可以看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分享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