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的一生充滿著熱情、懷疑與與自我搏鬥的艱苦歷程：他從一個對人生感到惶惑的孤兒，成長為虛無、縱慾而無法自拔的敗德者，終而成為一個信仰堅定、禁慾的耶穌信徒。一路上他從不曾自欺，不曾稍微鬆懈過嚴苛的自我檢視與鞭策，也不曾放棄過追求最真實而有價值的生活與生命。在這個充滿困惑、墮落與自責的過程中，他以一系列的小說引導我們去管窺他血淚斑駁的搏鬥過程與內心世界，也從而為讀者打開遼闊的人性空間與想像，並提供讀者最接近真實的「人性發展史」紀錄。
我相信，每一個懷著熱情、困惑與懷疑而認真地活著的年輕人，都可以從他的小說受惠。我自己在生命的信念最脆弱的那將近10的歲月裡，就是仰仗著托爾斯泰無欺的生命記錄而走過來，並且在後來印證了他的指引的確信實可靠。
俄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 N. N. Strakhov（1828-1896）這麼說：「人類生命的完整圖像，俄羅斯當時（1812年）的完整圖像。一幅可以被看成人類歷史與奮鬥的完整圖像。人類一切事物的完整圖像，人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他們的幸福與偉大、他們的哀傷與恥辱。這就是《戰爭與和平》。」[1]
一本得過英國年度最佳傳記獎的書這樣說他：「他所以能永垂於世人深刻的記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對於存在本身具有超乎常人的自覺。……我們都知道有個東西叫『人生』，我們都知道自己活著，也都知道有一個充滿各種聲音和景象的世界。但是，當我們第一次讀托爾斯泰的時候，卻會覺得我們以前好像都是通過布滿灰塵的窗戶在看這世界。」[2]
托爾斯泰的小說是介於他的自傳與他的想像之間的世界，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唯有通過這個世界，他們才有能力看到人性世界的遼闊、曲折，與人生的深刻意蘊。
描寫人生（life）與人性（human nature 或 humanity）的小說很多，《紅樓夢》也常被看成是在描寫各種的人性與人生的場景，所有的寫實主義小說也都或多或少地會去描寫人性與人生的景況。但是，大部分的小說都只是如其所是地討論常民（或作者身週人物）的人性與人生的景況。使托爾斯泰跟他們有所別的，是托爾斯泰除了如其所是地討論他身週人物（貴族）的人性與人生的景況，他更進一步追問：這樣的人生值得嗎？怎樣才是最值得過的人生（most worthful life）？什麼是人生中最值得被珍惜而不容被錯過的？
跟許多哲學的學究不同的是，當托爾斯泰在小說中追究人生的意義時，他不是要表現自己的機智，而是在尋找真實的生命實踐。因此，他在探索的不僅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是一種人性與實踐上具體的可能性。
他的書，就是他的生命實踐。他的許多粉絲都對他懷抱著這樣的信任與期待。但是，托爾斯泰真的是言行如一的人嗎？他的著作真的反應他的為人與一生嗎？本文將從這個角度去摘述托爾斯泰60歲之前的主要事蹟，以便作為導讀《安娜‧卡列妮娜》的背景資料。
一、托翁生平簡介
托爾斯泰晚年成為一個極端狂熱且堅定的宗教信徒，並且企圖堅守極為嚴格的宗教性生活：在最低的物質需求中追求最高的靈性生活。但是，他並非從一開始就這樣，而勿寧是通過極端嚴格的質疑與探問，以及一再地失敗與嘗試，而逐漸走向這樣的人生堅持。
托爾斯泰晚年把他的一生分成四個主要的人生階段：14歲以前、14歲到結婚（1862年，34歲）、婚後到著手寫《懺悔錄》並研究福音書（1880年），以及重新在信仰中找到新的生命（1880以後）。[3] 這四個階段大致上對應著純真的童年、敗德而浪蕩的青春期與青年期、在俗世價值與其他可能性中探索更高可能性的中年期，以及走向虛無再走向宗教的壯年期與晚年。
1-1：天真的童年
根據托爾斯泰自己晚年的追憶，他在14歲以前的生活是天真、快樂而充滿詩意的。托爾斯泰二歲喪母，九歲喪父，其間父親很少在家。他跟祖母還算親，但是祖母也在他10歲時過世。他和三個哥哥、一個妹妹一起被兩個虔信東正教的姑媽帶大。
不過，真正讓所有孩子感到親近有如母親的，是照顧他們長達12年的遠房姑媽 Tatyana Yergolskaya（暱稱 “Aunt Toinette”）。[4] 直到1874年Tatyana姑媽過世，托爾斯泰跟她的感情一直都很親近。在托爾斯泰的記憶裡，她善良、反對一切的體罰，對所有人都仁慈，有著高尚德行，受到所有孩子的愛戴。她不曾傷過任何人，不曾譴責過任何一個虧待她的親戚。當托爾斯泰跟二哥沈迷於賭博與情色中時，她為他們感到痛苦，但不曾責備過他們。「她從來不用言詞教導我們該如何活，她從來不對我們進行道德教訓。她的道德過程都是內在的，而顯露於外的都只有行為。不！不是行為！既非言教，也非身教，而是她那平和、謙卑、柔順而充滿愛的一生。不是那種激盪人心而又自戀的熱情，而是安靜、毫不招搖的愛。」[5]
13歲時，擁有監護權的親姑媽Alexandra過世，五個孩子被迫離開出生地Yasnaya Polyana，也跟Tatyana姑媽別離，到卡山（Kasan）去接受最後一個親姑媽 Yushkoca 伯爵夫人的庇護。
1-2：惶惑的青春期
卡山的姑媽家是一個充滿俗世享樂的地方：晚宴、化妝舞會、牌局、近乎全裸的活人雕像（tableaux-vivants）。從1841年到1847年，青春期的托爾斯泰就在卡山這種充滿誘惑的環境下長大。這期間兄弟的發展各異其趣：一向最受兄弟敬愛的大哥 Nikolay 已經上大學、從軍去；二哥 Sergey 極度享受俗世的歡樂與肉體的淫逸，三哥 Dmitry則嚴肅、深思、虔信而不關心任何俗世的事物，但是卻被所有的兄弟稱為「神聖的白癡」。
在這環境的誘惑下，托爾斯泰則從14歲開始度過20年的荒唐歲月：無法自拔地耽溺於賭博、嫖妓與各種女色，好勝、追逐虛榮，以他的爵位鄙視、壓迫其他階級的人。這一段歲月，在晚年時一再折磨托爾斯泰，讓他感到「我一度想要著手去寫出關於我自己的全盤事實，絲毫不遮掩我人生中任何的壞處，但是一想到這樣一部自傳所能給人的印象，連我自己都感到恐怖。」[6]
家族的影響帶給了他對於宗教與俗世享樂同等高的極端熱情，而他所接受的宗教信仰卻無法幫青春期的他解惑。「教會替我決定了一切而不容許我絲毫的懷疑，這徒增我的困惑。因此，我一旦無法接受信仰中的任何一個教條，就被迫必須否定其他一切的教義。因為我無法接受任何荒謬的決定，他們就把其他一切不荒謬的信仰也一起給拔除。」[7] 托爾斯泰從小在東正教的洗禮下長大，但是在18歲讀完大學二年級的課程後，便不再相信他從宗教中所受教的任何事物。「我喪失信仰，這在受我們這樣教育的人們，是很平常的事。」「從16歲起，我便憑我的意志而停止祈禱、進教堂、或齋戒。……我不否認上帝，但我說不出那是怎樣的上帝。我也不否認基督和他的教義，但是卻說不出他的教義是什麼。」[8]
1-3：盧梭的信徒
離棄了東正教信仰，托爾斯泰在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中找到他的信仰。他很可能在青春期就讀過《愛彌兒》，曾經崇拜盧梭到想把他的畫像當作聖像一樣地掛在頸項上。
托爾斯泰一生的發展也很像是俄羅斯版的薩伏伊牧師（Savoyard Priest）：相信神不是人的理智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俗世宗教所傳揚的，唯有通過情感的內在直觀才能認識祂；良知（conscience）是人跟上帝的橋樑，唯有通過內省與自覺，人才能聽到他自己內在的聲音，引導他遠離肉體的誘惑與情慾的困擾，而在一種自足的狀態下得到幸福，以及達到自我完善（self-perfection）。《懺悔錄》裡這麼說：「我現在明白我那時的信仰，唯一真正的信仰便是信仰『自我完善』，但所謂『完善』是什麼，其目的是什麼，我又說不出來。」[9] 後來，他力求心智的「自我完善」，而致力於研究各種學問；他力求意志的「自我完成」，而定出規律，勉力恪守；並且鍛鍊體力與意志力，以求德行上的完美。這些都帶有濃厚的盧梭色彩，而托爾斯泰晚年的儉樸生活、平等博愛的思想與反智主義，則有如俄羅斯版的「高貴的野蠻人」。
註解
[1] Simmons (1973), page92.
[2] Wilson (1988), 19頁。作者Andrew Norman Wilson 1950年出生於英國，高中Rugby School與大學 Oxford University都是英國最頂尖的學府。他在信仰上一再改宗，並於1980年公開宣佈他是無神論者，之後又於2009年宣布重新拾回信仰。他的小說人物都是異乎常人，性行為曖昧難解，沒有人生目標。他的這一本傳記得到1988年的Whitbread年度最佳傳記獎。
[5] 托爾斯泰的回憶，“All her moral work
was worked out within her, and externally appeared only deeds -- indeed, not
deeds -- there were none of these, but all her peaceful, humble, submissive
life of love, not an agitated self-admiring passion, but a quiet unobtrusive
love.” 參見：Leo Tolstoy: His Life andWork/Chapter 11
[8] Lev Tolstoy, Confession,
Chapter I。參考托爾斯泰著，江楓譯，《我的告白（懺悔錄）》，收錄於羅曼‧羅蘭著，傅列譯，《托爾斯泰傳》，傳記文學6，大漢出版社，196-266頁。
[9] 以上皆引自 Lev Tolstoy, Confession,
Chapter I。參考托爾斯泰著，江楓譯，《我的告白（懺悔錄）》，收錄於羅曼‧羅蘭著，傅列譯，《托爾斯泰傳》，傳記文學6，大漢出版社，196-2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