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讀者問我：「什麼是21世紀最關鍵的哲學問題？」 我的回答是：重新找回耶穌出生前驅動人類去發展出古典精神文明的動力（一股人性無法抗拒的自我發展動力），以便重建人性的尊嚴與人生的意義，但是過程中要設法避免掉人文精神在過去2000年來為人詬病的一切。
先簡要地說什麼是「人文精神在過去2000年來為人詬病的一切」。
古典希臘哲學以為現象是會騙人的，真實的實體在看不見的地方，所以他們發展出形上學的思辯方法，企圖以此探索看不見、摸不著的真相。但是亞理士多德的門徒話說得過頭，把原本是用來探索「現象背後」的形上學用來斷言現象界可以觀察的事件，因此伽利略把鉛球和木球丟下比薩斜塔，跟中世紀的繁瑣哲學說：「只要你沒有瞎眼，就可以看見什麼是事實，什麼是思辯！」
啟蒙運動用科學和「理性」去反教廷與皇權時，同時消除了含藏在信仰形式中超越思辯理性的人文情感，因而引起狂飆運動與浪漫主義的反彈。但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卻以物質的力量摧毀了東方所有古文明的信心。
此外，兩次大戰以高貴的情感為名而進行慘忍的殺戮，相對論瓦解一切絕對的價值，精神分析凸顯聖徒德行中隱藏著精神病症的風險與可能（慾望的壓抑可以是昇華，也有可能成病），而史達林主義下的歐洲共產國家讓歐洲原始共產黨員不再能相信完美的社會，也不敢再相信動機純潔的熱情（其後果可以是國家與百姓的災難）。這四種力量加起來，使廿世紀末的歐洲陷入比十九世紀末歐洲更全面性的精神危機與價值危機（幾何學的危機、數學基礎的危機、胡賽爾心目中整個歐洲人文精神的全面性危機）――只相信人文價值的相對性，就等於消除了人文價值的超越性與高貴性，而淪為只不過是個人的偏好、無病呻吟或任性。
文化批判進一步把古典人文所要追求的精神看成過去貴族階級鞏固權力的工具（品味的社會學分析），使得人文變成反面的意義與價值。文化批判原本是想消除「野蠻理性」的力量，卻發現社會的威權有更多種方式鼓動人的慾望（物體系），變成另一種粗暴地踐踏古典人文精神的力量；而文化批判在批判社會結構對人的扭曲時，也不經意地被用來否定所有古典的人文精神（尤其是美國版和台灣版）。傅科晚年呼籲要把人（包括身體、思想和慾望）當作藝術的對象，發展出 technology of self 與 care of self。可惜他的呼籲很少人聽見。
過去2000～3000年來，所有被肯定過的人生意義和人性的尊嚴、價值都含藏在古典的人文精神裡面，否定了古典的人文精神就同時否定了所有已知的人生意義和人性的尊嚴。
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的價值與秩序，這是一個當代根本的問題。它需要全新的探究方法，全新的再出發，但卻不可能徹底脫離古典的基礎。因為，人類所有的人文渴望，在過去2000年來已經全部出現過，也已經高度地發展過。要在古典的累積中切除虛假、浮誇的贅餘，留下精華，這需要高度成熟、敏感的人文情感與洞見；如果想要為這些精華建立起新的方法論，以便判別古典累積中的贅餘與精華，需要的是完全不同於思辯傳統的哲學方法。
胡賽爾提出現象學的還原作為哲學再出發的方法，海德格想在詩的語言中探索語言「發生」或者人和世界相逢「encounter」的可能。這都值得借鏡。問題是，他們兩人想說的方法都已經是在談「語言概念」發生之前的世界，但是他們卻使用語言概念在陳述這個世界，因此怎麼論述都很難讓讀者掌握到他們的原意。即使刻意使用希臘文或德國人不熟悉的術語，也幫助不大。今天哲學工作的根本困難在於：如何超越語言概念的囿限（譬如，使用非概念性的「詩的語言」），去探究語言發生之前的世界？
於是，我們回到禪宗的根本議題：如何用語言去指稱語言之外的世界？如同「指月錄」，文字是手指，讀的人必須順著指頭的方向看向遙遠的地方，才有機會看見月亮。可是手指的位置離月亮太遠，讀者要如何跨越這簡直不可能的距離？這簡直像卡夫卡說的處境：「真理，只有方向，沒有道路。」我把這困境叫做「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
英美分析哲學於此議題上根本沒有任何插手、置喙的餘地！當代應用倫理學擅長創造吸引社會關切的聳動議題（蘇菲的抉擇、道德的兩難、生物與遺傳科技的倫理問題等），但是裡頭絕大部分是語言的問題（當語言有病時，哲學家就在那裡長出一顆腫瘤），而非人文最核心的問題（意義與人性尊嚴的瓦解與消失）。
這位讀者接著問我：「你還有沒有在思考哲學問題？」
我在23～30歲之間沒有出國，因為那一段時間我在探究「科學如何可以跳脫文字的羈絆，而達到精確的可能」。這一段時間內讀完史作檉老師的所有著作，分析國畫與中國先秦美學，以及量子力學、相對論和數學詭論的哲學基礎。最主要的結論歸結在葛特爾證明裡：解析的基礎還是在於直覺，無法取代直覺，無法超越直覺。30歲之後我有一段時間找不到發展（突破）的方向，所以才在院長的威脅下出國，企圖利用兩年時間徹底解決現實社會對我的糾纏（學位的形式主義）。在英國只有兩年的時間，有一些收穫，但更重要的是逐漸累積出自己的能量，開始可以去處理「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40歲左右閱讀胡賽爾的 Cartesian Meditation，終於確定：胡賽爾的現象學有遠超乎我的內涵，值得學習，但是他要說的都已超出他的文字所能敘述的範域，我不可能從他的書裡知道他真正在想的。我已經無法通過文字進行有效的學習，不可能再靠閱讀而有任何重大的突破，必須要靠自己的累積。這就是我走出書房的背景。
一走出書房，更加鮮明地看見台灣社會的亂，也以為自己有機會參與改善（至少必須要盡一份心力才能心安）。於是開始了社會參與的15年。這期間更加深入瞭解當代社會跟農業社會的巨大差異，以及一般人離「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的距離有多遙遠。
因為在國內找不到可以討論「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的朋友，又不可能用任何書寫方法有效討論「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所以我已經有二、三十年不跟任何人談這問題。但是，這是我一輩子的問題，當然不會忘記，而且也還是在持續地發展。40歲以後的發展主要是在：如何利用美術、音樂、小說作為一種方法，以整個人文的歷史作為人性各種事實的展演場所，去建立起一套具有實證基礎的「人性論」，並在此「人性論」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人生意義和人性的尊嚴、價值。
目前我至少已經有一整套可以安頓自己的體認與信念，讓我可以信心滿滿地說出：「此生足矣」。
其實，我目前所有的寫作背後都隱藏著一整套我對人性與社會的理解。只可惜很難找到有效的語言去言簡意賅地寫下來。在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清大人類所上的課就是要呈現這些思想的初步嘗試。我不覺得成功，但至少留下一些筆記（講義）。
退休之前是對學術沈淪的憂心與不恥，退休的目的是想要把自己對「當代人文精神的困境與重建」的思索與心得寫下來，留給子女和後代當家學。同時也想寫幾本通俗書，呈現這些心得中較易書寫（且離一般人的生命困惑較近）的部分。而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的部分，則會以部落格的形式在此呈現。
可惜，我已經有飛蚊症。能寫多久不知道，要另外花多少時間處理社會問題，也不知道。還好，我確信：人活著，不求成敗，但求盡心、盡興。所以，做多少算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