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以來的四篇文章其實都是在探討青年困境的成因，「供需與分配：誰的正義」一文表面上好像在談經濟問題，其實青年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錯誤的財經制度所造成的，甚至繼續既往的話將會使一整代人的未來都被犧牲掉。
過去三十年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曾經許諾：只要把一切資源從國家手裡取回來交給市場，這個世界將會更繁榮，所有的人會更富庶；為了走向這個美麗新世界，他們在我們腦袋裡植入了以下的信仰：減稅、放寬法令、開放國際市場競爭（別擔心弱勢產業，它們倒了會有更好的企業興起，失業的員工會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把失業問題交給市場自己去解決、同情窮人就是對自己殘忍（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英國和美國率先執行這個信仰，結果美國過去三十年來所得的增長悉數被 Top 10% 的人吃掉，其他 90% 的人所得甚至是負成長！對於美國 Top 10%（尤其是 top 1% 的人）而言，「新自由主義」兌現了許諾，他們活在天堂裡，遠比三十年前更快樂；對於其他90%的人而言，他們被騙了，活在地獄（所得減少或沒成長，但是失業率增加了）。
對於全世界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將失去未來，只因為父執輩愚昧地奉行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為什麼我敢這麼說？証據就在前幾篇文章裡，我現在把它們串起來給你看個明白！
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所以要先看清楚美國發生什麼事。暫時不要去管新興國家，他們的 GDP 成長不會幫助歐美或台灣解決問題。
一、財富集中化，90%的人消費能力沒有增加，影響經濟發展動能與青年失業
當工作機會減少或沒有明顯增加時，年輕人只能到新興產業競爭有限的就業機會，或者競爭舊產業中退休者空出來的有限職缺，而很難把已經在工作崗位上的中年人擠下岡位來。但是90%人口的消費沒有擴張，新興產業的發展動能就不足，因此新興產業所能提供年輕人的就業空間就很小。
此外，當年輕人就業困難時，長一輩的更想要延後退休、積極存錢以便留給孩子保障他們的未來。積極存錢與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進一步使得經濟動能擴張不起來，而延後退休的結果使得年輕人可以爭取的職缺更加減少。結果，上一代不退休使下一代更難就業，下一代就業困難使得上一代更不敢退休；形成惡性循環。
三十年的經驗足以證明：放任的自由市場讓富人掠奪了所有經濟成長的果實，反而因此使得經濟失去了成長的動能，甚至讓下一代就業困難，而使得兩代都對未來懷著愈來愈嚴重的不確定感，而進一步使得經濟動能更萎縮。富人對 90% 受薪階級的剝削使得放任式的市場機制變成「竭澤而魚，自取滅亡」的後果，以全新的方式詮釋了馬克思「資本主義是他自己的掘墓工人」這句話。
冷戰期間馬克思的預言沒有成真，那是因為在冷戰期間政府通過稅收積極進行財富重分配的結果。
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把生產和供需交給市場去管理，政府就必須在社會監督機制下進行有效的財富重分配，才能確保90%人口消費能力的擴張與經濟成長的動能，從而保障下一代的充分就業。你不能把生產與分配同時交給市場！
二、需求擴張不足，增加的財富為了逐利而擁向金融產業，提升了經濟系統的不穩定性
財富集中到頂端的富人手中，他們無法消費掉，必須投資；但是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需求無法擴張，市場常漲不足，因而獲利不夠高；結果，富人手中的財富沒有去投資實體經濟的製造業與服務業，而是在房地產與金融市場中追逐高風險的暴利，從而擴大了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
在「青年的困境（1）：成因與未來」的第10 & 11 圖清楚顯示美國的製造業衰落，金融產業（包括次級房貸）急遽擴張。美國的製造業所佔 GDP 比例在持續下降，由金融業和專業服務業所取代。而製造業所佔比例的下降造成勞工的失業，也造成底層消費人口消費能力的萎縮。這對經濟的穩定性很不利！
三、減稅進一步降低經濟動能與提高失業
歐美國家的國債上升原因當然是「入不敷出」，很多國內媒體怪罪福利支出，實際上過去三十年來同時改變的是稅賦的下降，而支出的擴大是因為人口老化。如果政府有事先調整稅賦來儲備人口老化所需要的退休金支出，就不會入不敷出；但是許多政府卻在預期退休人口會增加的過程中減少稅收，最後當然會沒有足夠的儲備去支付退休金或其他福利，而導致國債上升。
入不敷出的結果，美國政府可以去增加富人的稅收。根據 柏克萊的經濟學教授 Emmanuel Saez 對最佳稅賦的研究，他建議富人稅最高應該是 70~90%。但是美國政府沒有增稅，而是刪減政府預算，減少人事費用，結果導致失業率擴大（Joseph Stiglitz 在「失控的未來」一書中有討論）。最近的芝加哥教師罷工案必須放在這個背景下去解讀（完整背景在芝加哥教師工會的新聞稿裡）。
四、青年的未來與制度性設計
面對第一次大蕭條，凱因斯派的理論是：經濟體無法自動轉型（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必須要靠政府的協助才能完成這個較大的變革。
製造業的自動化、資訊業的自動化以及各種社會制度在效率上的提升，都使得相同經濟產出所需要的人力減少。理論上這個成果可以讓所有的人都受惠：一起減少工時，從無意義的勞務中解放，把較多時間拿來從事較有意義的活動（譬如，享受中世紀貴族的人文教育與藝術欣賞等）。但是制度設計如果不當，會只有反效果：失業率增加，導致工作更競爭而工時更長，財富集中化更使得新興產業的消費不足而不利於文化產業的擴張，結果人間猶如煉獄，而惡果集中在最年輕一代，使他們看不到未來！
在市場機制本身無法擴大經濟規模與促進青年就業時，政府支出是一種強迫性消費，監督得當的話甚至可以強 迫 全國進行有益的休閒與文化消費，以便緩和高效率經濟生活下的競爭壓力並提升生活品質。
因此，解決當前問題的大方向是，通過 WTO 協商機制，全球採取齊一行動，以便：（1）模仿全球掃毒與犯罪治理合作網絡，全球建立起有效的逃漏稅防治機制，把富人漏稅視同犯罪來治理；（2）根據「最佳稅率」的研究，建立全球各國最高稅率協商、監督與查緝機制，以便各國視其需要進行有效的財富重分配；（3）各國通過有效的公民監督，由政府支出促進全民共享的文化財消費、健保消費，以及其他屬於基本人權的共同消費；（4）在 WTO 機制下全球協商出各國合適的最高工時，以防止血汗競爭而富人得利。
貿易全球化必須搭配稅制全球化；自由貿易必須搭配公平貿易規則（合理工時規定，基本工資規定等）。否則自由化只不過是在強化富人對窮人的剝削而已。
這個世界需要全新的制衡機制與制度，不該再由少數已經誤導我們三十年的經濟學家壟斷全球治理的權力。
不管過去三十年來經濟學的主流論述被稱為「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或「供給面經濟學」，它們的主要贊助人是資本擁有者及其盟友（Top 1% + 9%的人），以及一大堆樂於阿諛奉承這些權貴的經濟學家和媒體；他們最主要的幫凶是劫貧濟富的政府。
如果你是 90% 的人，別再相信剝削我們三十年的論述。我們需要新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理論，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一整個年輕的世代已經因為我們過去的愚昧與盲從而受害，看不到未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從新建構出更合理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理論與制度，一整個年輕的世代將會葬送在我們手裡，而不可能會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