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所有以單一標準進行的大學學校評鑑與教師評鑑，首先是因為這將違背學術自由，其次是這將無可避免地違背大學必須保有的多元價值。基本上，保障了學術自由就可以間接保障大學的多元價值，但是保障大學的多元價值是為了跟保障學術自由不一樣的其他理由。
沒有學術自由就沒有學術，沒有多元價值就沒有大學。甚至可以說，沒有多元價值就沒有教育，因此我也反對一切以單一標準進行的中小學教師評鑑。我可以大膽預言，要瓦解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最快的辦法就是以單一標準進行的中小學教師評鑑。
人有多少種，學生就有多少種；有多少種學生，就需要多少種教師。以單一標準進行的中小學教師評鑑，將會是凌辱所有不合乎主流價值的學生。 沒有多元的教師價值與多元的教育目標，許多學生就注定要被教育體制壓迫，現在的中小學和技職體系就是這種單一價值體系下的犧牲品。在目前的體制下，家長對孩子的成就與期待只認同一種價值：以聯考排行榜為衡量尺度的狹隘價值。職場上明明願意用高薪肯定各種紛繁歧異的能力（親切待人、誠懇熱情、精明幹練、講義氣而有領導力、博文強記、聰穎、樸實深刻、狗腿、拍馬屁、工於心計、不擇手段等），但是成績不好的孩子卻必需要在學過程中一再遭受各種價值觀的凌辱，沒有自暴自棄的人才有機會證明自己是各有用的人。成績好的孩子成功的機會大，不足以證明「成績好是最有用的」，而是證明了「成績不好的人多苦多難，熬得過折磨而不自暴自棄的人太少」。
有良心的中小學老師不願意屈就於單一標準的中小學教師評鑑（花樣變來變去，最後免不掉還是「客觀評鑑」那個老套，然後無可避免地又是用各種說法遮掩一個事實：把學生的成績逼得愈緊的老師愈會得到家長和校長認同，而在評鑑中得到最高分）。教育是良心事業，評鑑注定是沒良心的人比較有機會出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為前者有所忌諱，後者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當然是有良心的人不願意屈就也不甘受辱，一到退休年齡就提前請退。
大學比中小學更需要多元價值。認為「學術追求卓越」的人其實是對學術的發展史無知，參與五年五百億制度設計的人則是對學術自由與大學多元價值的無知。
首先，「傑出教師」本來就該有許多種，而非一種。前文提到袁光亞這位學養極端出色的老師，他的唯一缺點就是講的太深，只有極端聰明又認真的學生才跟得上他講課的速度和內容，一般學生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問題並非他的口齒不清，而是因為他假定學生學過的東西通通都記得。上他的課，必須精通並熟記許多矩陣的定理，否則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這樣的老師算不算好老師？看你要辦的是怎樣的大學。如果在劍橋這樣自以為是一流大學的地方，老師上課前開出「修課前必備知識」就算盡了一切責任，你如果因為先備知識不足而聽不懂，或者不肯「課前預習，課後溫習」而跟不上，那是你自己的事。
大學有很多種學生，有些真正資賦優異的，他需要從大一就開始被刺激，去思考很根本而艱深的問題（fundamental quest）；但是當一個老師針對這種學生講課時，班上很可能有80％以上的學生會聽得很吃力，50％以上的學生聽不懂。但是，一流大學是什麼？假如一流大學是要培養一流的學生與學者，一堂課下來有50％的學生聽不懂，這乃是頂尖大學內的常事。假如一個老師真有能力激發最頂尖的10％學生去思考，甚至該被稱為一種傑出教師。
以單一標準進行的大學教師評鑑，注定得獎的是願意遷就、奉承學生，最「盡責、普及而受歡迎」的老師，他們該拿的是「人氣獎」，而不是「傑出教學獎」。我也肯定這樣的老師，他們也是被需要的。有多少種學生，就需要多少種老師，通過選課的機制，每個學生去找適合她的老師學習。
大學跟中小學非常不同：她的學習範圍是開放而非封閉的（沒有教科書的規範），她的學生素質與發展傾向是分歧的（有人想拿諾貝爾獎，有人想去創投），她的畢業生要到各種差異懸殊的行業（從國外的生物科技產業到台灣的傳統產業），因此，她必需要有多元的教學與多元的教學目標，來適應差異這麼大的學生發展方向。
研究績效的評量也需要多元的價值。研究成果的創新與嚴謹度的評估較容易有共識（但不是沒有歧見），但是研究成果的「價值」往往會有兩極化的評價，而且其評價會隨著時間而變化。
美國為了扳回輸給蘇聯的太空競賽，因而在1960年代的學術圈內引入大量數學家，也開啟了「美式」理工學術研究的新典範：以數學的難度來衡量論文的「質」。這個發展模式在1970年代屢遭批評與物議，尤其是有工程底子的老一輩大師（從材料科學到工程力學，經常有「十大老論壇」在批判，以及參與學生運動的那些老師（有些人後來不再發表論文來抵制論文的工業化生產）。
再以控制理論為例，電機系的大老 I. Horowitz 在1975年以 "Superiority of Transfer Function Over State Variable Methods in Linear Time-Invariant Feedback System Design" 批評美國在1950～1970的所有相關研究都是「純屬數學的興趣，與工程全然無關」，但是他屢勸不聽，最後終於離開 IEEE（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而轉到 ASME（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同時美國化工界的大老（太久以前的事，忘了名字）也為文批評化工的研究愈來愈脫離工程背景，變成無意義的創新。
此外，Lotfi Zadeh 教授在 1965 年首創模糊理論（fuzzy logic），早期的論文被視為無聊乏味而無法在主流期刊出版，到1990年代突然整個學術圈瘋狂地投入相關研究，一時間成為顯學；到了2010年，以前被看好的應用一一失敗，整個學術圈又冷下來。
這些年來「學術」這個「產業」的從業人口急遽膨脹，各種理論風起雲湧，許多都如同股市的基改泡沫、網路泡沫一個個地被吹破。在這種局勢下以單一標準進行的大學教師評鑑，注定得獎的是不擇手段的人遠多於有為有守的人。
最後幾句話：（1）我不反對返台的學者研究跟台灣無關的題目，我反對的是他們欺壓研究台灣問題的人；（2）我主張所有大學教授都要做研究，而不可以只有教學不研究；但是必需要讓所有教授自由選擇研究領域與題目，以便讓不同的教授各依其學術良知之判斷做自己為該做的事。
我所有的主張可以總結為三句話：大學教授必須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大學必須保有多元的價值，所有評鑑方法皆不可以與前兩者抵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