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第二講是 putting a price tag on life，裡頭提到一個案例：Ford 的 Pinto 車型把油箱設計在後頭，當這種車被從後面追撞時容易起火；福特公司經成本效益分析之後決定不改款，因為出車禍所要理賠的錢遠比提升改善設計的花費要得低。法庭知道這個事實之後，對福特判以懲罰性的重罰，企圖藉此遏止類似情事的再發生。
Michael Sandel 要學生用這案例討論贊成與反對邊沁版效益主義的論點，他的目的是要凸顯邊沁的漏洞，以便在下一講可以順利地帶出 Mill 的觀點。
當然有學生提出反對意見，不過也有學生提出看似贊成的意見。這個「贊成」福特作法的學生真的很沒良心嗎？不見得！他有可能只是比別的學生更清楚地感受到問題不單純，卻來不及搞清楚不單純的關鍵在哪裡，更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已。
罵福特沒良心是很容易的事，卻不見得有找到問題的關鍵。法庭的重判有實際上的遏阻功效，但卻不見得是夠積極的作為（美國還好，習慣法中只要建立一個案例就等於修法，成效遠比台灣這種剛性法體系更顯著，但是還不夠積極）。
哈佛這位學生的困惑有可能是：假如人命不可以貼上價碼，真的要逼所有汽車廠不惜血本地製造出絕對不會出車禍的汽車嗎？實務上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簡單的計算就可能會得出一個結果：把出車禍的機率從0.1％減少到0.01％的過程，可能會使得汽車的成本增加為原來的20倍，使得汽車變成貴族的奢侈品。我們真的要為了愛惜每一條人命而使得大家無車可用？這也不像是大家願意接受的後果啊！
更糟糕的是：在資訊不透明而政府又完全不介入的市場裡，假如有一個車廠願意花五倍的成本去將出車禍的機率從0.1％減為0.05％，妳猜它會不會倒店？穩倒！在資訊不透明而政府又完全不介入的市場裡，本來就是競逐下流（race to the bottom），劣幣驅逐良幣。
犯罪經濟學者會說：計算出廠商罔顧人命所得的利益，把它當作罰款的底線，這樣就可以逼迫廠商在計算利益時自動以人命為重。這樣說，勉強算是比較符合 Adam Smith 的原意：讓人的私心為公共福祉服務。但是我們在這個案例裡卻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政府放任而無所作為，市場機制只會為人的私心而犧牲公共福祉！
好吧，照犯罪經濟學者的建議，為人命定一個價錢吧！要定多少錢？道德感超強的人也許會站出來說：不可以為人命定價錢！很好，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問題？
妳看，討論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時，道德感很重要，倫理判斷也很重要，但「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案」更重要！
實際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1）政府出錢支持大學的研發，針對最容易出車禍的問題找出各種改善的方案（ABS、安全氣囊、車體結構設計規範，etc），也鼓勵各汽車廠研發相關技術；畢竟，技術突破才是解決「人命與交通便利」這兩難議題的最佳利器；（2）政府組成「汽車安全標準審議委員會」，每年審視各種車禍原因與行車安全的技術成熟度，據以規定汽車出廠時的安全審定標準，以法律規定所有汽車廠必須一起遵從，從而突破前面所提到「競逐下流（race to the bottom）」的困境；（3）可是，如果有一系列非常關鍵的人身保護技術是被某家汽車廠的專利群封鎖住，那怎麼辦？要突破這困境，就必須由政府控制所有最關鍵的技術，以避免專利被壟斷。有就是說，政府必須出資從事基礎研發，並且掌握住所有關鍵的基礎技術。
問題是，當私人企業的研發經費高到足以在某些關鍵技術上超過政府而進行壟斷時，政府還有能力解決特定私人企業把人命當錢賣的行徑嗎？我想不出辦法了！
這就是新自由主義一直不願意面對的事實：他們把政府經費一再縮編，而任由私人企業的規模擴張到遠超過政府的研發能量，也使得企業有能力壟斷攸關公共福祉的資源（譬如：愛滋新藥、癌症新藥），使政府不再有能力保護納稅人的利益；甚至讓財團大到足以威脅國家、勒索國家（「佔領華爾街」最氣的就是這一點），以致於社會失去維繫公平正義與解決兩難困境的基本機制。
要解決這些問題，倫理學很重要，哲學也很重要，但是社會科學同等重要。如果妳真的想把自己培養成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才，絕對不要被你的科系藩籬限制住，而要把整個大學當作一個學校來念，哪個科系有傑出的老師就去修他的課，聽他的課，甚至跨校去學習。
文憑不重要，重要的是：妳到底學到什麼？科系的藩籬根本就是騙學生的伎倆，這個社會從來不分科系，企業裡也不分科系，因為真實的問題從來都是一整坨而不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