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有某人持續給我轉寄一些文章。只要不是社運圈轉寄寫給我的，我通常是直接丟到垃圾桶，所以它的文章已經被我丟掉很多篇。今天看到一篇標題「Left/Right 」，以為是社運圈轉寄的，就把它打開來。發現論調很有趣，就一口氣看了一大半。
引我好奇的是這兩段話：「姚（人多）是社會學學者，這個領域裡面左派論述佔據的份量很重。我不認識姚，不過我猜從社會學者的眼中看來，台灣兩大政黨都是右派政黨。」「如果問經濟學家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是左是右，我不敢打包票所有的人看法都一致，不過只要關心政治議題的經濟學家，大概大部分人都會認為台灣根本沒有右派政黨，全部都是左派政黨。」接下來還更有趣：「我參與的校外活動有限，不過每次跟金融業者接觸，總會聽到一些政府管這管那，管到我都不知道幹嘛還要在學校裡教財務的奇奇怪怪的管制措施。就憑這些國營事業和市場干預的程度，我不認為台灣有任何政黨夠格稱為右派政黨。」
看起來這個「Forecast Error」部落格的格主是個心思很單純的滯美經濟學者，台大經濟系畢業，深受台大自由派經濟學者吳聰敏等人的影響，基本的政治主張和財經思想很簡單：政府什麼都不該管。而他的「左」「右」 分野很簡單地源自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核心思想：政府的干預會限縮人民選擇的自由，終而導致極權統治與警察國家。因此政府干預愈少，人民的自由愈大（愈屬於「右派」）；政府干預愈多，人民的自由愈少，政策愈屬於「左派」）。所以，他「在社會議題上是自由派，在經濟議題上保守。舉例來說，我支持廢除死刑、同性戀婚姻、言論自由，如果是在美國的話再加上墮胎和幹細胞研究這兩項。在經濟政策上面我主張縮減政府規模，由市場做出決定而非政客。」
其實，我一直對於單純的自由派經濟學者既感到莫可奈何，又感到好笑。他們都不是壞人，只是一直搞不清楚經濟學理論跟真實世界間的鴻溝。有一位很關心農民的經濟學者在對農民的演講裡說：「現在糧食缺貨，使得糧食價格大漲，你們不是應該要感到高興嗎？」所有的農民傻在那裡，學者說的好像有道理，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愈來愈不好過。一位農民遲疑很久之後說：「可是肥料、農藥和人工都漲了啊！」學者說：「可是農產品的零售價漲幅遠高於肥料和農藥的漲幅啊！」大家都傻在那裡：農民總覺得理論和事實有差距，而說不出錯在哪裡；學者一直以為農民該感到高興，因此搞不懂他們為何沒有開朗的笑容。我忍不住插嘴：「因為成本上漲農民要自行吸收，零售價上漲全部被通路商吃掉，所以農民實際上是受害者。還有，農糧漲價，其他生活必需品跟著漲，做為消費者，農民是二度受害。」農民齊聲應和說：「對啊！」
我對自由派學者更感到莫可奈何的地方是：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大本營是芝加哥學派，而芝加哥學派對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貢獻很可能是「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這是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他們應該最清楚財團操縱政府來圖利自己的各種手段，也最有機會瞭解到勞工和財團間接觸政治資源的不平等地位。結果，這群人卻像是患有嚴重的失憶症一樣：一方面反對政府的干預（因為會被財團利用，甚至跟財團勾結），一方面又主張對市場採取放任主義（而完全無視於財團對勞工的壓榨、欺凌），並且反對課稅（完全看不到：只有通過政府的稅收進行財富重分配，才有機會改善勞工跟財團間不平等的關係）。
很多經濟學者都看不到勞工現實生活的真實處境，因此無法瞭解真實生活裡勞工與財團（資本家）不公平的契約關係。但是，很奇怪，馬克斯整本《資本論》不就在講資本家如何通過對生產工具的壟斷來壓迫勞工接受「非自願性」的工資嗎？經濟學者不看《資本論》我還可以想像，難道連這本書的最基本概念都沒有嗎？
「左派」與「右派」本來就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術語，立論的核心當然是人權的公平性與階級，因為階級就是一切社會制度不公不義的源頭。而政府的存在本來就是要維護人權的公平與正義，要政府通過稅賦進行較公平的財富重分配，本來就天經地義。至於美國自由派經濟學者（應該說是放任派較合適，放任財團吃人不吐骨頭）硬要用政府的「干預」當作左右的分野，與其說是學科不同所致，不如說是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如何起源無所知（或一知半解）所致。
叫政府放棄以租稅手段進行較符合正義原則的財富重分配，不如直接主張廢除政府。如果擔心政府貪污，真正的辦法是強化媒體監督與民眾的公共參與，而不是叫政府不收稅，卻放任政府立法來強徵農地，給財團炒地皮。
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龐大的公權力（即使沒有稅賦），可以用來勾結財團；如果媒體與選民不去監督政府作為，財團自然會去操縱政府。叫政府「無為」根本就是鴕鳥精神。反之，假如媒體和選民可以有效地監督政府，為何還有理由叫政府眼睜睜地看著財團剝削勞工，而不督促政府通過稅賦進行更公義的財富重分配？
財團遠永存在，政府永遠存在，所以，財團與政府勾結的驅動力永遠不曾歇止，而財團剝削勞工的手段也永遠不手軟，不厭倦。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妳說，除了媒體和選民的有效監督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對策？
在我看起來，芝加哥學派其實是錯診問題，開錯藥方。答案不在於政府要不要干預，而在於媒體和選民能否進行有效的監督。
最後，一部份是當作笑談，這位單純的經濟學者竟然也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的立場批判苗栗縣政府搶佔農地的惡劣行徑，可見得苗栗縣政府的惡行真的是已經「人、鬼、神共憤」了：「前面一則文章的留言裡，我提到了苗栗大埔阿嬤農地被政府搶走的事件。苗栗縣政府，或者說該縣執政的國民黨的作為並不是右派政黨的作為。如果以美國政黨做例子，他們的作為是右派保守派政黨極力反對的。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保障人民持有武器以對抗不公不義的政府的權利，這是共和黨和右派團體極力支持的。過去每當校園槍擊案發生，我都覺得美國還留著這種憲法修正案是很鬼扯且落伍的事情。直到去年苗栗阿嬤的悲劇發生，我才真正了解這條憲法修正案的價值。如果台灣有這種憲法保障，阿嬤不會自殺，她會和一群支持她的年輕人帶著散彈槍守在大門口，看到苗栗縣政府派來的怪手就見一個打一個。這才是現代的右派保守政黨應該會支持的傳統價值觀。」
註：
1982年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得主George Stigler (1911–1991) 是芝加哥學派學者，以他對 Public Choice 理論的貢獻為經濟學者所熟知。尋租理論與 public choice 是兩個緊密相關的概念，都有探討政府職能與貪污的關係，也有學者把 interest group theory of government 當作尋租理論與 public choice 的主要交集（譬如，在 "The Theory of' Rent Seeking': Some Reflections" 這一篇1983年的經濟學的學術期刊論文上有這麼一句話：「The positive version of rent seeking theory is the interest group theory of government - which in turn might be designated as a branch of ublic choice / Chicago school economics.」），因此兩個理論都屬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分，相互啟發。也有人乾脆直接討論「芝加哥學派的尋租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