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卻又覺得無法改變它時，如何走過心情的低潮。也有學生問過我：如果想要從政來改變社會，要有什麼準備。看起來問題很不一樣，答案卻很接近，甚至可以說是一樣：廣泛閱讀西方19世紀以來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史，看清楚社會運動的理想與現實，瞭解各種不同的社會情境下社會運動真正可及的目標、程序與意義，再看清楚台灣社會的現實，想清楚自己在台灣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真正可及的目標與意義，想清楚自己為何而戰。
只有靠這複雜過程建立起來的理念、目標、意義與手段，才有機會可以支撐自己長期走下去，走過永遠沒有勝利的戰鬥過程，走過永遠與被打壓者一起被打壓的憤恨不平，走過失敗主義的沮喪，在每一次的失敗與堅持中看見自己的價值。
如果沒有能力忍受永遠被打壓，就沒有能力永遠跟被打壓的人站在一起，就會想跟執政者和解，就會想跟在野黨一起打贏選戰後入閣，就會為了跟執政黨非享一點點權力而一點一滴地犧牲、妥協，直到自己的朋友一個個背棄你、唾棄你為止。
在社運圈內超過15年了，我看過太多變節的人， 一點點小惠就跟政治人物結合，敵人看不起你，昔日的戰友更看不起你 ── 其中不乏曾經很有名的大學教授！
我參與台灣的社會改革運動已經超過15年了，中間是屢敗屢戰，屢戰屢敗，走過許多低潮、喪氣與懷疑的時刻。我跟許多社運圈內的朋友一樣地為綠營選戰佔過台，期待政黨輪替，卻在2000年以後立即發現民進黨打壓社運圈內的人比國民黨更兇狠。也很快地發現民進黨利益勾結的對象跟國民黨了無二致，兩黨只有說法不同，沒有作法的差異。
2000年到2008年是台灣社運圈大分裂的年代，有許多人加入綠營拿各種大大小小的好處，有許多形象非常好的社團表面上還是「社運團體」，卻早已成為民進黨忠實的打手與外圍組織，在2000年到2008年負責替民進黨出面教訓「不懂事的社運團體」。而一直堅持站在民間與政府抗爭的團體多半逐漸萎縮成個人，然後再萎縮成不太講話的個人。最近發現，過去一起奮鬥過的朋友很多人躲起來管自己的事，或者做最小規模的事；有些人甚至皈依宗教，希望用宗教的力量改革社會。
我也經常有那種「想躲起來只管自家事」的時刻，不過總還是不甘心就這樣虛度一生，還是會忍不住一直想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跟這土地、人民互動的可能性。
十年前就已經有人問我：老師，十年了，你不累嗎？我以前常給的回答是：「我總是高估形勢，每次都以為這一次一定會成功，所以每一次都可以滿懷熱情。」
這當然不是全部的事實。我也許心地單純，但對社會與政治的瞭解絕對遠遠超過天真、無知。我比一般人更熟知西方社會運動發展史，從合作社、花園城市、原始共產黨，到俄共與中共的內鬥，我熟知西方運動史上站在公義的一方永遠不曾贏過的事實，也一再問過自己：「假如永遠是輸家，為什麼還要堅持？」連這麼糟糕的局勢我都還找得到堅持下去的理由：「左派從來都不曾贏過，但是沒有左派的社會人真的會吃人！」我知道，我的堅持也許沒有讓這社會因而變得更好，但至少讓它不致於變得更壞。對我而言，光這個理由就已經足夠了。
很多人很容易在參與幾次社會運動的行動後就消沈地躲起來，那是因為他們只想贏，而沒有為自己找到「即使輸也值得堅持下去」的理由；很多人只想要勝利的光彩，而沒有能力為他人耗費自己的時間與生命，去作沒有人喝采的小事情。
但是我一直記得西方社會是從這樣的卑微的行動開始改變起的：1848年的原始共產黨員人數之稀少遠超過今天劍橋、牛津、哈佛的頂尖學府博士，而且通常是有貴族身份的；但是要在當年加入共產黨，還必需要能力頂尖、犧牲熱情頂尖、人格與道德特質出眾，才有資格。這些人做什麼事來改變社會？他們到礦場去當礦工，利用休息時間教礦工寫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沒有名姓的 the mass，而是 brother John、sister Marry，是跟他們的 landlord 一樣地有靈魂，有尊嚴、有人格的人。
我覺得我的出身不如他們，聰明程度不如他們，人品與犧牲精神不如他們。如果他們願意去作這麼卑微的事，我也願意去作各種我所能做到的事。
我寫作，我可以一直寫作寫下去。因為，我對西方社會改革史的瞭解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念：社會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戰爭，也是一種對於「更好的社會」的務實追求與摸索。只要你找到一種現實上可行的更好社會，你就有機會說服別人：既有的不公不義不值得忍耐。
輸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有意義的事」。「有能力改變社會」沒什麼了不起 ── 如果那是 change for worse 的話，重要的是「讓這世界因你而變得更好（至少因你而不會變得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