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社會學界的年輕朋友來信，告訴我關於「台灣的社會主義經驗 」一文中對兩蔣時代的「社會主義經驗」論述與事實出入太大，我把來信貼在底下，供大家參考。
我寫那一篇文章時並沒有任何歷史考據的基礎，也許有些論述與歷史會有出入。不過，我寫那篇文章時，有它設定的比較基準：台灣發展模式相對於韓國發展模式，以及兩蔣時代相對於解嚴之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雖然標題寫的是「台灣的社會主義經驗 」，文中卻是稱它為「社會主義色彩的資本主義」，標題不精準為的是簡潔。我沒有把兩蔣時代定性為「社會主義」，而是定位在「社會主義色彩的資本主義」；其實我也不把兩蔣時代當「德政」，而是要用它來凸顯今天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維更加地不體恤貧弱。
有時候我也會猜想：假如二十世紀初沒有冷戰以及蘇聯共產體制的競爭，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或許會更加難以發展，而雷根●柴契爾模式的絕情會更早就席捲全球。所以，或許兩蔣時代的作為只不過是冷戰時期全球普遍的產物：為了跟共產國家競爭福利，因此全球普遍地比1980年代之後更願意照顧到貧弱。
用「兩蔣時代」來形容1950～1980年代，並且用它來對比於1980年代以後農民和勞工的處境，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我在懷念兩蔣，或者歌頌兩蔣。假如我用「1950～1980年代」和「新自由主義」作對比，會不會減少一些疑慮？
關於「除貧」與「均富」，也是相對的。我知道肥料換穀等剝削農民實質所得的措施，但是1950～1980年代台灣農推體系對農業技術、產量與產值的貢獻，不該因為肥料換穀而被抹殺。相較於南美普遍有無地農民問題，今天台灣的農民都普遍地土地與房屋都自有，才能熬過這些年來為工業發展而犧牲農業的長期剝削。如果不是當年的耕者有其田使佃農相對地富起來，如果不是因為自有土地、房產以及多年的積蓄，我很難想像今天的農村會有多凋殘、破敗。
此外，我看著主計處「所得最低的20％連續十年處於負儲蓄」的資料，一直在思索：這些人怎麼能撐十年。我只能想到兩種可能：（1）更早以前的儲蓄，（2）民間救濟體系。如果當年台灣不是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而是像韓國一樣扶植大財團，今天台灣底層社會的悲劇與動盪可能還會更嚴重。
原文中用「兩蔣」來對比於「李扁」，會引起關於「蔣家思想」的爭議；而我又猜測蔣經國的經濟政治風格帶有年輕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影響，使得「蔣家思想」更加變成爭議的焦點。但是，我的初衷只想點出一個重點：台灣這些年來新自由主義橫行，卻一直沒有出現接近於茉莉革命這樣的社會動盪，靠的是更早以前的社會累積。就像美國凱因斯主義者的主張：雷根的施政之所以沒有馬上引起社會上的災難，那是因為在他上任前歷任總統政績所累積下來的社會財富。
---------------讀者來信---------------------
剛剛在臉書上看到老師的〈台灣的社會主義經驗〉一文，想提出一點疑問：兩蔣有有意識地推動除貧、均富的政策嗎？
單以耕者有其田和三七五減租政策來看，就無法支持此論。耕者有其田和三七五減租的剩餘很快就被蔣政權實施的「肥料換穀」手段抵銷。當時台灣農業多種植蓬萊米，需要大量肥料，但當時肥料是國家壟斷事業，農民必須以一比一的比率不等價地跟糧食局肥料處交換。農民實際收入有沒有顯著上升？若有上升，得以歸功於政策者又有多少？這都還需要進一步檢視。
另一方面，工商業剩餘的成長又是否是兩蔣政策的功勞？若兩蔣政策奏功，這些政策又是否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強調除貧、均富？一九五○至七○年代的蔣任用的技術官僚，都是著重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的；蔣經國跟李國鼎曾就經濟政策有過爭執（李國鼎回憶錄中敘述），但爭執焦點僅限於是否幫軍公教人員調薪或是石油危機期間基本物價是否得以調漲，而蔣堅持、李反對。而台灣「經濟起飛」，受美援和冷戰體系影響甚鉅，縱使要說兩蔣「有意識」地推動進口替代、出口導向，但也很難說有抑除貧富差距的初衷。台灣的石化業不就是蔣經國有意識地扶植的？總而言之，我認為蔣沒有有意識地推動「除貧、均富」的政策；而蔣政權時代國家機器與企業間的齟齬或是對特定人口的福利政策，與其說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不如說是侍從主義跟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
李扁時代大規模的自由化經濟政策——或更嚴格地說，私有化與財團化——就是將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混為一談。在這其中，私有化和財團化政策的支持者又藉著錯誤的二分法（"威權=社會主義/去威權=自由市場"）做為政策推動的依據，事實上卻不知是更加推進原來就已存在的惡劣情形。從金融自由化中受惠的財團，有多少是以前、現在仍舊和國家機器親善者？
至於說民間缺少對階級的怨恨，是因為「土地陸續釋出的過程中每一戶都有機會以過去的累積買到都市邊緣的新建地」嗎？我覺得並不是不存在「客觀上」的階級利益，而是管制言論自由與國家機器宣傳發生效果。台灣的均富神話真的存在嗎？沒錯，台灣社會的GDP上升了，經濟剩餘增加了，但是做為貧富差距的客觀指標只有Gini係數，很多社會不公平或是經濟生產外部性沒有反映出來。台灣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自力救濟事件，豈不是前一階段經濟發展的結果？若將這些外部性考慮進去，這些外部性的分配，有出現社會主義式的平均分配嗎？反過來看，從對梅花餐和國小課本裡對於蔣介石民生主義增補的大力吹捧，能說國家機器宣傳沒發生作用嗎？
簡而言之，我部分支持老師的論點：經濟發展應顧及社會公平正義；但強烈反對將兩蔣時代的經濟發展策略歸類於「社會主義經驗」。我反對的理由並非出於對社會主義教條式的信仰，而是認為去歷史化的分類會讓我們的分析失去精準與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