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 的自動推薦系統大概覺察到我很關心所得分配的不公平，所以為我推薦了一系列的節目，其中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的一系列演講，其中有兩演講我很想向讀者推薦。
主流經濟學的關鍵問題
「An Agenda for Reforming Economic Theory」這個演講是在 13年前金融風暴剛結束而全球經濟依舊前景黯淡時進行的，它屬於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創立後首度舉辦的學術會議（地點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主題「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risis in Economics」，目的是檢討既有的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模型，找出他（們）的關鍵缺點，以及思索改進的方向。
Joseph Stiglitz 先是指出一個事實：經濟學的模型是要預測現實世界的重大事件，有小誤差是難免的，但是若無法預測像 2008-2009 這樣巨大的事件，則表示相關的經濟學模型有著極為嚴重的缺陷，甚至需要徹底地翻修。偏偏，事件發生之初，包括葛林斯潘在內的金融龍頭與主流經濟學的領軍人都說：誰也預料不到這件事啊！
先不管這個反應是否有卸責的成分，它至少反應了兩個極為重要的事實：（1）跟這事件有關的所有主要經濟學理論都有著極為嚴重的缺陷（不是瑕疵，而是致命傷），（2）事實上，Hyman P. Minsky 的「金融不穩定假說」早已預測了金融風暴的必然發生（金融體系的內生性問題，無須外在因素的促成），而 Fred Harrison（專精土地與融資問題）則早已多次警告說 2007-2008會發生大規模的金融風暴。所以，Joseph Stiglitz 質問：為什麼金融界與主流經濟學界寧願相信一個（一系列）基本假設跟現實世界嚴重脫節（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經濟學模型，而不願意相信另外一批足以取而代之（2010 年之後確實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採納 Hyman P. Minsky 的「金融不穩定假說」而放棄主流經濟學一向主張的「效率市場假說」）？
關於這個問題，他很婉轉地自問自答說：這是一個「知識社會學」的有趣問題。我相信事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因素：一部分是因為「效率市場假說」使得很多經濟學的模型簡化到有封閉解（closed-form solution）或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因而容易應用與傳播（尤其是對於大學生而言容易講授與理解）；一部分原因是這樣的假設有利於既得利益階級擺脫政府的管制（和干預），可以為所欲為（我想起的具體事例是：保守團體出錢、出人脈、出力，讓 Milton Friedman 可以在美國對司法人員巡迴演講，其結果是美國的立法與司法體系從此傾向於反對政府對市場機制的監督與管制——不管在實務上是有確實有需要，不管在實務上是否吻合公平與正義的法則）。
接著，他舉出金融經濟學裡普遍被接受的七個假說，並且以具體事例強而有力地予以駁斥，指出它們如何違背事實（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學要繼續堅持自己是「社會科學」的話，就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去修正或放棄這些假說）。
然後他批判主流經濟學最得意的一個優點：它們的總體經濟學跟個體經濟學之間是一致的。Joseph Stiglitz 的反駁很有力：理論上所有的分子都是由原子所構成的，所以只要了解了原子的行為就可以據以推斷分子的行為；然而事實上分子的行為模式跟分子的行為有著鴻溝般的差異，因此真正合理的解決辦法是用兩套理論去分別描述原子的行為模式與分子的行為模式，而不是硬將兩者套進同一個理論模式而導致理論預測與事實之間有巨大的差異。
接下來的問題是，假如要修改既有的主流經濟理論，最需要修改（或放棄）的是哪幾個假設？Joseph Stiglitz 先指出一個務實的態度（研究取向上的策略）：經濟學的假設不必然都吻合事實（譬如「理性預期」），但是只要它不引起巨大的問題，往往就必須為了「簡潔」的理由而容忍它的存在（但不是立即將它合理化，以至於徹底忘記他有可能會在特定場合引起理論預測的巨大誤差）。
因此，要修改既有的主流經濟學，策略上應該是標定那些會導致理論與現實間出現重大差異的假設。而 Joseph Stiglitz 第一個指出來的（必須更正的假設）就是「工資剛性」（wage rigidity），因為它會引導政府銀行體系做出許多錯誤的決策（從 15:09 開始）。
其次，他花很多時間講述「representative agent」的謬誤，以及它如何誤導經濟學模型的預測結果（Joseph Stiglitz 講得很抽象而精要，一般人或許可以參考這篇台大博士論文的摘要）。再接下來他扼要地舉例分析（批判）「理性預期」的假設會在哪些應用場合（以及如何）引起荒謬的預測。
後續的分析裡雖然沒有直接談到「理性預期」，卻又跟「理性預期」及「效率市場」假設有密切關聯。不過，絕大多數讀者應該不會對這麼高度理論化、抽象化（但攸關總體經濟學與金融經濟學核心假設與理論基礎）的討論有興趣，所以我也不再繼續臚列他的後續話題。
我想藉此表達的第一個想法是：Joseph Stiglitz 可以用很具體的證據（事實）去指證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哪裡有問題，以及建基於這些假設的經濟學理論在詮釋現實處境以及構思因應對策時可能會在哪些地方造成哪些嚴重的後果。因此，即便你以為跟他觀點不同的人可能另有值得重視的因素，卻無法否定（漠視）Joseph Stiglitz 對主流經濟學的針砭。或者，如果你不認為 Joseph Stiglitz 的觀點是對的，至少也要記得去查核現實世界的證據，以便確認主流經濟學的論斷確實是對的——尤其是當主流經濟學的論斷明顯違背其他社會科學的論斷（證據），以及當主流經濟學的論斷明顯違背我們所關心的其他價值（譬如，對弱勢的關懷與濟助等）。
其次，由於我對經濟學的理論了解有限，所以無法將這個演講的所有內容都聽得透徹。但是在我聽得懂的部分，確實十分敬佩 Joseph Stiglitz 掌握理論架構、進行抽象分析與論述，以及關於研究策略與方法論的討論。
面對這樣的大師，我常納悶：台灣怎麼會有那麼多自以為了不起的人，而不是在這些真正的大師之前看到自己的渺小與微不足道——尤其是想到台灣有這麼多在全球頂尖大學拿到博士的人，難道他們都沒從校內的師長、頂尖學生看到自己的有限性？
然而 Joseph Stiglitz 不只是能夠從宏觀的角度深刻地掌握到各種既有理論的架構與假設的合理性（及其對理論發展的影響，以及在現實世界裡應用的後果）。即便是在討論很具體的現實世界問題，他也能信手拈來，記熟知現實世界的真實樣貌，又能靈活地用理論去解釋現實世界。譬如，下一個要介紹的演講就具有這個特色。
兩大旗手的稀有同台：The Great Divide
在批判不合理的所得分配與既有主流經濟學的陣營裡，Joseph Stiglitz 和 Robert Reich 無疑地是兩個絕不容忽視的著名旗手。
由於兩個人都是獨當一面的思想巨人，所以鮮少同台演出（雖然他們私交相當不錯）。我在 YouTube 上面只找到兩個。其中一個是 2015年四月底 Joseph Stiglitz 去柏克萊打書（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好像還沒有中文譯本）時的錄影（Joseph Stiglitz 主講，Robert Reich 主持兼與談人），標題是：「The Great Divide with Joseph Stiglitz and Robert Reich」。
我以前就在 YouTube 上面聽過好幾個 Joseph Stiglitz 的演講，深知他不僅擅長宏觀的理論思辨，也因為長期擔任國際金融組織與各國政府顧問，因而嫻熟現實世界的實務（包含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以及理論在現實世界裡的靈活運用）。
至於 Robert Reich，大學部念歷史，之後又拿獎學金去牛津攻讀著名的 PPE（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學位，最後去耶魯大學法學院取得法學博士。畢業後他先是在司法體系工作，再因卡特總統的任命而參與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政策規劃，直到 1980年去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任教，並於 1992年起擔任柯林頓總統的勞工部長。卸任後他輾轉任教於兩個大學，最後落腳於柏克萊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所以，他的專長主要在於公共政策與政府治理，但是也因為關心貧富差距與所得分配的極端不公而逐漸嫻熟經濟政策與經濟理論。
跟 Joseph Stiglitz 的《不公平的代價》比起來，我覺得 Robert Reich 的《拯救資本主義》寫得更有條理、更有系統，因而更容易清晰地掌握到當代的經濟秩序以及所得的不公平分配是如何地受到政府部門的扭曲（偏袒資方，劫貧濟富）。然而因為我早已知道 Joseph Stiglitz 同時精擅理論與實務，因此把上述差異理解為 Joseph Stiglitz 太忙，沒有像 Robert Reich 那麼認真地在寫書。
在「The Great Divide with Joseph Stiglitz and Robert Reich」這個演講錄影裡，我再度看到 Joseph Stiglitz 自由地跳躍於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問題的具體實務之間，而且不是像蛋頭教授那樣死抓著自己偏好（或熟悉）的理論蠻ㄠ到底，而是視野寬闊且綜衡百家地從不同角度（與理論觀點）去分析一個政策可能會產出的主要利弊得失。
看著這個演講錄影與前一個演講，我都一再驚嘆：人怎麼可以聰穎到這種程度？！
我在劍橋沒有機會親自聽諾貝爾獎得主的演講，但也總算是見識過許多工程學界的好幾位全球頂尖大師，從來不曾傾服到這種程度。我跟李遠哲開過幾次會，雖然談的都不是他所擅長的化學而是草根社會運動，但是總覺得他對社會問題的思想實在沒比一般理工學生好多少（處處是盲點，甚至經常搞不清楚社會問題的特質跟理工問題的特質差異懸殊，而不自覺地想要用理工的思維模式去理解社會問題）。尤其是跟 Joseph Stiglitz 給我的觀感比起來，總難免會有「一樣是諾貝爾獎得主，聰明、機靈與胸襟、視野的遼闊程度怎麼會差那麼多」的感慨。
我相信，兩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差異不是單純在於理工與經濟學的人才培養過程不同（事實上經濟學一向的抱負是成為「科學」，而國內許多自以為是「經濟學大師」的人在我眼中看來只不過是自負小聰明的「匠人」，跟我在理工學院見到的那些眼界狹隘的教授們沒什麼兩樣）。
我相信，真正的差異是：歐美的頂尖人才確實就是兩岸頂尖人才所望塵莫及的。至於其主要成因是由於基因、文化、學校教育或者社會的氛圍與總體學習環境所促成？我相信很可能都有些關聯，但是文化、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的氛圍與總體學習環境的差異遠遠大於基因的影響。
也就是說，兩岸目前依舊是「落後的社會」——所得的落後其實不怎麼重要（況且台灣人的平均實質所得已經跟上歐美且超越其中部分國家），文化、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的氛圍與總體學習環境的落後，才是阻礙台灣社會向上提升的關鍵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