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的人在捍衛民主體制時，都是靠著直覺、想當然爾的意識形態，頂多是捍衛「投票與言論自由＋身體權與財產權的保障」。但是，如果政治的決策是由少數人壟斷，經濟發展的利益也是由同樣的那些少數人所壟斷，這是封建貴族制度，還是民主政治？
當美國的經濟學者大多數（絕大多數）同意 Thomas Piketty 的研究結論（經濟成果絕大部分被頂層的1%人所攫取），且美國的頂尖學者也以實證研究證實美國政治決策實質上是由少數人所壟斷（of the few, by the few, for the few），甚至被 BBC 說成是「寡頭統治」時，你認為「投票與言論自由＋身體權與財產權的保障」是否完整涵蓋了民主的核心價值？
「民主核心的價值」是什麼？如何「捍衛」？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很不容易回答！
1、美國式民主的核心價值
美國人喜歡把美國式的民主當作「普世價值」，台灣人也經常不加思索地就接受了。問題是美國式的民主真的有涵蓋到我們最關心的民主核心價值嗎？其次，實踐上美國政府真的有兌現她對選民的承諾嗎？
她對人民權利的保障並沒有納入在1789年的《美國憲法》，而是用修正案在1791年表述於《權利法案》（憲法修正案第一至第十條）。一個旨在促進慈善行為的教育基金（Learning to Give）從《美國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中整理出10項「民主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liberty ）、平等、正義、生命權、公共設施與公共福祉（common good）、追求幸福的權力、容許多元價值等，並且簡要地加以說明。
如果從《美國憲法》的序言看，正義、安寧（和平）和自由都是手段，最終目的是「增進全民福利」和「自由所帶來的幸福」。
然而不管是《美國憲法》或者《權利法案》，美國人最重視的個人自由，相信的是「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而不冀望政府能替他們解決任何個人問題。因此，所謂的「全民福利」通常被盡可能狹隘化地解釋，通常只包括非個人所能完成（也不適合市場壟斷或寡佔）的公共建設：交通、學校、博物館與美術館、法院、消防隊與警察。
因此，美國式的民主最重是的是「自由所帶來的幸福」，其次是確屬必要的「公共建設」，至於法國大革命所宣揚的「博愛」，在《美國憲法》與《權利法案》中都淡到不容易覺察它的存在。尤其是當集體的利益（common good）有可能會損及個人利益時，美國人往往是優先捍衛個人利益，而不是適度節制個人利益（參見這一篇論文和它所引述的參考文獻）。
然而過分重視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而忽略博愛的精神時，最後不但「平等」淪為空談，連「正義」也會淪為空談。譬如，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會複製貧窮和階級，等於是往封建社會倒退走，因此受教權的平等與機會的均等應該是每個民主社會都該捍衛的共同價值。偏偏美國學童的教育資源分配卻貧富差距懸殊（每人每年 $20,000 vs $5,000）。至於醫療資源分配的兩極化更是已達「國恥」的程度。
此外，兩度擔任美國國務卿的 Daniel Webster（1782 –1852）曾在 1830年信誓旦旦地對參議院說過：「It is, Sir,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 the people's Government, made for the people, made by the people, and answerable to the people.」接著有了林肯在蓋茨堡的 1863年著名演講：「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但是普林斯頓大學的 Martin Gilens 與西北大學的 Benjamin Page 在2014年檢驗了國會有關 1,779 項政策議題的行動後卻發現：「在經濟精英的偏好與有組織利益團體的立場控制下，一般美國人的偏好對公共政策只有非常小、幾近於零、就統計角度而言沒有意義的影響。」（見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一文，另有簡明摘要在此）
盡管絕大多數迴響都跟 Martin Gilens ＆ Benjamin Page 站在一起，還是有少數學者質疑這個研究過程與結論的嚴謹性（譬如：此文），然而質疑者往往未曾深究原論文所提供的證據，或者反駁時不夠嚴謹，因此 2016年時 Martin Gilens 與 Benjamin Page 在華盛頓郵報刊出一文 "Critics argued with our analysis of U.S. political inequality. Here are 5 ways they’re wrong"，指出這些反駁者最常犯的五種錯誤，他們並且在 2020 年出版一整本書 Democracy in America?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深入而完整地探究美國民主政治哪裡出了問題，同時提出解救之道。
絲毫都不讓我意外地，他們指出：首要的問題根源是經濟上的極端不平等！
2、另一種選擇：歐洲版本的民主
歐洲的民主經驗和背景跟美國有許多對比性的差異。譬如我在「美國為何無法消滅貧窮？」一文第6節所指出的，歐陸法系深受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拿破崙法典》的影響，偏重平等、博愛以及政府捍衛基本人權的責任；英美法系深受《大憲章》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的影響，首重節制政府權力與捍衛個人財產與自由。
其次，美國立國之初先有13個獨立殖民地和各自的地方議會、自治組織，他們早已習慣於獨立自主的運作，結合成聯邦共和國只是想要共同抵禦外侮（國防考量），而不曾冀望中央政府（甚至州政府）能為他們做什麼。實際上建國之初在那遼闊無邊的土地上，誰也幫不了誰，誰也不會侵犯到誰。因此，連1791年的《權利法案》也是旨在限制政府權力（不得侵犯個人權利），而不是冀望政府保護個人權利，所以條文都是以負面表列的方式敘述（其實還有新教的影響，以後有機會再說）。
對比下，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誕生於貴族與教會對第三階級的壓迫，所以關心的重點是如何保障第三階級的權益，不要再被其他階級（精英）剝削、欺壓。盡管這份文件所揭示的理念一時間難以落實在現實世界，然而它卻成為後世持續改革民主政體的理念依據，就像19世紀英國著名史家與政治思想家阿克頓男爵（Baron Acton）說的：「就是這印出來不足一頁紙的宣言，其份量要重過所有的圖書館，其力量要強於拿破崙的所有軍隊。」
緊接著，歐陸許多國家都經歷過工業革命的慘痛歷史教訓，因而遠比英美更相信「自由市場機制始終偏袒資方；唯有限縮市場機制與資方的財產權，強化勞資共管與勞資談判權，才能促成真正的勞資雙方的平等」。基於這個信念，歐陸許多國家都遠比英美更偏向 social democracy（參看這這本書的第19章）。
著名的牛津大學退休教授 Stein Ringen 是在奧斯陸完成所有的教育，他在What democracy is for : on freedom and moral government 一書裡說：民主的核心價值是「the freedom to live a good life according to one's own choosing.」也就是說，不只是擁有自由，也不只是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而是進一步去培養個體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時提供他們公平的機會。為了達成這個政府的使命，政府必須有效地解決貧窮（尤其是貧窮的複製機制），以及有效地反制經濟力量對民主政體的侵蝕。
在過去的冷戰時期，因為害怕共產勢力滲透，歐陸國家與英美都比較重是勞工權益，對工會的集體協商權（collective bargaining）和罷工權較為支持。這一段時間也是歐美社會各階層一起均等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黃金年代」。可惜的是，1980年代以後，包括德國在內，各國政府一方面打壓勞工罷工權以及其他集體協商的權利，一方面通過 WTO 加速推動全球化，使得高所得國家的勞工條件普遍地惡化：既無法跟資方集體協商，又被迫跟不尊重勞工人權的國家水準看起（所謂的「race to the bottom」）；這等於是以政府的作為在出賣勞工，間接（迂迴地）踐踏本國勞工的人權。而失去集體協商權的勞工很自然地要被迫降低勞動條件，使得貧富差距擴大（參見此文和此文）。
此外，有組織的工會可以協助勞工研判政策與候選人的品質，釐清資訊與新聞的真偽、品質，是所謂「公民社會」最重要的一環，更是確保勞資利益分配吻合雙方利益的最佳機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健全的勞工組織，算不算得上是健全的民主國家，其實大有疑問。
3、對於民主政治的質疑與迷思
Jason Brennan 在 2016年出版《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一書，主要是用實證研究的文獻作佐證，質疑民主政治無法兌現倡議者所許諾的公平、正義，甚至極其無效能；他並且把問題的核心指向「選民無知」，因而建議打破「一人一票」的制度，根據選民對政治的了解程度來加權其選票的權重，甚至把判斷能力不及格的人剔除在外。然而這個建議不只會在當下造成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專政」的事實，而且很可能會使貧窮階級的世代複製進一步惡化，造成「白人中產階級封建制度」。
許多人在批評 Jason Brennan 的論點時會指出：2007-08的金融危機證明專家的判斷也經常失準。然而這樣的批評跟 Jason Brennan 的論點一樣地扭曲了民主政治的本意：重要的並非「決策的品質」，而是「由少數人作主的政治體系，是否有能力克服掌權者的私心和私慾，真的做出對底層民眾吻合公平、正義（＋博愛）的決策」？
歐洲共產黨創黨之初只挑選富有奉獻精神的精英，結果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前領導人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還是印證了阿克頓男爵的名言：「權力有腐化的傾向，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腐化。偉人幾乎從來都是壞人，就算他們施加的是影響而不是威權。」民主的制衡制度，就在於防範私心使權力腐化。Jason Brennan 在挑選實證研究時，顯然是徹底忽略了人類過去數十年來最重要、最大規模的實驗：歐洲共產黨的「精英統治」經驗！
此外，1980年以來的「大市場、小政府」也是另一場大規模「精英專政」的實驗，其結果很明顯地是底層受盡剝削。事實上，與其說2007-08的金融危機證明專家的判斷也經常失準，不如說金融危機證明「少數金融精英的決策，必然是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底層民眾和國家的風險」（事實上，金融精英在2007-08的金融危機之前獲得龐大利益，事後又從政府援助再度獲得龐大利益；這個事實說明的是他們的自私與精於算計，而不是決策失誤）。Jason Brennan 的論證，也顯然地完全無視於這個事實。
Jason Brennan 的整個論證，最大錯誤就是「只談效能」，而不談「誰真正受益」。民主政治的起源與目標都是為了「全民公允受益」的社會發展，而不是「偏袒少數人利益」的社會發展。而人類2000年歷史的教訓是：除非全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決策，否則底層民眾的利益幾乎注定是會被忽略、漠視或犧牲（只有偶而例外）。
因此，想要跟 Jason Brennan 站在一起的人，首要的責任不是告訴我們民主的決策品質有多差，而是告訴我們：憑甚麼認定知識精英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底層民眾的利益？他們需要關注的經驗證據不是學術界那些跟現實世界有宏大距離的案例研究，而是共黨政權數十年的大規模實踐，以及1980年以後歐美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大量經驗事實！
4、民主政治不是「豪華郵輪之旅」
民主政治體制就像一艘船，三權分立和投票、候選只是基本配備；較精緻的民主政治體制會搭配優質的媒體、受到法律保障而蓬勃發展的工會、各種關心公益的非營利組織（監督政府、倡議新法案等）、參與重大公共議題討論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術團體、從小學到大學的公民素養教育，以及在這些豐富資源下培養出來的公民意識和公民。此外，公民複決或直接公投都可以針對單一議題精準表達選民的意志，複決或公投前的政策辯論可以提高公民素養，這些都是提升民主政治品質與捍衛民主核心價值的有利助因。
民主失靈的原因，是因為重要的設備年久失修，或者原有設備過分簡陋所致。譬如，北歐的公民教育比美國更成功；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帶頭壓制工會後，歐陸國家的企業趁機弱化勞工的集體協商權；接著社群媒體興起，實際上操縱資訊傳播的人是大量無知的鄉民，而不再是傳統的專業媒體。這些因素都讓歐美的民主政治配備劣質化，而大企業則趁機擴大他們對政府的影響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不是廢棄（直接或間接）的全民民主，而是想辦法去修護、強化相關的設施、設備。
至於所有的公民，並非豪華郵輪上的旅客，而是有權選擇船長和大副的船員——配備再怎麼精良的郵輪，一旦選民忽略職守，總會有撞上冰山而沒頂的機會，或者選錯船長以致「將帥無能，累死三軍」；如果選民無知，任隨船長和大副濫權，整船人被賣去當奴隸也不是沒有可能。
公民素養的品質攸關民主政治的品質，這個道理的經驗證據遍佈於歷史，簡單而明確到幾乎不需要再舉證、申論。
好的領導團隊當然也是優質民主政治的關鍵影響因素。因此 Stein Ringen 在 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一書中聚焦於政府領導能力的分析，並且以北歐的政府為例說明近數十年來英美的元首如何無能（沒有能力找到對的方向，並且有效地闡述與遊說，促成朝向正確方向移動的力量）——必須注意的是，Stein Ringen 絕對不是在提倡集權或「英明專制」，他的《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一書清楚表達這個反對立場。
有優質的公民素養而沒有優質的領導團隊，確實會讓民主政治的品質遜色；但是只有優質的政治領袖人物而沒有優質的選民，照樣是白搭。
因此，沒有道理用「明君＋賢臣」取代優質的「工會＋媒體＋公民素養」。或者說，優質的「工會＋媒體＋公民素養」才是根本，「明君＋賢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增色。
5、民主政治與通識教育
想要有好的民主政治，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提升公民素養，促成公民社會的各種相關組織。想起來似乎成本太高而成效太低。
然而就像前兩節所說的，歷史已經一再證實：過度仰賴少數人的投入（知識精英＋明君＋賢臣），結果一定是經濟成長的果實被有積極投入的人所瓜分，沒有積極投入的人必然是輸家（被剝削者）。
其次，全球（尤其高所得國家）面臨的重大威脅之一就是科技性失業，最好的解決辦法不是創造出一大堆無聊的消遣（既有的市場發展趨勢），而是把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到有利於創造公共福祉的新興部門去（譬如，積極立法鼓勵私人捐贈的基金優先從事有利於促進民主品質的活動）。
再者，中小學的民主素養所能教的深度有限，如果能夠利用大學的通識教育去進一步提升公民素養，將會有助於公民對媒體資訊品質的鑑別力，從而讓優質媒體有較大的存活空間（延伸閱讀：參考此書）。
結語
在這篇文章裡，我最重要的企圖是指出：通識教育有它可以扮演的重大角色，而且這個角色既難以被取代，又攸關民主政治的未來。
尤其是在今天大學教育如此普遍的狀況下，精心設計且用心執行的通識教育是有機會提升公民素養，涵養優質媒體的付費讀者，為非營利組織培養志工與專業工作人員，從而促進民主政治品質的提升。
可惜的是，目前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弊端叢叢，許多課都是形同虛設的營養學分。至於如何改革，我曾深思過，卻總覺得大學既有的升等與獎勵制度會是通識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
也許哪天有興致再專文討論此事。
附記：
我已在前一文「美國為何無法消滅貧窮？」的文末加註一筆「補遺」。主要內容是：（1）中國在2011~2021年對「扶貧標準」的定義基本上是採用世界銀行2015年公布的標準「每日1.9美元」。（2）這個標準換算成2021年的人民幣，約當每人每年收入4,000RMB，或者換算成台幣是每週所得320元NTD（7-11打工的最低時薪是台幣1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