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家同的相似度 <<0.01%！不需要把我跟他扯到一塊！至於「綠營」？我從不曾綠過──不管是泛綠，或者是淺綠。
我身邊一堆深綠和淺綠的朋友，那是因為從事社會改革運動而交往的──偏偏過去社運圈就是跟民進黨走得很近，所以我的身邊綠油油。
我只批評馬英九而不批評蔡英文，那是因為蔡英文不是現任的總統或閣員。假如蔡英文有機會當總統，我相信我對她的批評會更加地不留情──因為，她過去的表現讓我相信：她根本是個不負責任，或擔負不了責任的人。
2000年，我把歷年總統選舉投過的唯一有效票給了陳水扁（那是我被政治人物騙過的唯一一張選票），半年內我就看破整個民進黨的執政團隊。民進黨目前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我沒有一個喜歡！我老早就已經不相信這個黨，看不起這個黨！
獨台會事件時，柯建銘曾經邀我入黨（他必然已經忘記了），我笑一笑就走了。新潮流系的大老曾經被說動要到新竹來拜訪我，不過居間連線的人知道難度太高，最後還是放棄了──我很久以後才聽她說起這事。
作為一個關心底層民眾的知識份子，我根本不可能加入任何政黨。
若論政治信仰，我唯一心服過的政治信念是早期的歐陸共產黨。與其被抹藍或抹綠，我寧可被抹紅。
但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和《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讓我了解到無法信任掌權者；從共產黨員轉為天主教徒的英國作家海德（ Doug Las Hyde）寫了《獻身與領導》，讓我對社會改革運動的信任度遠高於任何政黨。
出國前我是一個族群認同很模糊的人，但是看不起國民黨，也受不了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的荒謬與殘忍。劍橋兩年，我變成政治上 100% 的台灣人。而文化上我一直是漢文化和歐陸文化的共同後代。
回到台灣，我重新思索何謂「文化台灣」，何謂「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卻找不到任何足以跟漢文化或歐陸文化鼎足而三的內涵。
四十歲左右我終於找到自己的文化圖騰：「台灣蕃薯」──卑微、樸實、外表毫不華美，果實藏在土地裡毫不顯眼，也不在意有沒有人看見；命運坎坷而生命力無比堅韌，任由亞熱帶狂風暴雨的摧殘，即使地面所有蕃薯藤葉都已被摧殘盡淨，卻瞬即從土壤深處再度發芽而繁華茂盛。陳樹菊婆婆就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台灣蕃薯。
但是我既非政治上的台獨，也非文化上的台獨。文化上我是「台灣蕃薯 + 漢文化 + 歐陸文化」的共同後代。族群認同上，我接納所有在這土地上生根的人。政治上，我是100% 的台灣人，但是願意跟所有「非台灣人」在善意的基礎上交往。
我一點都不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