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時薪不漲且產業技術不升級的現象，很多人相信關鍵在於過去二十年來台商的持續西進，因為它會導致兩個後果：（1）台灣的勞動力被大陸勞動力取代，一方面因為生產要素均質化而使得台灣的工資往大陸看齊，另一是方面工作機會流失（產業空洞化）而導致勞動力供過於求，進一步鋪設好工資下降的溫床；（2）另一方面，資方與高階管理者卻可以輕鬆地從中受惠，因而忙著賺 easy money，而不思提升產業競爭力。
上述論述或許令人心服地解釋了「現況何以如此」，但是「現況如此有其存在的原因」絕不等於證實了「現況是合乎公平、正義與人道的，無須改變」，或者「這是無可避免之惡，無法改變」。
試想，如果台灣的產業升級了，能夠生產大陸所無法生產的產品，生產要素均質化的問題就不會發生；此外，在台商西進的過程中，如果台灣本土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多於流失的工作機會，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就不會發生，而且勞動力就會從「供過於求」變成「供不應求」，薪資自然會上漲。
因此，我們可以反服貿，但不應該停留在很難落實且很消極的「戒急用忍」，而必須要更積極地回答以下五個問題：（1）為何政府不利用財富重分配來提升國內消費能力，或者從事有助於提供工作機會並造福未來的公共投資？（2）為何政府不積極引進先進國家的投資，來增加工作機會甚至要求其供應鏈有一定比例必須從國內採購，從而引導國內產業技術升級？（3）政府早已知道南進政策可以打開台灣的生路，且降低台灣對大陸的經濟倚賴，為何這個政策卻一直止於口談，而無法有具體成效？（4）很難想像說都沒有韓國那樣想提升技術的企業，為何國內類似的企業無法出頭？（5）如果台灣的勞工有充分的議價權和參與經營，可以把上述的 easy money 以更合理的方式分到一部分，或督促資方用於提昇產業技術，這會不會因而更加激勵資方充分利用勞工潛力，而追求技術升級與附加價值的進一步上升？
一、提升國內消費能力與提供工作機會
如果落實馬英九競選承諾的負所得稅，錢到窮人手上的乘數效用絕對高於拿給富人去炒地皮和炒股市；就算對國內消費的激勵作用有限，至少對除貧的貢獻鮮明。一個國家只要窮人過得去，剩下的問題就比較次要。我一直不懂：為什麼政府反而只關心富人，而不關心窮人？
此外，就算政府稅收嚴重短缺，即便政府的公共建設絕大部分是配合財團炒地皮，政府還是可以把錢花得更有意義。高雄捷運與台中捷運花大錢只是在促進國外的就業，因為技術、器械與勞工都是進口的。如果把花在高雄捷運與台中捷運的錢用來蓋都會區的輕軌捷運，所有技術都是台灣可以提供的，那會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如果把政府用來協助財團炒地皮的公共建設經費用來協助中小企業分析國外商機、蒐集國外商業資訊情報，不但可以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還可以比簽 FTA 更有效地降低貿易障礙。此外，與其用犧牲消費者權益、勞工時薪與基本工作條件保障、環保與風險分散原則來刺激出口，不如用我在〈台灣會被邊緣化嗎？〉所建議的「改進通關效率、基礎建設、營運環境」來降低貿易障礙與貿易成本。這些作為不但有助於降低貿易障礙而促進出口，而且還有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其實，日本與韓國在經濟與產業技術急速起飛的過程中，商業資訊情報社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問題是，台灣根本沒有這樣的社會機制！因此，盡管我們為了加入 WTO 而付出極高的代價，台灣企業的貿易對象幾乎鮮少改變過，仍舊是在跟原來的貿易夥伴進行過去幾十年來不變的貿易，而沒有找到更具附加價值的產品與出口對象。可以說，我們付出龐大代價而換來的「WTO最惠國待遇」完全是浪費掉了！
所以，「國外貿易資訊嚴重不足」很可能是目前台灣對外貿易的首要障礙。而且，「國際商業資訊嚴重不足，且貿易資訊幾乎都來自大陸」很可能就是台灣對大陸倚賴程度越來越高的關鍵因素。
具體作法是，把政府浪費的錢改成用來建立「國際商業資訊情報中心」，跟工業技術研究院的人合作，為台灣企業尋找最值得開發貿易關係的國家、目標市場與產品。等這個機構營運成熟後，逐漸讓裡頭的工作人員在找到 spin-off 的利基與營運模式後「分枝散葉」，離開工研院去開「商業資訊情報社」，藉此逐漸增加民間「商業資訊情報社」的家數與能量，直到完全取代政府資源為止。這不是比把錢浪費在製造房市泡沫還好？
二、引進國外企業
要談引進國外企業，先要問：「憑什麼！」我們的勞工工資只有韓國的一半，如果人力素質跟韓國一樣好或更好，當然對外商有很高的吸引力。
不過，很多人在抱怨這一代的年輕人不好用，甚至講出「博士畢業連高中水準都不到」這種話，我總覺得這些人以偏概全。我在這一節的最後才來說明這枝節的問題。
曾被稱為「塞爾特之虎」的愛爾蘭經濟就是靠積極引進外國投資而突飛猛進的成功案例。愛爾蘭在 1980年代因為能源危機與財經政策的錯亂而導致國債高築，且失業率高達 18%，經濟窘況橫生，極為悲慘。後來在1990年代成功地進行全國性的勞資協商，共同研擬出大家能接受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目標；並且由改組的「愛爾蘭投資發展局」（IDA Ireland）專則擬定策略性產業，以降稅等手段積極引進外商投資高科技產業，而使得愛爾蘭的 GDP 在 1995 之後開始急劇的成長，並且成為跨國企業在歐盟的高科技製造中心，充分發揮愛爾蘭人力教育的成果。此外，此外，婦女加入生產與移民回國潮大幅提昇勞動力，也有助於加速推動 GDP 的成長。
跟愛爾蘭比起來，台灣一樣用降低稅賦來補貼產業，但是卻沒有利用補貼來有效提高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假如台灣的企業只想利用兩岸關係與大陸廉價勞工來追求利潤，而無心於創造工作機會與提升附加價值，是不是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和合理的條件來引進外商投資，甚至藉助外商在台灣的採購來激勵中小企業提升附加價值？
至於「一代不如一代」的抱怨，我一直覺得是以偏概全的錯誤採樣所致。首先，我無法相信這一代的年輕人「稟賦」比我們那一代差。其次，這一代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師資、設備和學習環境明明遠比我們當年好，而且社會上有關產業、經濟與資訊科技的刺激（資訊）遠比我們那一代充足，所以他們更沒有比我們差的理由。
假如你找到一位台大冷門科系的博士生，他的水準不如四十年前的熱門高職畢業後工作十年的人，原因很可能在於：（1）那位台大博士可能是同齡中能力倒數 30%，大學唸最後段的私立科技大學；後來因為國立大學的碩博班浮濫招生，所以他考上某國立大學碩士班且勉強畢業；然後又因為台大博士班浮濫招生，所以他勉強摸進台大；（2）那位四十年前唸熱門高職的人能力在同齡中可能是從頭數下來的10%，因為家貧而唸高職，後來在工作崗位認真學習，所以職場實力不輸當年國立大學的碩博生。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你很可能取樣錯誤，拿我們這一代 top 10% 的人去比這一代 bottom 30% 的人！
如果你拿這一代 top 10% 的人去跟我們那一代 top 10% 的人在相同年紀時的表現做比較，我找不到理由相信這一代會輸我們那一代。
三、突破南進的障礙
我不知道南進到底有多少障礙，但是我卻看得到一些南進很重要的助力與吸引力。（1）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華僑控制兩國經濟要衝，其中一半是留學台灣的華僑，對台灣仍有很深的感情；而另一半雖然沒來過台灣，但是跟留台的華僑關係密切。光憑這一個優勢，對降低貿易障礙的貢獻就絕對遠遠超過韓國跟他們的 FTA。但是，政府和台商是否曾認真去發揮這個優勢？（2）GDP成長率越高的地方，建立新市場的機會越大。歐美GDP成長率已經很低且競爭者眾，我們在東南亞開發新市場的機會很有可能大於歐美市場。（3）雖然過去台灣建立自有品牌的努力幾乎都白費了，但那是因為我們一直把終端市場設定為歐美，在那裡台灣的品牌不值一文錢。反之，過去台灣是東南亞華僑嚮往的地方，如果我們藉華僑之助去探索在東南亞建立二級品牌的機會，或許成功的機會遠高於歐美市場，不下於大陸，甚至還優於大陸。
四、讓追求卓越的企業得到需要的資源
雖然 easy money 是癱瘓台灣企業精神的重要因素，我無法想像說台灣所有企業都欠缺追求技術自主的意願。尤其是西進多年以來，留在台灣的企業有很高的比例是決心「根留台灣」的，因此我就更加無法相信說台灣技術不升級單純只是因為西進。
根據我自己過去協助台商進行研發的經驗去想像，一個企圖成為「中堅企業」的中小企業會遭遇大四大困難，這四大困難幾乎都是政府造成的。
下圖是產業技術升級四大要素，我將用它說明我跟企業合作研發過程所發現的技術升級障礙。
（1）市場資訊的匯入：激勵企業精神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有厚利可圖的商機」，因此首要工作是讓台灣的廠商對國際市場資訊有清楚的掌握，以便在其中找到最有利於該公司的產品項目與市場，看見「有厚利可圖的商機」。如果一個老闆連看見「有厚利可圖的商機」都還不願意去想辦法彙整資源來提昇產業技術，我不相信政府還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讓這種懶惰而貪婪的廠商認真從事產業技術升級。
但是，中小企業人力分化不足，沒辦法自己掌握國外市場資訊，而台灣又沒有商業資訊情報社，商機絕大多數來自人脈管道的「口耳相傳」。因此，隨著台商西進，商機跟著西進；隨著台商南進，近年商機開始南進。問題是：西進與南進的台商都在追求 cost down 的商機，因此在這模式引導下的製造業當然會跟著附加價值下降或者難以有效提升。
假如這個揣測為真，突破困境所需要的是在市場上注入「高附加價值的商機」，來引導國內企業追求技術升級。如果因為目前市場上沒有商業資訊情報社，短期內就該由政府來扮演這功能，並培養民間能量，然後政府逐漸退出。
（2）研發能量的導入：台灣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欠缺自主研發能量；但是台灣大學與技術學院供應過剩，裡頭的教授受過極佳的研究訓練，連雲林科技大學都有 MIT 畢業的機械博士和東京大學畢業的土木博士。問題是這些人被國科會和教育部刻版的「一元評量標準」綁死在 SCI 論文上，整天研究跟台灣企業所需無關的題目，整天幾乎都活在雲端，跟這塊土地沒有任何連結。這樣的制度等於把台灣最重要的研發能量給報廢掉，產業如何能有技術成長的動能？
解決的辦法是廢棄國科會與教育部的一元評鑑制度，讓學校有充分的自由去選擇適合自己合作的產業與題目，讓大學的研發能量可以跟產業界充分結合，也讓碩士生的研究題目和訓練密切吻合企業的需要。這樣才有機會充分發揮台灣人力資源的優勢而促進產業升級，也藉著產業升級而讓年輕人「學有所用」。
近年很多輿論在倡議要減少大學數目，改為增加中低階技術人才，這將導致台灣人力資本品質的下降，並且失去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政府如果笨到接納這種建議，根本就是在滿足企業一時的短期利益，卻斷送掉台灣長遠發展的動力。
（3）一流人才的聘僱管道：代工產業核心技術全部被國外原廠控制，技術升級的空間很有限，注定會隨著新近國家的追趕而被壓縮利潤空間，最後不得不選擇西進來 cost down。過去政府挹注龐大資源去培養代工產業，並且浮誇地稱之為「期艦產業」，其實這一著棋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台灣產業加速空洞化，以及產業無法升級的伏筆。
偏偏，為了讓這技術升級空間有限且就業機會小的產業迅速發展，政府推出「研發國防役」與「研發替代役」，規定只有園區廠商的新進員工可以不服國防役，這一招徹底斷絕了其他產業招收優秀人才的機會。接下來，又用「員工股票分紅」讓園區員工可以侵占原始股東（公股銀行）和小股東的錢，而傳產因為原始股東是自己而不願意跟進，使得人才的走向繼續被扭曲。
結果，台灣最頂尖的碩博士人才跑進代工產業擔任美國工專畢業生的工作，而想要積極研發的傳統與園區外產業都招不到人才，進一步斷送掉國內企業技術升級的管道。
要想打破這個扭曲，政府必須收回黑手，維持產業間的公平競爭，讓有心追求技術升級的企業可以要到合適的人才。
（4）長期抗風險的資金：不管是要研發或者開發新市場，都是高風險的經營手段，而且台灣企業主與高階主管又都是「新手上路」，更加需要有穩定的資金。問題是公股銀行大量資金被綁死在政府欽定的五大慘業，而私人的資金又綁架政府去炒作房地產，許多上市上櫃公司更利用股市在玩內線交易、母公司養子公司等五鬼搬運的金錢遊戲，整個台灣龐大的資金先是被綁死在沒人住的豪華鬼城裡，剩下的又在股市追逐短利，想要追求長期成長的公司當然募集不到資金。
從這些角度看，我相信臺灣企業的技術無法升級，一部分來自於大陸的磁吸，但是政府與財團的勾結而誤導資源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甚至更重要的因素。
問題是
五、改善勞資協商與共同治理的機制
有很多人堅持：台灣勞工薪資低，與資方的剝削無關，是其他因素。
曾任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鄭求炫曾跟朱雲漢長談，想要解釋韓國大學畢業生起薪為何是台灣2.6倍這個事實。考慮物價因素、學生畢業素質、勞動力素質、產業結構特性等因素之後，鄭求炫和朱雲漢的共識是：「台灣的資本家在勞資博弈的過程中是永遠的贏家。第一，他們普遍不需要面對強大的工會，原來具有集體談判實力的少數工會組織，在國營事業大量民營化後早已土崩瓦解；第二、他們普遍享有產業外移的選項，可以運用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作為槓桿，迫使本地勞工接受工資凍漲，也迫使政府不敢輕易提高基本工資。」
假如台灣有像德國那樣的工會組織，使勞工具有夠強的工資議價權，我相信資方與高階管理者就會把賺到的 easy money 分一部份給勞工，全球化的好處就可以「勞資利益均霑」。此外，資方也會（被迫）更積極地去開發勞工的潛力，尋找可以發揮勞工生產力與產品附加價值的市場，而讓台灣有更多向上發展的動力。
結語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看，核四和服貿都是病徵，病根在產業政策錯誤，導致產業無法升級。
假如台灣的產業升級成功，擺脫高耗能產業，台灣自然不需要核四；如果產業不改而只是靠民間省電，成效有限；而且，反正馬來西亞能源自給率高達123.2%（2010年），大陸也高達 90%，台灣則只有 0.6%，台灣繼續追求「用電價補貼維持產業競爭力」的政策只不過是為自己掘墳而已。
服貿也一樣，台灣人不愛服貿，但是如果沒有找到有效的產業與外貿政策來替代，最後民眾還是會被逼迫去考慮接受服貿與一輪又一輪的 ECFA。FTA也好不到哪裡去，台灣的關稅已經太低而免稅品太多，美國對台貿易談判的重點已經都是要求以犧牲消費者權益與農村凋敝為代價來交換，以致於 FTA變成「犧牲眾人利益，補貼少數產業或企業」。
因此，產業問題將會是台灣追求民主化與社會發展過程中關鍵的支柱。可惜民進黨一直無法提出有說服力的替代方案，而踏實地研究台灣產業問題的（經濟與管理）學者又太少。這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如果台灣的經濟與管理學界繼續漠視台灣的社會發展困境，不去認真承擔起思索與研究台灣的產業與貿易替代方案，最後被犧牲掉的將是大家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