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德國的福斯汽車（VW，全名 Volkswagen，大陸翻譯成「大眾汽車」）在美國的田納西州設立了生產線，帶給該州大約 2,000 個新的汽車業工作崗位；但該廠生產線工人的起薪每小時卻只有14.5美元，大約是以前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和福特（Ford）的那些工會工人薪資的一半。即使加上各種福利，這些工人的雇傭成本也只是每小時27美元，遠低於福斯汽車在德國的工人時薪（67美元）。不只這樣，田納西州政府給福斯公司的補貼大約為5.77億美元，相當於每個崗位28.85萬美元！因為美國工人每年工作時間約 1,794小時，田納西州政府的補貼等於可以讓福斯公司在美國免費聘用 2,000個生產線工人，時間長達六年！
壓低工人薪資，再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這是雙重的劫貧濟富。這些吸引廠商的手段真的是必要的嗎？
根據我們常聽到的主流經濟論述，當美國工資這麼低且政府補貼這麼高時，德國汽車廠必然會逐一出走，而且留在德國的汽車廠將無法對抗美國生產線的低成本優勢而一一垮台，最後必然使得德國的汽車業很快地空洞化，而消費者將是最大的贏家。事實卻並非如此！
不管德國車是出自哪一個廠，售價全都一樣──美國工人的降薪和政府補貼全部進了福斯公司股東和汽車工人的口袋裡，消費者一毛錢的好處也沒分到。此外，德國的三大汽車廠 BMW, Daimler (Mercedes-Benz ) 和 Volkswagen 不但都是獲利的汽車廠，而且德國汽車的總產量是美國汽車的總產量的兩倍（550萬輛對 270 萬輛）──高成本的德國廠卻遠比低成本的美國廠在世界上更有競爭力！
Why？為什麼現實世界裡真正發生的事往往跟主流經濟評論告訴我們的相反？面對台灣實質薪資連年下降，誰能告訴我們真正的原因與對策？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而努力地想要創造「製造業第二春」與「二次工業革命」，但使用的手段卻經常是「政府鉅額補貼企業」+「壓低工人工資」。而且這種的現象相當普遍，福斯公司的案例是常見的，而非特例。
《紐約時報》的報導還揭露一個台灣人很難想像到的事實：美國汽車工人薪水低，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的專業技能遠比德國人差──福斯汽車在美國設立生產線之後，發現找不到足額的合格工人，因此只好在工廠內建立了德國式的培訓系統（包括三年的學徒期）。
但是，只靠這原因，不足以解釋田納西州為何要替福斯公司負擔全體工人的六年聘僱成本，以及德國工人為何可以拿到美國工人的兩倍薪水。
為了深入探討這個現象的成因與合理性，標榜「探索另類公共政策的可能性」的美國網路媒體 Remapping Debate 請歷史博士 Kevin C. Brown 為這個媒體寫了一篇深度訪談的文章 "A tale of two systems"，訪問了好幾位專家後，揭露德國汽車工人和美國汽車工人「同工不同酬」的背後故事。
Kevin C. Brown 的訪談發現：德國工人薪水高，主要是因為德國制度保障了工人的議價權；美國工人薪水低，主要是因為美國制度無法保障工人的議價權，反而會造成各州削價競爭的「race to bottom」。
德國工人的薪資與工作條件獲得兩大制度性的保障。首先，全部汽車工人都屬於同一個全國總工會 IG Metall，因此汽車廠在德國任何一個地方設廠，工資都一樣；其次，德國法律規定資方必須跟工人分享管理權與決策權，因此德國工人有跟資方平起平坐的議價權，並掌握企業經營的完整資訊，可以在必須讓步時讓步，也可以在不需讓步時堅持到底。反之，美國自由主義的法律與政治氣氛讓美國的汽車業工會遠比德國工會弱勢，容易被廠商個個擊破，因而使得美國工人的議價權遠遜於德國工人，所以即使資方賺再多工人也不見得分得到多出來的利益；而各州州政府為了爭取廠商來降低失業率，更處於被廠商個個擊破與要脅的地位，不得不競相比賽補貼與壓低勞動條件。
不只這樣，同一個德國汽車廠在德國的管理模式與薪資模式也迥然不同於他們在美國設立分廠時，而同一個廠的兩種行為模式反應的是德國與美國在法律、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德國汽車廠在德國必須把利潤拿出來跟工人分享，在美國會想辦法在各州跟洲政府談判出最有利的條件後，再盡量把利潤留給資方而壓低工人的工資。
結果，同一個福斯公司，他的企業文化、管理制度、工資、產品定位與工人的生產力等，通通是因國情而異。不只這樣，即使同一個國家內，企業的行為模式也是隨著外部的法律、民情與制度而變化。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論述佔上風之前，工會的組織非常地強，那時候最早到美國設廠的德國汽車業也是乖乖地尊重工會決定，因而那時候汽車工人的待遇明顯地比較高。
決定工人工資的因素一部分是來自於工人的生產力：他們的薪資不可能超過他們的生產力，但是可以遠低於他們的實質貢獻。資方願意拿出多少毛利來跟員工分享，是看勞方的議價權有多強，而勞工的議價權有多強取決於制度、法律與社會組織結構。所以，德國全國汽車總工會 IG Metall 的國際部主任 Horst Mund 在訪談中說：德國資方並非比美國資方更善良，美國工會也不會比德國工會更惡意地刁難資方；德國資方是被制度強迫跟我們合作，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工會幹部是他們追求利潤極大化過程中的重要絆腳石而──我們願意跟資方合作的前提是因為我們可以獲得合理的對待，有互利的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從 "A tale of two systems" 這篇文章的深度報導發現：汽車廠的行為模式跟企業所在地的法律、政治與工會組織的強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不是像主流經濟學假設的：所有企業都處於完全競爭的狀態下，因此行為模式都一樣。這樣的事實嚴重地違背主流經濟學對經濟人的假設，但是卻較符合制度經濟學的理解。
不過， "A tale of two systems" 這篇文章沒有完整回答一個問題：德國工人的薪資是美國工人的兩倍，那麼資方的利潤將會被極端壓縮而懷憤出走，不是嗎？為何德國資方實際上卻沒有大量遷移，甚至德國汽車的產量與銷售兩還兩倍於美國？
我彙整過去零星讀過的各種報導後，有這樣的猜測：德國資方被迫必須付出較高的薪資給工人，因此他們也會想盡辦法讓工人的生產力可以發揮到極致，包括他們會去善用工人的智慧與經驗來生產較高品質與價位的產品，利用工人的智慧與經驗去改善製程上的瑕疵，主動提出建議來改善製程與管理，主動觀察製程上預期之外的異常與瑕疵並主動反映與警告管理者；他們也會善用勞工組織來創造出勞資較佳的合作關係來促進生產力。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工人的潛在生產力會被完全開發出來。
反之，像台灣這樣輕易犧牲工人來成全資方的環境裡，資方有太多 easy money 可以賺，他們不會去想辦法開發勞方的潛能，提升勞工與組織的生產效率，而寧可讓他們從事低階的勞動，增加工時來增加產出，因此反而造成「教育水準越提升，教育浪費的情況越嚴重」的現象。結果，教育變成數重的浪費：浪費國家教育資源、浪費受教者學費與青春，而且不利於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資本累積與人力資本累積對 GDP 的貢獻最後都會停滯，只有廣義的技術創新所帶動的附加價值提升才是GDP持續成長最可靠的動力。也就是說：只有教育水準的提高沒什麼用，必須要有資方的積極進取為前導，才會繼而發生勞方潛能的開發、產品與市場的開發等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的後續動作。但是過去三十年來政府偏袒資方，讓資方有各種輕易牟取暴利的經濟環境，因而把資方養成一大群競爭力弱到不得了的飼料雞（只重短期業績，不重視長期的基礎研發、新產品與新市場開發、勞方人力資源的養成與提升等）。
事實剛好跟政府與主流經濟論述所說的相反：你越寵資方，資方會越懶惰（而非更積極致力於「創造性破壞」或生產力的提升），以致於不認真追求管理制度與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也不積極開發勞方的生產潛力，因此數十年來台灣的產業附加價值都只有微幅調升，也因此終於在別人的追趕下變得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從這樣的角度看，要提升台灣勞方的實質薪資，必須在制度上有完整的配套，一方面是讓勞方有跟資方平起平坐的議價權，一方面是消除台灣資方各種不勞而獲（easy money）的管道，以便讓逼迫資方靠實力賺錢，積極發揮創意，尋找最適合台灣生產（附加價值最高）的產品與市場，開發更有生產效率的生產、管理、研發模式。
我過去跟業界互動的各種經驗確實告訴我：政府對科學園區的資方太好，給予他們各種稅負補貼、廠房電價與水價補貼、進口外勞、用員工分紅劫奪原始股東和小股東的資產去分給員工、縱容產股與內線交易，etc，不一而足。長期這樣豢養下來，被政府照顧到的產業通通變成吃軟飯的傢伙，根本沒有打硬仗的能力，只能在新興國家崛起的過程中等死。
經濟的世界遠比工程的世界複雜而多變，而經濟學的模型卻又遠比工程的數學模型更簡單，因此經濟學原理跟現實世界的差距當然遠比工學院更嚴重。我曾在〈經濟學家為何讓人沮喪〉一文中引述兩位瑞士經濟學者的話：「經濟學不是一般的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因此必須要考慮到經濟實體所處的脈絡與情境。基於這個原因，有必要存在『歐洲經濟學』。」因為，「歐洲的市場特質跟美國的市場特質不同。歐洲市場比較小，經濟學家更加需要仰賴實務經驗。」只有當經濟學者認真研究過台灣產業的真實經營條件與狀況，才有可能對台灣的經濟與產業處境提出吻合事實的剖析，並據此發展出有益於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政策。
台大社會系的陳東升教授腳踏實地去汐止做田野，花了很多年的功夫把汐止鎮造鎮過程的真實社會組織與發展過程給客觀地寫下來並加以分析，讓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為何炒地皮這件事在台灣如此難以遏止，以及台灣地方派系、金融機構、黑道和中央民代、政黨的利益勾結有多深。這樣一本書才有助於我們去認識真實的台灣，構思對策。
假如經濟系有任何學者願意像陳東升這樣花苦工去做田野，台灣的經學界才會真的培養出認識台灣的經濟學者。在那之前，有關台灣的經濟評論與建議恐怕十之八九都是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離台灣社會的事實至少十萬八千里遠。
台灣的社會系以做田野為榮，以陳東升這樣的教授為傲，但是經濟系卻泰半是活在半空中，不曾認真去研究過台灣。我從沒聽過經濟系的教授或學生在踏踏實實地做田野，從來沒聽過經濟系的教授或學生以某位認真做田野的教授為傲。這樣的一個社群，能對台灣的真實社會有何貢獻？
為何連工學院的教授都要乖乖做實驗，做田野，而經濟學者卻不需要做田野？經濟系的師生們到懂不懂「實證科學」是什麼意思？不做田野的社會科學到底是「科學」？還是「玄學」？不曾做過田野而自以為懂經濟現象的人，恐怕都得要認真問一問自己：「你到底懂不懂什麼叫『實證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