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英九和江宜樺的動員下，絕大多數閣員都說出了違背良心與個人認知的話，紛紛出面恫嚇國人：沒有ECFA就不會有 FTA，沒有FTA台灣就會鎖國，被全世界邊緣化。
其實，有良心的學者都指出：兩岸經貿關係是太熱而非太冷，台灣的經濟成長動力在內部，而不在國際貿易，更不是賤賣民主、人權與土地正義的跨國貿易協定。
擔任過財政部長的劉憶如在卸任後終於可以說實話，她表示：台灣的經濟成長只有 10%靠進出口貿易，其他90%靠內需市場；但是政府政策卻一直漠視內需市場，老是為了出口而犧牲內需市場，使得經濟成長結構嚴重的扭曲與失衡，也使得經濟成長失去了更重要的動力（內需市場）。此外，她也批評台灣的出口過度偏重大陸。（稍後申述）
無獨有偶地，曾擔任過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與聯合國企業管理研究主任的林武郎博士也表示：「目前台灣經濟成長，約3/4倚賴中國大陸，等於是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因此，兩岸經貿關係是過熱，而非過冷。
根據《中國時報》2013年12月15日〈劉憶如：台灣經濟 深陷3個過度窘境〉一文的報導，劉憶如指出台灣三個經濟政策上的錯誤：（1）漠視內需而偏厚外銷，（2）外銷過度集中於電子業，（3）出口地區過度偏重中國大陸。
關於第一點，她先指出：「真正創造GDP成長的並非是出口，而是出口減去進口後的『淨出口』。所以，台灣雖然出口占GDP的6成，但因進口也占GDP的5成多，導致淨出口占GDP比率事實上不到10％，GDP的其他9成多其實是由內需組成，包括民間消費占60％，民間投資約1成多，以及政府支出占另外的1成多。」「台灣許多政策，都以『加強出口』為最高指導原則，租稅政策如是，外匯政策也如是；導致的結果是經濟成長結構嚴重的扭曲。」
關於第二點，她指出：「電子業出口占台灣全體出口值比重，自1986年的30％，一路上升至1999年至今60％；造成台灣經濟結構更加傾斜脆弱；底特律過度集中汽車產業導致近日法院判決破產，應為借鏡。」
你把以上兩點加在一起，應該可以看出言外之意：台灣政府被電子業綁架，在政策上為他們做多，讓他們享受不勞而獲的「大確幸」。而代價呢？犧牲全民的福祉。
所以，當媒體問她「科技業呼籲新台幣貶值救經濟」，她的回答是：「匯率應盡量由市場供需決定，不應只為了照顧出口而貶值。」她甚至指出孫運璿讓台幣升值，結果還反而創造更高的經濟成長率：「新台幣自1970年1美元兌40元台幣，升值至1979年的36元；升值的同時，GDP創下十年平均10.12％的佳績；民間消費更有平均每年9％的成長，表示全民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關鍵問題在於：當時台灣出口占GDP比率平均為40％，遠低於今日出口占比的62％；且當時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極小（1999年時僅有12.24％，對照今天的52％）。
你試想想，如果政府把該收的稅乖乖收好而不要無節制地對資本所得減免稅負，然後再把錢花在刀口上（有助於降低貿易障礙的基礎建設、投資未來的基礎建設，以及乘數效應較大的負所得稅制與扶貧扶弱），政府支出將可以增加一倍，使GDP成長10%；再認真地促進國內的內需市場使它每年有9％的成長，使GDP再有5.4%的成長，合起來不就是 15.4%的成長？
自解嚴以來，台灣的官商勾結甚至還遠比蔣經國統治的時期更加地嚴重，政府被「高科技產業」和各種財團綁架，財經政策無異於「劫貧濟富」；甚至還掏空國庫來資助財團進行各種炒地皮的開發案，而使得國債高築。因此台灣的經濟實質上是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但是官員和一大堆御用學者卻罔顧事實。用「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來為這官商勾結的體制辯護。
面對這種惡劣的社會形勢，經濟系的教授本來應該要站出來說話，讓國人知道事實與是非。可惜，很多經濟系的教授和畢業生也只會抱著教科書寫論文，而不曾認真了解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的實況，因此只會濫用教科書的理論來為這不仁不義的體制辯護。有這樣的學術圈，無怪乎台灣人被剝削的程度日益加深，卻罕有人知道是非，更罕有人說出是非。
台灣的經濟學界是個小圈子，計量經濟的學者聲音遠比其他學者聲音大，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經濟模型有效地統治著這個學界，大老與學閥遍地皆是。誰敢出聲批評這些用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經濟模型包裝過的政策，恐怕未來國科會研究計畫就不用申請了。
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有些經濟系的學者可以拿出知識分子的勇氣與良知，認真了解台灣產業與經濟的事實，了解台灣現實世界與教科書模型的差異，把不對的經濟政策和政府的恫嚇用容易被明白的語言加以駁斥。
台灣在持續地沉淪，不是因為我們簽的 FTA 太少，不是因為我們對大陸的倚賴不夠深，而是因為我們的政策一直在劫貧濟富，一直在扭曲資源的分配， 一直在漠視更加值得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