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網路上大人們對「太陽花世代」的各種解析，我常感到好笑。統派以為這是一場「反中恐共」的鬥爭，背後是綠營在支持。其實，盡管他們跟少數民進黨立委關係良好，他們厭惡民進黨政客的程度絕不下於厭惡國民黨。他們對中南海或許沒什麼好感，但是假如有大陸交換學生在現場，一定會被邀請「共襄盛舉」，甚至會有人自願當地陪，熱情地解說現場發生的一切。他們什麼也不怕（連近在眼前的鎮暴警察都不怕，更別說他們根本沒見識過的中國武警和天安門的坦克車，或者聽都沒聽過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質問我為什麼要那麼怕中國；他們誰也不恨，只恨那些不尊重民意，踐踏憲政，迫害弱勢的人──以及那些沒有盡責的在野黨立委們。
他們自稱「台灣人」，卻跟傳統意義下的「台獨」沒有任何的關聯，她們不知道省籍有何意義，也完全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就像他們之中的一人所說的：「太陽花世代的身分認同不是人格差異伴隨規訓程度差異下的產物，而是建立在紮紮實實地親密呵護土地的地方感之上，『你是什麼人？』問遍絕大多數的太陽花世代，他們會不加思索的告訴你：『台灣人啊，台灣長大的，不然是什麼人？』」
他們在跟我們完全異質的社會情境下長大，你不能用我們的邏輯去揣測他們的心理。你不需要對他們抹黑、抹紅、抹綠，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我們用一大堆自己也搞不懂的術語在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而又擺脫不了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們卻打從出生到現在幾乎就不曾相信過任何意識形態，也不需要擺脫什麼意識型態。
他們在跟我們完全異質的社會情境下長大，你不能用我們的邏輯去揣測他們的心理。你不需要對他們抹黑、抹紅、抹綠，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我們用一大堆自己也搞不懂的術語在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而又擺脫不了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們卻打從出生到現在幾乎就不曾相信過任何意識形態，也不需要擺脫什麼意識型態。
戒嚴體制下長大的父母們，憂慮這些「暴民」將會拆毀台灣的禮教與司法，使台灣進入「社會失秩」的狀態。其實，這些孩子沒有一個會對人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相信警察會無緣無故地對人使用暴力。而且，他們遠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的學運份子更認真在維持環境整潔，也更關心環保與垃圾分類。330那天我走在濟南路上，到處有人在分送免費的便當和礦泉水，甚至竟然有大學的小女生邊走邊伸出赤裸的雙手問：「有人要丟垃圾嗎？」這群孩子的善良讓人放心也讓人感動。
這些人難懂？其實不難，他們是在我們教養下長大的一群。認真看看他們怎麼長大的，認真看看他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走過的路，你就有機會懂他們的心。
一、絕不仰人鼻息，敢跟世界平起平坐的世代
林飛帆出生於1988年，魏揚大概是1989年出生，陳為廷出生於1990年，洪崇晏或許是1990~1991出生的。他們的爸媽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是創辦森林小學、解除髮禁、制服、體罰與惡補，推動鄉土教育的一代，是見證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戒嚴到解嚴的一個世代──這是台灣第一個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世代，見識過世界，有大量全球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回到台灣，一再開創台灣奇蹟，也相信台灣會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世代，因此他們完全尊重孩子的發展，不會因為擔心現實而逼孩子棄文從工或從商。在這些父母的開明教養下，太陽花世代的孩子從小就不知道髮禁與制服，從小只有講理而沒有規訓，只知道要尊重別人而不曾被壓抑、委屈。只要是對的，爸媽從來不曾不給，因此，對他們而言，「對的就是對的，沒有理由拒絕；錯的就是錯的，沒有必要辯白」，他們不需要再有更多複雜的解釋，也不接受任何的矯飾與辯解。只要是對的事，他們一定要得到。他們不曾仰人鼻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可怕，你不要冒出頭來，以免遭人背後暗算」；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無奈，你要委屈自己去唸不喜歡的東西，以後才會有出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可怕，只有外省權貴可以玩」；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骯髒，你不要去碰政治」；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台灣是個落後的國家，各種不民主的現象都是必然，你必須要忍耐。」反之，他們被鼓勵去念自己喜歡的科系，表現自己，勇於突破與創新；而她們那些擁有國外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們整天在講後現代、性別、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流弊，他們講當代人權發展史，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弊端與各種結構性問題，講歐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講公民不服從。
於是，當大人都認為「政治有政治的現實」時，他們心裡還是只有對錯而沒有現實。在他們心裡，台灣不是二等國家，她有資格享有跟全世界一樣進步的制度與人權。他們說：「你們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們不是。」對他們而言，如果台灣還不夠進步，不是因為我們不配，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他們勇於實踐，勇於突破，勇於開創新的可能。
只要是對的，他們什麼都敢要。不像戒嚴體制下長大的我們，從小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擅於掩藏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拿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卻還委委屈屈地自以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看慣了政治人物的無恥也對政治人物的無恥、蠻橫、霸凌有高度的適應性，甚至習而不察，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
於是，當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大人只會習慣性地無奈，大學教授只會「惡法亦法」地自認倒楣，他們卻衝進立法院。當大人對於霸佔立法院感到矛盾（國會代表民意，沒有國會誰來代表人民發聲），還在捍衛形式上的民主時，他們要的卻是毫不打折的實質民主，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群立委在惡搞，必須先想一個辦法阻止他們惡搞再來談接下去怎麼辦；如果佔領立法院還不夠讓馬英九身邊的惡徒屈服，那就再佔領行政院；如果佔領14天還不夠，那就一值佔領到大人們知道要如何做對的事！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敢要；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習慣於說一套而做另一套。於是，江宜樺和龍應台各自說了一堆自己打自己的言論，氣得年輕人燒了他們的書。連一向很有正義感的朱雲漢都寫出〈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一篇荒唐的文章，等著被海外留學生陳方隅用〈「佔領立法院」傷害了代議民主嗎？──與朱雲漢教授的對話〉叫他不用擔心。
「對的事情不敢要」，這個態度讓台灣在解嚴後很快地就再度陷入藍綠勾結的買賣政治裡，無法進步；「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這個態度讓太陽花世代做到民進黨做不到的事，也做到我們這一整個世代都做不到的事。太陽花世代或許還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駕馭這個極端複雜的全球化世界，也許還不懂這世界上的各種爾虞我詐，但是台灣的民主如果能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他們那種「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的態度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二、無法忍受壓迫與不平等，不為經濟犧牲正義的世代
陳為廷建中畢業後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然後念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進入大學後，所有的社會運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反學費調整方案、台灣同志大遊行、五一勞工反貧窮大遊行、苗栗大埔農民運動、聲援華隆紡織廠工人、參加工運、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媒體壟斷、反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只要有人被壓迫，你就會看到他的身影。林飛帆參予過反對大學法人化陣線、反對教育商品化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臺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支持同性戀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兩人都跟民進黨有密切的關係，卻都不曾無條件接受民進黨，而參予了反抗賴清德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太陽花學運不是林飛帆、魏揚、陳為廷和洪崇晏的學運，而是一大群甘願不具名地參與的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他們在歷次的社會運動裡見證台灣社會「奸商吃人不吐骨頭，政府、兩黨狼狽為奸，媒體學者甘為鷹犬」這樣的體制。
他們反對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所有的霸權、壓迫與欺凌──不管它是國民黨、民進黨或者是共產黨。跟民進黨的淵源，單純只是因為民進黨還有少數讓人看得過去的政治人物，國民黨內則早已骯髒、敗壞到沒有一個讓人看得過去。
我不了解現在的成大和林飛帆的教育背景。陳為廷在清大的老師群們綠油油的一大片，很多人都參予推動過藍綠的政黨輪替，相信一定要在倆個爛蘋果中選一個，為了維持兩黨政治而對民進黨百般原諒跟遷就。你別以為這樣的老師敎出來的學生就一定是綠的。他們中學和大學的時候經歷過紅衫軍倒扁運動、後來對陳水扁的起訴和羈押，以及綠營逐漸跟陳水扁脫鉤的過程，他們已經不再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地盲目相信民進黨。
真正培養出太陽花學運的人，就是馬英九，以及「率獸食人」的官商勾結體制。
從小被要求講理的這一群孩子，長大後卻發現大人不講理，大人縱容不講理的大人，大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他們不能忍受強凌弱、大欺小，更加不能忍受政府欺凌弱勢的暴力。但是在士林文林苑事件、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臺南鐵路東移、關廠工人臥軌事件裡，他們發現大人沒良心，說一套做一套；他們發現國家沒有在為人民謀福利，反而幫著奸商欺壓善良而無助的農民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欺壓裡，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要放任這個社會爛下去，還是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馬英九上台之後的蠻橫，一次又一次地呼喚他們上街頭，去對抗這不公不義的社會。而蔣偉寧事件則讓他們徹底失望地發現：大學校長和教授們只在乎禮貌，而不在乎事實和是非。等到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他們終於覺悟到：「假如一個小丑可以用30秒強姦2,300萬人的民意，台灣的民主簡直已經病危到只剩最後一口氣。」
我認識的年輕人裡，一個碩士生每天白天在校上課，晚上到立法院外靜坐，直到病倒；一個剛回國的上班族第一個晚上就跟著大家一起衝進立法院，第二天打電話向公司請了兩天半的假；一個年紀再稍大一點的，竟然在剛開始的一週內覺得生活上有所享受就對不起在議場內抗爭的人。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
三、送給給大陸領導人的幾句話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
三、送給給大陸領導人的幾句話
我相信中南海十之八九也把這一場學運定位在「分離主義」、「國族主義」與「台獨」。但是我很希望中南海的領導同志們了解一個事實：這個跨越20歲到40歲的世代已然形成，他們可以對進步社會心服，而不可能對任何蠻橫的霸權屈服。
要收服這一群人的心其實很簡單：只要大陸的民主化程度，對人的尊重、平等、關懷程度都讓他們滿意，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的敵意和防範。如果中南海的兩岸政策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那麼，我相信這個世代的原則是：「在民主平等、尊重互惠、競爭進步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
別相信台灣統派老頭子們的諂媚、阿諛、奉承與「分析」。太陽花世代對於中國沒有特別的敵意，他們只是合理地在防範一個一向不懷好意的政權，沒有更多的意思，不需要想太多。只要中國擺出善意，他們就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敵意；如果中南海（或任何人）要強逼他們就範，他們就跟你激烈地抗爭到底。他們只是無法忍受強欺弱、霸王硬上弓、不講理、不尊重，而不是在「恨」誰，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意識形態。
但是，當中國連韓寒的心都收服不了的時候，實在沒必要自惹麻煩來招惹這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世代。不要再威嚇他們，威嚇只會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抗拒；也不需要再威嚇馬英九了，馬英九軟弱好欺負，剛好意味著他無法代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其實，未來一整個世代裡，中國的問題都在內政，而不在台灣。先搞定從極權到民主的發展歷程，先讓韓寒這一代心服，我們再來談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吧。如果中國除了GDP成長率之外沒有一件事讓人羨慕，甚至連人均GDP都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就急著要以商統政，這絕對是無法讓太陽花世代心服的。
後記：
本文刊出之後，有小朋友來信指責：「我是1989年出生的，我們那時候還有髮禁，你捏造事實。」
事實是這樣的：教育部在 1987年就已經行文各校廢止髮禁，但是全國各地執行上各有偏差。我長年住在新竹，孩子讀的學校比較開放，所以印象裡髮禁早已解除。但是國內有許多學校仍舊堅持不放，甚至到 2005年還有學校用頭髮找學生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