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動不動就恐嚇我們：「不聽我話經濟會垮掉！」要不然就是拐騙我們：「聽我的話GDP才會成長」。但是，我們這些受薪階級（所謂的 90%）要關心卻是另外兩個重點：時薪會不會漲，要付出什麼代價？然後想一想值不值得？如果GDP成長而時薪卻倒退，憑什麼要我們一再做出各種犧牲？
但是，過去十六年來我們的GDP有持續的成長，實質月薪卻倒退，除以工時後的時薪倒退得更厲害；政府和老闆開心，我們卻開心不起來。為了讓GDP持續成長，十六年來我們傷肝、傷腎、傷肺、傷心、傷神地付出與勞動，為何換來的卻是資方財富的持續增長，以及我們實質月薪的倒退，和底層社會的崩蹋？
國內的「財經專家」一再告訴我們：當富人富起來之後，底層社會一定會「利益均霑」；事實卻跟他們的保證違背。既然他們的保證無效，我們只好自力救濟去國外的學術文獻和國內的具體事實裡找合理的解釋，並且在思考架構上跨出主流經濟學的囿限，認真吸收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與觀點（雖然他們觀點異於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論述，但是實證經驗卻越來偏向支持他們的論點）。
一年多的時間下來，我找到兩個重要的線索：（1）政府制度偏袒資方，讓資方吃掉應該給勞方的錢，這是時薪不漲的主要理由，（2）教育水準持續上升，但是產業技術卻沒有升級，導致產品附加價值不但沒有提升，反而在新興國家的競爭下倒退，這是時薪不漲的另一個重要理由。
前者牽涉到分配的公平性，後者牽涉到政府制度與官商勾結；前者很容易解釋清楚，後者牽涉到比較複雜的問題。所以本文的 Part 1 先說明前者，下一篇的 Part 2 再來談後者。
一A、分配不公平的證據
實質GDP成長而時薪不漲，表示資方沒有把經濟成長的果實公平地分配勞方──資方不僅吃掉GDP成長的全部果實，甚至還把過去認為該分給勞方的一部分給吃掉了，因此整個天平嚴重地向資方傾斜。
首先要問的是：薪資有調漲的空間嗎？事實是：有！根據 Deloitte 會技師事務所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的《2013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報告第4頁圖一的數據，台灣的人均產值比韓國多出17%，但是每小時工資卻只有韓國的52%，因此調漲空間絕對非常大。
從〈一個汽車廠，兩種文化與薪資，Why？〉這篇文章，你應該可以看出來：資方敢吃掉勞方，是因為資方壟斷議價權，而政府不但沒有站在中間立場去維護勞資對等談判的公正性，還反而在制度與法規設計上一再出賣勞方。
事實上，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Paul Krugman 曾經讚譽他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將是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在富比士雜誌上為文〈用富人稅拯救資本主義〉指出貧富差距擴大的兩大重要原因：（1）勞工沒有議價權而高階主管可以為自己和最接近他的主管加薪，所以勞工薪資將成被壓低來推高高階主管的收入；（2）政府制度偏袒富人，使得資本所有者積累回報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速，不斷擴大資本家的利益份額，犧牲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政治上要求政府盡責維護勞資議價過程的公平性與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我們將會被迫以「傷肝、傷腎、傷肺、傷心、傷神」的方式追求資方財富的正成長，以及我們時薪的負成長。
一B、貧富不均是傷害經濟成長之惡
加大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 Emmanuel Saez 用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資料畫出了左邊這一張圖，告訴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事實：美國在戰後的 50 與 60 年代經濟過強勁的經濟成長，成漲的果實利益均霑，因此貧富差距並未擴大。70年代到80年代初經濟成長遲緩，但是貧富差距也沒有擴大。80年代雷根開始雷厲風行地推動巫毒經濟學，使得80年代後半葉開始經濟成長的果實完全被 top 10%的人吃光了，其他 90%的人所得甚至稍微下降；不僅如此，2000年之後不管是 top 10% 或其他 90% 的人幾乎都面臨十數年的所得停止成長。
對這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就是：90%的人所得長期無法成長，所以他們支出無法擴大，總體經濟的需求當然會失去成長動能。
此外，Paul Krugman 在〈公平與效率可以兩全〉一文中引述 IMF 的兩項最新研究，第一項研究調查發現：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而不是偶爾「暴漲」。第二項研究發現「就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再分配似乎是良性的」。
因此，用富人稅把富人不應得（劫貧濟富）的收入回收，通過財富重分配來救經濟，既合乎經濟學的原理，也合乎民主政治與倫理學的公平性原則。
不管是從經濟學、政治學或倫理學的角度看，目前盛行於英美與台灣的制度都明明是不公不義，但是美國和台灣卻有許多「財經專家」用「市場自我調節機制」來捍衛它。因此，要拆穿這個謊言和不公不義的體制，我們必須先了解「市場自我調節機制」背後的基本假設到底離現實世界有多遠（尤其是離台灣的現實世界有多遠），以及這些經濟學理論是如何地被別有居心的「財經專家」扭曲與誤用。
一C、市場教與巫毒經濟學的興起
在 1970年代以後因為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導致經濟學家對傳統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失去信心，總體經濟學的主導地位逐漸被芝加哥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等人倡導的貨幣學派佔領，反對政府以財政手段干預市場機制。不過 Milton Friedman 還算有良心，他首倡「負所得稅制」，希望以此補貼收入不足的人。後來芝加哥學派催生了以「理性預期」為核心假說的新古典主義（New Classical Economics，2008年之前在經濟學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主流經濟學派），主張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會根據理性預期追求資源的最有效運用，而政府的任何干預或者會被市場機制自動抵銷而無成效，或者只會傷害經濟的成長。在這個主流經學的撐持下，一群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專家提出了「去除政府管制，國營事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不過他們還有一點點良心，至少還主張政府支出要優先用於扶助貧困（pro-poor）。
很不幸地，這些理論被進一步被扭曲成「只要富人先富起來，窮人就會自動跟著受惠」的主張（俗稱「向下滴流」或「供給面經濟學」，Paul Krugman 稱之為「巫毒經濟學」）。在這個主張下，財富重分配的機制被取消掉，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 top 10%的人，而其他90%的人所得無法成長，導致消費無法擴張，經濟失去成長動能。被教宗指斥「你們不可以殺人」的，就是這一派的經濟主張。他們跟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有一段距離，但總是以偏概全地引用（誤用、濫用、扭曲）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來捍衛自己的主張。
於是，雷根和柴契爾就以上述理論（混雜著邪說）為理由，開始打壓工會，將國營事業私有化（等於間接取消政府對弱勢階層的生活補貼），推動國際貿易（使頂層受惠而使底層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同時對富人減稅（弱化財富重分配的機制，侵蝕國家稅基而導致國債上升）。因為這一系列的政治作為都對富人有利而對底層不利，因此歐美貧富差距急遽上升，財富盡歸頂層 10%，90%的人支出減少而使經濟成長失去動能，失業率也跟著上升而導致工資下降。
而國內所謂的「財經專家」更是故意或無知地不去搞清楚「巫毒經濟學」與貨幣學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間微妙的差異，在各種評論中大力鼓吹「巫毒經濟學」的主張，變成國內裙帶經濟體制與官商勾結機制的最有力打手。
2008年的金融風暴證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性預期」的假說至少在金融市場是不成立，而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在金融市場也有失敗的機會。而 Joseph Stiglitz 等新凱因斯主義也提出許多政府介入市場的理由與時機，其中財富重分配更被視為激勵當前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之一。新的證據也開始顯示：財富重分配有助於經濟成長。
但是，台灣過去三十年來媒體上只傳播巫毒經濟學的思想，連學校都鮮少在傳播新凱因斯主義的發展和最新的經濟學實證研究，並且繼續推動比雷根和柴契爾更惡毒的巫毒經濟，厲行富人減稅和各種劫貧濟富的措施，導致所得分配嚴重惡化，國內消費持續低迷不振。
因此，如果我們要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只要有能力識破巫毒經濟學的謬誤，還要積極吸收近年來經濟學界新的證據與思想的轉變，跳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框架，以非主流經濟學（譬如 Joseph Stiglitz、Paul Krugman、Robert Leitch 和 Amartya Kumar Sen 等人）的思想來豐富我們對台灣經濟問題的理解，並且認識台灣經濟特質跟完全競爭市場間的差距、成因與對策。
一D、台灣有加稅與財富重分配的空間
新加坡和香港規模小，只不過是個 city state，因此政府預算低於韓國，這合理。台灣的國家與政府規模遠大於香港和新加坡，稅負卻只有他們的一半，並不合理。台灣的稅負低並非因為政府有效率，而是因為政府賴皮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因此，政府支出也只有韓國的一半左右。
就算美國是靠赤字預算在撐持，她的稅負也高達 24%，約是台灣的三倍。可見得台灣大有加稅與財富重分配的空間。
反對加稅的人說：如果政府加稅，富人會跑光。好！那他們會跑去哪裡？跑到稅收最低的地方！你看上表，哪一個國家稅收最低？台灣！你有沒有聽到全球百大首富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
又有人說：如果政府加稅，企業會跑光。好！那他們會跑去哪裡？跑到稅收最低的地方！你看上表，哪一個國家稅收最低？台灣！你有沒有聽到全球百大企業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
所以呢？台灣有一群甘為服人走狗的閣員、官僚和「財經學者」，整天用違背事實的謊言在欺騙我們，以便為富人的剝削體制合理化。你還相信那些主張「不懂經濟學的人不要講話」的人嗎？你還相信那些「彭明輝分析經濟的文章就不用讀了」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