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捍衛主流經濟學的人而言，Joseph Stiglitz 和 Paul Krugman 只是兩個無理取鬧的人，不值得花心思去理睬他們。
但是，當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Robert Solow 對主流經濟學發出嚴厲的批評時，他們就不得不感到震驚並認真聆聽：Robert Solow 所提出的 Solow model 不只是當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礎石，它的分析方法更啟發了整個當代總體經濟學的主流研究。
不過，這位主流經濟學教父卻在 2010年出席國會的聽證會，公然指責當代主流經濟學最倚重的經濟模型 DSGE 和理性預期等基本假設嚴重違背現實，通不過常理的檢驗，無助於了解金融危機與提出對策。他指出，整個主流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已經用錯誤的假定得出荒唐的結論：市場的效能高於政府且能自主管理，政府的介入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這樣的理論只會建議政府在金融危機時袖手旁觀，而不會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議。
從凱因斯提出總體經濟學的那一天開始，總體經濟學的責任就是要協助政府對不順暢的經濟情勢提出診斷與對策。但是面對著 2008年之後整個市場失能的具體事實，以及許多能幹、需要養家而失業的工人，Robert Solow 只能痛心地看著整個主流經濟學跟現實脫節，對危機既無法事先預測，更無法事後提供任何建言。
Robert Solow 出席的這一場聽證會主題是 "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底下是他的發言中譯稿，原譯稿出自一位大陸人，我修改、潤飾後並加了一點註解。為了閱讀的順利，很多地方我直接譯出作者的言外之意，而不去做字面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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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索洛，麻省理工學院退休教授
美國眾議院科技委員會調查與監管小組委員會
“為現實世界建立一門科學的經濟學”
2010年7月20日
對於這個委員會，或者任何的國會委員會來說，舉行一個聽證會來討論分析性的（analytical）問題顯得不同尋常。今天的問題是關於宏觀經濟學，一門研究國家層面上各種總量的增長與波動的學問。這些攸關我國生活水準的基本總量包括國民收入、就業、價格水準，等等。這些基礎性的總量是如何確定的，我們又是如何思考它們的？儘管這是很難的分析性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對公共政策中最重要的事務有著直接影響。
委員會關注一個如此抽象的問題也許顯得不同尋常，但又顯然是自然而又緊急的。我們今天仍處於一個深入而漫長的衰退的谷底，對即將到來的未來毫不確定，同時絕望地面對著工作機會的不足。在這樣的時刻裡，我們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卻完全說不出對時局有用的話。這套研究方法在我們的頂尖大學、許多中央銀行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的政策圈子的嚴肅思考中佔據了統治地位。但是它不僅提供不了什麼指導，它根本就真的沒什麼有用的話要說。我在接下來的數分鐘裏的目標，就是試圖解釋為什麼現有的總體經濟學失敗了，並且是註定要失敗。
有些事情我想先說清楚。一般說來，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家。我認為我們截至目前所積累並傳授給我們學生的經濟分析總體上是不錯的；沒必要，也沒有理由要把它全盤推翻。當然，我們對經濟的理解有非常重要的疏漏，還有很多我們認為已知的事情其實是不對的。這幾乎無法避免。國民經濟──更不用提世界經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其特性通常又不斷變化，所以沒有人可以一勞永逸地搞對它並提出正確的理論。經濟學理論總是不可避免的太過簡單，這是沒法子的事情。因此，重要的是：每當愚蠢出現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指出來。尤其當涉及諸如總體經濟學這樣重要的事情時，一個和我一樣的主流經濟學家會堅持每一個命題都必須要能通過常理的測試（smell test）：「這個東西真的合理嗎？」我不認為現在流行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稱DSGE）能通過常理的測試。這個模型有一個想當然爾的假設：整個經濟體可以被視為一個單一的、前後一致的個人或者王朝，他╱它有一個符合理性設計的長程計畫，面對預期之外的偶然震盪衝擊，它總是以合乎理性且前後一致的方式來適應這些震盪衝擊。我不認為這個圖像能通過常理的測試。這個模型的支持者們做了一個自稱體面的宣告：這個總體經濟學的模型建立在我們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瞭解之上。但是我認為這個宣告通常都違背事實。毫無疑問地，這些支持者們相信他們自己說的。但就常理的測試而言，看起來他們要麼是不去檢證，要麼就是完全喪失了檢證的能力。
這很難解釋，但我會努力嘗試。大多數經濟學家願意相信大多數的個體「經濟人」（消費者投資人、貸款人、借貸人、員工、雇主）會根據他們的選項和資訊，做出使其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定。很明顯，他們並非總是如此理性行事，其系統性的偏差值得我們好好研究。但在很多情況下，上面的假設是一個不算太差的一階近似。我們必須銘記，所有的經濟學研究物件都是經過了簡化的經濟體，正如生物學的研究物件都是經過了簡化的細胞一樣。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學派傳播給大眾的，就是它經過了簡化的經濟體：「員工—雇主—消費者—其他所有因素」都被單一的一個代表性的「經濟人」所取代，這一個「經濟人」凡事都事先仔細計畫，永遠不死並且前後一致。這一個「代表性經濟人」的假設導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在主流經濟學所描述的總體經濟世界裡），沒有任何利益衝突，沒有任何不相容的期望，也沒有任何欺詐。（彭註：這當然是荒謬的假設，也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最嚴重違背現實世界的假設，因為在現實世界裡所有行為者往往有利益衝突，追求不相一致的目標，彼此詐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無法掌握這個現實世界裡爾虞我詐的行為模式，因為它假定總體經濟學世界裡所有的成員都擁有無限多的資訊與無限的理性分析能力，因此他們會做出完全一致的抉擇，也因此他們可以被單一的一個「代表性經濟人」取代掉。反之，很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無法描述的經濟行為模式在「賽局理論」裡卻被描述得很貼近現實世界裡人類的真實行為模式，因為在「賽局理論」裡假定了行為者不只一個人，他們有利益衝突，會彼此算計與詐欺。）
這樣一個全能決策者本質上根據其自身的偏好來運行經濟。當然，它不直接這麼做：經濟必須通過通常情況下正常的市場和價格來運作。迫於懷疑者和處理實際資料需要的壓力，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建模者們一直在努力工作，以允許各種市場阻力和不完美進入模型。這些阻力和不完美包括價格剛性和工資剛性、資訊的不對稱性、時間上的滯後性，等等。這些都很好，但其基本的故事仍然總是把整個經濟體看作一個人，這個人根據其自身情況，有意識地、理性地盡最大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不可能是對國民經濟的一個足夠的描述──國民經濟總是引人注目地不追求一個前後一致的目標。（彭註：這些小修改仍舊沒有擺脫新古典經濟學派最嚴重違背現實世界的假設：只有一個代表性的行為者，因此在這世界裡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不相一致的目標，沒有彼此詐欺。這是換湯不換藥）面對以此假設為基礎的經濟政策，一個深思熟慮的人也許有理由疑惑他╱她在一個什麼樣的星球之上。（彭註：意思是說，符合新古典主義假設的世界絕非地球）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不考慮我們常見的（尤其是現在所見的）失業：「失業完全是浪費」（彭註：「失業率零」是新古典主義模型的先決假設，因此在DSGE模型的分析下失業率永遠是零）。（但是在現實世界裡），我們有能幹的工人，願意接受當前的工資或甚至稍微少一點，但潛在的工作機會卻被市場的失效所扼殺（雖然這個事實不符合 DSGE的假設）。這樣的經濟體不能組織起一種雙贏的局面，即使這種局面是明顯可以被產生的。這樣的結果和「經濟體在理性地追求一個明智的目標」的假設是不相容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及其相關模型能夠處理失業的唯一出路是假設失業是自願的，這種自願或者是出於貪圖當下的享樂，或者是出於為將來某些情況而保留某種靈活性的願望。但這一假設正是那種沒法通過常識測試的解釋。
編造這樣的故事不僅是一個智力遊戲，雖然它的確帶點這種味道。（根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當經濟體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干擾或衝擊時，它會努力做出它最佳的表現，它會以最優的方式來適應我們預料之中和預料之外的種種情況。所以，它已經不可能表現得更好了。這個理論的合理推論就是：公共政策的蓄意介入只能使得事情更糟。因此，（根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如果政府比「代表性經濟人」有更多的資訊，政府應該做的就是把這些資訊公告週知；如果價格不具備完美的彈性，政府所該做的就是通過攻擊壟斷和削弱工會，使價格更具有彈性。（除此之外政府什麼也不該做，也不需要做。）但實際上，這個陳述本身值得令人懷疑。
我想說明的是，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對解決衰退的政策無話可說，因為它的基本假設就是「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這種假設本質上是說不通的。我認為，當我們的經濟體已經緊連著高度槓桿化、管理弱化的金融系統時，我們已經見證了這個假設是多麼的不真實。但我認為以前的歷次經濟衰退（以及產生通貨膨脹的經濟過熱）所顯示的不同模式，早已展示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假設是顯而易見的離譜。
從更專業的統計學的角度，我們還能找到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不能良好地理解宏觀經濟行為的理由，但我們現在沒時間涉及這些。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宏觀經濟學家們會被引上這條特定的歧途？也許我們以後會有機會討論這個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