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經典的經濟學問題不只是學術問題，它更有著極端鮮明的政治意涵：如果市場上的經濟行為總是符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決定，政府就不該對市場進行任何干涉，甚至連稅負與財富重分配都有可能會對底層的窮人造成負面影響，而必須加以反對；如果市場上的經濟行為有時會違背「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決定，政府就必須判斷何時該對市場進行適切的干涉，以便在市場失能時進行必要的彌補，從而促進社會「富而公義」的發展；如果市場行為有時候會失控，政府更必須要有能力事先診斷，以便及時加以干預，化解危機。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2013 年諾貝爾經濟獎的三個得主立場完全不同，雖然他們研究的主題都是房地產價格理論：Eugene F. Fama 堅決主張房地產市場符合理性預期，並要求對房地產市場放寬管制；Robert J. Shiller 是 Eugene F. Fama 最有利的批評者，而 Lars Peter Hansen 沒有鮮明的主張。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解釋是：房地產市場的交易行為模式極為複雜，兼具理性預期與非理性作用的因素，不是單一因素造成，因此這三個人的理論都對人類理解房地產市場的交易行為模式有重大的貢獻。（想進一步了解三人扼要主張的人可以看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分享諾貝爾獎〉）
後來 Robert J. Shiller 今年一月初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 "The Rationality Debate, Simmering in Stockholm"，這篇文章後來被翻譯成中文後以〈人類的經濟決定真的出於理性嗎？〉這個標題刊載在中文版的紐約時報網頁裡。表面上這一篇文章很客氣地在談「人類的經濟決定是否出於理性」，實際上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論點：（1）捍衛「理性預期」的人已經在模糊地擴大新古典經濟學派對「理性預期」的定義，用相當牽強的方式把各種通常被稱為「非理性」的行為也納入被擴大解釋的「理性預期」。言外之意是：傳統意義下的「理性預期派」已經無法堅守原有陣地，而必須對原本的批評者一再妥協。（2）Robert J. Shiller 同時也頗自豪地宣稱他是三個得獎者中最積極在吸收其他學術領域知識的人，言外之意是批評經濟學者太封閉，不願意看到人類經濟行為的完整事實。
在這一篇文章裡，Robert J. Shiller 先是回顧前人的諾貝爾獎演說，找出其中質疑「理性預期」的人——包括1978年的司馬賀（Herbert Simon），1988年的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2002年的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2009年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2009年的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都懷疑經濟參與者是否能夠像傳統經濟理論所認為的那樣，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
其次，他列舉政治學界對理性預期的質疑。譬如，在1996年合著的《理性選擇理論的病理》（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一書中，「政治學家唐納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描述了同事『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的激烈辯論』」。
最後，他舉出腦神經科學的證據，說明人類的理性行為與非理性的情緒作為是混雜交纏而難以區隔的。「當一名參與者為了攻擊對手而做出一個明顯經過權衡、理性的決定時，與情緒和社交有關的通路也被啟動，這意味著，這個決定並非完全是理性的。」
關於「人類的經濟決定真的出於理性嗎」這個問題的「最終答案」或進一步的了解，Robert J. Shiller 持有這樣的看法：「這不光是人們是否理性的問題。它還關乎如何更好地描述人類複雜的行為。也許有一天，對非理性的更廣泛定義將與理性的某個定義趨於一致，並對真正的人類行為做出解釋。我打賭，真正的進展將來自經濟學之外——來自其他社會科學，甚至來自資訊科學和電腦工程。」
上述論述與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意見都很接近我們的常識：房地產市場的交易裡有些人是基於充足的資訊進行理性算計後的決定，有些人是根據內幕消息與政商勾結在提前佈局（雖然不知內情的經濟學家可能一致同意這些交易的違背經濟學「客觀的理性抉擇」），有些人則是跟著盲目地起鬨，毫無理性依據。
最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其全貌通常超過常人所能掌握，但是其立論基礎卻往往跟外行人的敏銳觀察若合符節。這不該令人感到意外，因為經濟學的出發點正是在描述我們每天都看得到，且親自經歷的「常民經濟行為模式」。我們這些行外漢沒有複雜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無法演繹出經濟學的完整理論，也但是我們依舊可以憑自己的反省和認真觀察而知道自己的行為模式，以及我們身週其他人的行為模式，並據此判斷哪個經學家的理論出發點比較接近我們的觀察。
反而許多純理論的經濟學家為了顧及理論的一致性，往往把複雜的事實切割成單純的假設，以至於不同的理論經濟學者對相同事物的了解有如瞎子摸象般，人云云殊，且只見一斑；而有能力整合各派意見與實証證據的經濟學者，卻不見得是國際「頂尖」期刊的常見作者或「頂尖名校」的講座教授。
最頂尖的經濟學者意見針鋒相對，這在經濟學界是常態，不足為奇。反倒是在台灣的財經評論裡，不知為何總是只有一種對富人與現狀絕對有利的論述，且不顧弱勢與底層的死活，而質疑的人總是被冠以「不懂經濟學」或「專業能力不足」。這才是真正值得認真質疑的怪現象！
我的意思並非要用常民意見取代經濟學家的專業工作，而是說：在「頂尖經濟學者無法彼此同意對方」之前，我們這些常民必須要根據自己的認真觀察去判斷不同經濟學說對重大公共議題的意見，以及他們所提供的證據，然後彙整我們的政治、社會發展目標與倫理判斷，對重大公共事務做出屬於公民或知識分子該有的嚴謹判斷。
這個建議有其深刻的民主與倫理意涵，我改天另文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