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董一句「民主不能當飯吃」引來很多人的譏評。淡江大學的蘇紫雲在《蘋果日報》回應：「民主不能當飯吃，但可幫助經濟更加發展。」但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什麼？假如民主與經濟發展只是為了人均 GDP，很多人會說：新加坡就是因為比台灣更不民主，所以更有效率，也因而人均所得是台灣的兩倍。
不過，如果財富分配不均，GDP 的成長將全部屬於最有錢的 10% 人，其他 90%的人根本就「看得到而吃不到」。因此，只有兼顧GDP的成長和財富分配的社會裡，90%的人才有機會看到實值時薪的成長。
從這角度看，民主與經濟有了一個更深刻的關聯：在權力分配嚴重不均的社會裡，被壟斷的權力一定會被拿來進行不公平競爭或剝削勞工與土地，以換取不勞而獲的財富；而越是平權、民主的社會裡，經濟成長的果實會分配得越均等。
因此，民主對經濟的最重要意義就在於：民主制度偏好「對 90%人有利的制度」，而集權的社會則偏好「對 10%人有利的制度」；因此，只有通過民主制度，才能在GDP成長與均富間取得最佳平衡，為最多數人創造「實質時薪」最大化的社會環境和制度。
從這角度看，你就會了解郭董不喜歡民主的原因。
如果你是權力與財富在頂層 10%的人，你不會喜歡分享權力與財富，當然也就不會喜歡民主，不會喜歡社會運動；反之假如你關心的是其他 90%的人，甚至最底層那 10%的人，你必然會發現：民主是促成權力與財富的重分配的必要手段。既得利益團體，絕對不會為了成全公平與正義，而主動釋出不勞而獲的權力和財富。所以，政治上的不平等會跟經濟上的不平等會互相兌換與強化，只有取得政治上的平等，才有機會取得經濟上的平等，並且讓兩者相互進行良性互動。
陳方隅在〈「民主不能當飯吃」？郭董，你錯了！〉中指出新加坡社會的許多缺點。在蓋洛普和快樂星球的調查裡，新加坡人也顯得極端不快樂，而人際關係的冷漠更是許多新加坡人難受的關鍵之一（看這裡 & 這裡 & 這裡）。同樣地，香港在英國統治與回歸中國後都無法享受像台灣這樣的民主，而他們的財富分配也一直跟幸福指數一樣地令人不快。
只要看看底下這具體的事實，你就會略知一二：新加坡 2012 和 2013年的基尼數在稅前是 0.478 和 0.463，稅後調節成 0.463 和 0.412，皆高於會引起社會對立與不安的警戒線 0.4，接近「貧富差距懸殊」的 0.50；雖然還低於香港的 0.537，但高於大陸的 0.474 和韓國的 0.419，更遠高於台灣在 2011 年的基尼數 0.342。
有一個老掉牙而過時的錯誤理論說：如果大家都把公平看得比 GDP 的成長更重要，我們就會掉入共產國家的均貧。事實是，只有在一個文盲普及的社會裡，民眾普遍不了解其行為的後果時，才有可能掉入那古老的陷阱。但是，在民智已開且媒體健全的民主社會裡，選民會在專家多元聲音的引導下，權衡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投票給最有可能創造平均時薪最大化的制度、政見與政黨。
從這角度看，台灣今天經濟成長遲滯而時薪倒退超過十六年，原因並非我們的民主發展過頭，而是我們的民主發展不足：媒體不透明使我們無法選擇對 90%人有利的制度、政見與政黨，也讓經濟成長的果實被 top 10% 用房地產與股市炒作等手段劫奪（而其他 90%的人卻不知道要團結起來抗衡），政府政策更永遠是不顧 90% 的利益而專為富人作多。
如果我們從這角度去省思台灣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目標，我們將會對於「要不要羨慕新加坡、香港和韓國」有不一樣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