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經濟上的平權，民主將只不過是一場騙局。但是，市場經濟不但無法公平地分配經濟的成果，甚至還在實質GDP成長的過程中讓 90% 的人經歷了實質薪資的倒退。這不是偶然。
法國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的著作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 2014年初出版了英譯本，使他迅即成為全球最紅的經濟學者。這本書研究十八世紀以來經濟上不平等的長程發展，並推翻主流經濟學的信仰：市場會自動將財富分配給底層而達到利益均霑的目標。他甚至告訴讀者，因為長期以來資本報酬率持續大於經濟成長率，美國已經變成世襲式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控制權被少數極端富有的家族牢牢掌握，而非由能力卓絕的人掌握。這樣的制度不僅不公平，往中古時代的莊園經濟導退，甚至根本就違背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的信仰：只有讓最傑出的人在公平競爭下勝出，並掌握經濟資源與決策權，才能發揮經濟體系的最大效率。（參見Paul Krugman 的書評）
這個世界需要一個徹底的轉變，三合一地解決「落實民主、經濟平權與經濟發展」三大社會發展目標。而殷鑑不遠，就從北歐和萊茵模式的勞資協商開始。
一、放任式的資本主義與台灣的惡性循環
在富裕社會裡，工資高且經濟成長遲緩，很容易出現用機器取代勞工而導致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現象。若無良好的勞資協商機制，資方很容易利用這種環境去壓迫勞工降低勞動條件，不勞而獲地擴大資方的利潤和高階經理人的報酬。美國放任式的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這個局勢而導致嚴重的青年失業與長年的無薪「實習」。台灣的工資仍低，但資方卻利用大陸與東南亞勞動力的替代潛力來壓迫台灣的勞工降低工資，接受非典就業，不勞而獲擴大資方的利潤和高階經理人的報酬。這樣的體制根本是「新奴隸制」或「新莊園經濟」：資方片面地制定工資價格，勞方無法公平地跟資方協商，只能毫無選擇地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待遇，這跟中古時代的莊園經濟體制能有多大差別？
台灣的現況則更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與民主政治的不平等相互形成惡性的循環：資方片面訂定勞動條件，逼使勞方工時過長而工資過低，因而無法關心公共事務，導致民主的品質惡化，行政權與立法權都被少數財團挾持；行政權與立法權被少數財團挾持後，政府放任地皮炒作來炒高房地產價格，讓財團通過房地產搾取薪水階級終生所得，使得財富成為世襲；行政權與立法權被少數財團挾持後，訂定有利於特定財團與產業的稅賦和補貼制度，導致經濟資源錯置，而公股銀行與各種政府資源更被特定財團與產業壟斷，使得產業無法升級，導致經濟無法成長或成長遲緩，但是資方與高階經理人的所得卻急遽成長。
要突破台灣至少二十年來的惡性循環，不可能仰賴美國的放任式資本主義，而要靠萊茵模式和北歐模式勞資集體協商。
二、萊茵模式與勞資集體協商
大陸學者薛涌的部落格裡有一系列比較英美制與萊茵、北歐模式的文章，其中一篇〈德国式的“集体协商”〉對德國商會與工會間的協商模式有不少的介紹。我不再此贅述。總之，只要是涉及勞工利益的問題，如工資、獎金、工時、加班、休假、雇傭、解聘、調職等等方面，乃至於公司的經營方向等，勞工代表都有跟資方平起平坐的參與權、發言權與決策權。在這樣的制度下，由於勞方代表可以充分了解公司營運、獲利、對外競爭的所有資訊，因此在必須讓步時可以跟資方共體時艱，進行必要的減薪、減工時或裁員（萬不得以時），而公司獲利時也會將所得在資方與勞方之間公平分配。而政府則作為公平的第三者，設計勞資協商制度，參與勞資協商，以確定勞資談判是公平地進行。
這樣的制度，既可以發揮廠區內生產、定價與薪資的靈活彈性來照顧對外競爭，還可以兼顧分配正義，又可以促進勞資的合諧關係；而政府只定遊戲規則而不定基本工資，正是「小而美的政府」的典型。
此外，在德國和北歐模式裡，因為有集體協商機制，經濟發展的成果可以較公平地方配，勞資也可以在必要時共體時艱，這遠比英美體制裡所謂的「增加工作流動性」更能在經濟上體現人的平權。
德國人說他們的民主政治是從工廠開始，隨時隨地都在進行，而不限於選舉日。確實！勞資協商不僅可以促成經濟上的平權，也可以從工廠開始培養勞方的民主素養，從而更加深化與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質。
只有在勞資公平地集體協商的機制下，勞工才有機會獲得合理的工資與工時，並且在工廠裡培養出較深厚的民主參與機制，對經濟、產業與國際貿易的現實與政策有較深刻的了解，因而有能力在複雜的當代社會裡擁有分辨政策好壞的能力。有這些能力作基礎，才能擺脫官商勾結的騙局，與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而發揮對政府的有效監督。
假如只是靠社會福利制度和所得重分配來確保低所得的人日子過得去，我們還是無法引導勞方獲得對當代產業、經濟與貿易現實的了解，他們會很容易在景氣變差時被官商勾結的體制愚弄，而相信各種「經濟學的鐵律」、「專家的見解」等，因而逐漸流失掉制度對他們的保障。
因此，集體勞資協商制度才是政治民主與經濟平權的根本基礎，沒有它，經濟的平權無法確保，而民主也將很快地淪為一場騙局。
在前一篇文章〈新北歐 = 市場經濟 + 分配正義〉裡，我以瑞典為例，概略介紹了北歐模式。該文沒有提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北歐模式也有遠比英美更合理的勞資協商模式，來促進新資分配的公平性，甚至刻意壓低高階管理者的待遇。以瑞典為例的，該國勞方有一個全國性的單一總工會，和一個全國性的單一商會，各產業部門的工資是由這兩大組織協商訂定的，使得工資年長率接近GDP成長率，也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大致上是勞資均分。
這些觀察讓我相信：美國式的民主是隨時可以被奴化的民主，而萊茵式的民主才是可以永續的民主。
三、再論「民主與經濟，為啥？為誰？」
前一陣子寫〈民主與經濟，為啥？為誰？〉這篇文章時，主要是覺得陳方隅的〈「民主不能當飯吃」？郭董，你錯了！〉這篇文章仍沒脫離台灣主流經濟學的思考，不但不足以指出台灣的脫困之計，還可能會更深地掉入既有的陷阱了。
譬如，他用「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比非民主國家還要好」來為民主辯護，這個過分簡化的論述很有機會被利用來為美國式的惡質資本主義辯護，也凸顯不出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對 1%有利，還是對大家都有利），以及民主與經濟發展可以良性互動的事實。
民主不該只停留在龍應台浪漫而思慮不清的口號和修辭，而必須深化到經濟的平權，以及每日生活的實踐。台灣這種只有選舉日而無勞資集體協商機制的民主，用再美麗的詞藻去裝飾它都是枉然，因為它只不過是遮掩官商勾結，以及財閥剝削勞工的體制而已。
四、空心菜可以為台灣做什麼？
蔡英文回鍋當黨主席，媒體稱她「空心菜」，這符合我過去對她的觀察：不用心思考台灣的問題和對策，在台灣的重大危難時刻只會在媒體前露個臉揮揮手，說不出半句有益於時局的話。
不過，如果她願意認真研究萊茵或北歐模式的勞資集體協商機制，在公共論述場合帶動討論與思考，並積極推動相關制度，我或許會對她刮目相看。
否則，只能希望台灣有第三黨願意去進行上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