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的選舉，如果全台灣的選民都只顧自己和兒孫的未來，恐怕上班族（90%的選民）都應該要不計成敗地投給第三黨。如果繼續含淚投票或投廢票，只會讓藍綠政營裡的無恥政客更加囂張、猖狂，更加看不起你，更加「吃你夠夠」。
戒嚴時期沒幾個人相信解嚴是可能的，開放黨禁時沒人相信政黨輪替是有可能的。它們之所以會成為可能，是因為許多人相信政黨輪替是台灣唯一的希望，而不計成敗地一再投票給民進黨。今天，只要我們再度不計成敗地持續投票給第三黨，就有機會掙脫被財團╱少數家族和兩大黨綁架（魚肉）的命運。
從資方市場到資方天堂
過去二十年來，財富持續向上集中的結果，上班族的生活越來越艱難，大家都看不到子孫的未來。藍綠政權都把上述現象歸罪於全球不景氣和貿易自由化，而絕口不提藍綠政府的落井下石與雪上加霜。
幾十年來台灣人持續地被媒體洗腦而根深蒂固地迷信「小而美的政府」，甚至誤以為政府越小越美；以致於政府已經小到債台高築，賴掉許多應盡的責任，甚至成為就業市場惡化的元兇，卻還有上班族傻傻分不清地在挺「富人減稅」。
表一顯示 ，歐美政府的支出佔了GDP的40%~50%，這也意味著政府部門早已是成熟經濟體的最大服務業部門，和社會上最大的僱主。如果歐美政府大幅減少支出，將會導致服務業部門萎縮，工作機會減少，以致就業市場往「粥少僧多」的資方市場惡化，使得資方可以對勞方予取予求，任意壓低工作條件（增加工時，降低工資與失業福利，延長退休年齡，降低退休給付）。
反觀台灣，政府支出只佔GDP的20%左右，平白比歐美社會少了20%~30%，當然很容易會讓就業市場變成「粥少僧多」的資方市場，甚至資方天堂。
具體而言，政府先是把「編制內人員」改為約聘雇，目的在規避聘僱人員的退休福利；接著再把約聘雇人員改為委外派遣，讓勞工被進一步地剝削；最後乾脆把政府的工作包裝成給各大學的委託研究案，讓大學裡的研究生在低薪條件下執行原屬公務員的業務。非典就業人數屢創新高，今年已達總體就業人數的7%，政府正是製造非典就業的元兇。
主張「富人減稅」的一方堅持說，富人減稅是藏富於民間，可以活化市場經濟，遠比把錢交給政府更能創造工作機會。事實呢？資方減了稅以後，有些錢被拿去投資海外，有些拿去炒高房地產，而鮮少用來創造工作機會。
結果，上班族薪水不漲而房價高漲，年輕人的薪水更倒退十八年，使得消費無法提振，內需市場也就難以成長；再加上全球經濟不景氣、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自動化，國內就業市場益加「僧多粥少」，而從資方市場變成資方天堂：盡管台韓產業結構類似而勞工的人均產值是韓國的1.17倍，資方卻可以藉著「僧多粥少」的機會把勞工的薪資壓低到只剩韓國的52%，並且以「不降稅就外移」來勒索政府，以致台灣的政府稅收只有12%，是德國與英國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韓國的一半（詳見表一）。
既然勒索勞工與政府就可以賺錢，還會有多少企業願意辛苦地發揮企業精神與企業才幹，追求產業技術升級？結果，發揮企業精神與企業才幹的人太少，勒索勞工與政府的企業太多，以致於產業沒有明顯昇級。於是，就業市場逐年惡化，資方反而因此獲利，可以對勞方予取予求：無限工時責任制、爆肝爆腎過勞死，以及不需跟勞工代表協商，也不需向政府說明的無薪假。
要跳出這個惡性循環其實也不難，只要把財政學者詬病已久的租稅減免取消，讓政府稅收恢復到韓國的水準（25%），政府支出就可以平白從GDP的20%左右上升到32%左右，並且用這些錢來保障底層民眾的生活品質，提升消費力和創造工作機會，從而將就業市場從資方天堂逐步調整為勞方市場，或者勞資平衡。一旦國內的消費與就業市場獲得改善，政府就更不需要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整個就業市場與經濟就有機會從惡性循環轉為良性循環，我們也不需要再為了留住企業而犧牲環境品質與食品安全。
對於這樣的提案和遠景，很多被洗腦慣的人都會深懷畏懼地反駁：「加稅，會讓企業和富人出走，這不是會讓台灣的經濟雪上加霜嗎？」
臺灣人真好騙！
假如加稅真的會讓富人出走，你猜，他們會出走到哪裡去？稅負最低的地方！那麼，請你看一看表一，哪個國家稅負最低？台灣！可是，你有沒有聽說過全球五百大首富排隊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為什麼？
富人選擇居住地有兩大考量：其一，為了妻子兒女考慮，要住在教育資源好，公共服務品質佳，生活水準高的地方；其二，為了創業方便，要住在政商人脈通暢，且產業人才與基礎建設均佳的地方。稅賦高低，其實根本就是很次要的考量，所以四川山溝裡就算免稅加上一堆政府補貼，也不可能招商成功。
但是台灣政府不合理的超低稅負下，政府的支出也極端不合理，以致教育品質無法提升，環境與公共生活品質更是惡劣，甚至食安問題頻傳。減稅的結果，不是「近悅遠來」而是「近惡遠走」，反而連台灣的富人都紛紛安排下一代移民到歐美國家（去享受較佳的公共服務品質），而自己則在台灣努力地污染土地（以便賺取環保成本與食安成本的價差）。
同樣地，假如加稅真的會讓企業出走，你猜，他們會出走到哪裡去？稅負最低的地方！那麼，請你看一看表一，哪個國家稅負最低？台灣！可是，你有沒有聽說過全球五百大企業排隊在申請到台灣設廠？沒有！為什麼？我上一篇專欄文章已經說過了，確實有優質的外商想來台灣投資，但是卻沒下文，或許是因為國內「工商大老」反對而作罷。另一方面，生活環境品質低劣，不利於優秀人才遷居，這也使得優質的外商望而卻步。
稅賦與工資只不過是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的諸多因素之一，所以德國和瑞典的稅賦與工資遠遠高於台灣，照樣可以留住企業，甚至吸引外資。以德國的福斯汽車公司（Volkswagen）為例，她曾被美國田納西州優渥的政府補貼和德國一半的工資吸引，而去設立生產線；後來這條生產線還是發現美國工人素養太低，製造不出福斯汽車公司要求的產品品質。
台灣只圖降低稅賦與工資，而韓國則力拼產業升級，以發揮教育的成果與勞工的能力。結果，紅色供應鏈只追殺台灣而沒有能力追殺韓國；日本與蘋果都備感韓國的威脅，而沒聽到有哪個國家被台灣威脅。
台灣的教育水準與勞工品質都絕不下於韓國，卻只有台灣有產業升級的困境，而韓國和大陸都拼命發揮「後發優勢」，罕言產業升級的困難。你說，真的是因為台灣人的基因有天生的缺陷，或者文化遠比中韓卑劣？還是因為政府、兩黨和上班族都一起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的結果？
藍綠輪替與左右輪替
先進國家的政黨輪替是左翼與右翼政黨間的輪替，分別為上班族與資方爭權益，因此他們的政策可以在資方與勞方的利益之間取得較佳的平衡。台灣的政黨輪替是藍綠輪流執政，而背後的金主、財團早已不分彼此，因此十六年來政府都對工商大老唯命是從，而對上班族的困境視若無睹，或者隨意敷衍。
我演講時常問聽眾：「根據媒體報導，陳水扁在2000年宣佈當選後，次日立即拜訪十大工商領袖；2004年宣佈連任後，次日立即在總統府接見十大工商領袖；馬英九在2008年宣佈當選後，次日立即拜訪十大工商領袖；2012年宣佈連任後，次日立即在總統府接見十大工商領袖。你們猜，10+10+10+10等於多少？」
性急的立即回答「40」，稍後更多人大聲回答「10個」。我提醒他們：這些年內有兩位老先生過世了。於是，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說：「12」。
發揮企業精神與創意是最辛苦的賺錢術，朝中有人輸送利益是最省力的賺錢術。因此，晚清南潯首富劉鏞教訓後代：「第一是官府裏要有人；第二是要與洋人打交道；第三是後代要讀點書。」
富人永遠會支持右翼政黨，綁架右翼政黨。假如上班族再不積極培植跟自己站在一起的左翼政黨，未來的就業市場還會進一步惡化，台灣將會永遠都是富人的天堂與上班族的地獄。
左翼政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有人頗帶懷疑地質問我：歐美許多國家都沒有第三黨的發展空間，台灣怎麼可能會有第三黨的發展空間？這些人顯然沒有看清台灣與歐美的處境差異。
歐美的兩大黨通常是左翼與右翼各一黨，第三黨當然就會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然而藍綠皆屬右翼政黨，而且上班族（90%的台灣人）處境日益艱難，只要我們願意像當年黨外時期那樣地教育選民，憑什麼說90%的台灣人永遠都會投票給出賣自己的政黨？
也有人自以為聰明地反駁：現在的選區劃分不利於小黨，第三黨根本就沒有機會。回顧當年黨禁期間與解嚴初期，別說底層群眾與大學畢業生都徹底地被洗腦過，買票與作票的手法更是猖獗，結果照樣扼殺不了選民對民主的渴望。
我問一位社運圈的朋友：「跟戒嚴時期比起來，你覺得現在的局勢更讓人痛苦、絕望？還是戒嚴時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現在。以前雖然痛恨政治的壓迫，但至少經濟上是有出路的；現在不但政治上看不到改善的機會，連經濟上都越來越深陷於被綁架、勒索的痛苦。」
痛苦越深，反彈的力道越大，為什麼卻說左翼政黨是不可能的？
其實，改變時局的關鍵在教育。黨外時期的先進們花了許多心力在教育選民，以致於計程車司機個個變成能言善道的傳教士；美麗島律師團的時代對選票的興趣遠高於選民教育，甚至用愚民手法綁架一大堆深綠與淺綠的鐵票，才使得進步的力量變成腐敗的力量。
如果綠黨與社會民主黨真的有心建立起台灣的左翼政黨，就必須敞開胸懷去邀請更多具有左翼胸襟的朋友，一起從教育選民的札根工作做起。
欺騙選民，仰賴明星，攀附逢迎既有勢力，這些都是邁向權力的最短路徑，但也可能是出賣自己、自絕其後的關鍵手段。誠心誠意地教育選民，跟選民站在一起，即便無法在短期內獲得權力，卻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不二法門──而選民的進步則反過來變成左翼政黨擴大群眾基礎的最大利基，同時也是左翼政黨最佳的防腐劑。
結語
從無到有地建立一個有執政實力的左翼政黨，這絕不容易。但是只要我們看清楚「除此別無出路」，不容易的事還是可能會有達成的一天。
如果我們繼續讓政黨與上班族被少數財團╱家族綁架，台灣社會將更深陷於惡性循環的荒誕困境：看著下一代入不敷出的窘境，老一輩不敢退休，巴望著多賺幾年來幫孩子緩解困境；但是老人不退休，年輕人就沒有工作；年輕人沒工作，老一輩就更加不敢退休。這種惡性循環已經夠糟了，政府還在工商大老的慫恿下考慮要延後退休年齡。如果真的照這個建議做，難不成要老一輩的做到75歲才退休，讓下一代等到45歲才就業？
惡性循環的還不只這一端。看著房價越來越高，揣度著政府還會繼續幫競選時的金主拉抬房價，老一輩硬是把一輩子的積蓄和退休金全部拿去繳房貸。結果，老一輩越用心存錢繳房貸，房價漲的越兇，下一代反而越是繳不起房貸──上一代的好意變成下一代的噩夢，唯一獲利的是建商（據說，他們的平均成本只不過是房價的三成）。
在這種趨勢下，越來越多人一輩子只能勉強租屋度日；更多人一輩子的勞苦只是勉強繳完房貸，之後再把房子抵押出去來湊養老金；即便幸運地在身後勉強留下一棟屋齡老舊的公寓，都不見得夠讓孩子出售來抵新屋的頭期款。於是，世世代代為屋奴，處境只比柏拉圖時代的奴隸好一點：大都是足衣足食，身後沒什麼可以留給下一代，差別只在我們多了一張房地產證明。
面對未來，我們只有兩種選擇：任由這種局勢日益惡化，或者不畏挫折與辛苦地從事選民教育，以便建立起一個優質的左翼政黨，作為留給下一代的最佳公共遺產。
後記
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