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先後差好幾屆的學生利用教師節回來跟我小聚，都在高科技公司，有些已經是一、二級主管。談到高科技產業這些年的變化，似乎每一家科技公司都在努力尋找新的使力點，卻都很難找到使力的地方。我跟他們講，問題出在公司文化與制度：事前鼓勵創新，過程沒有能力評估風險與控制風險，事後卻喜歡追究責任。在這樣的制度與文化下，創新將會是前進三步又倒退三步，結果是大家綁在一起原地踏步。
創新不是靠個人的聰明，而是需要一整個公司的文化與制度去支持。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兩個核心概念「慣習」（habitus）和「場域」（field）各有他專屬的用法，不過這兩個字合併起來總會讓我想起生態系裡「棲息地」（habitat）、「棲息者」（habitants）以及「棲息行為」：什麼樣的棲息地，會有什麼樣的棲息者；如果你原本不屬該棲息地，而又無法改變行為和覓食模式，就無法在該棲息地上活下去，只能遷出或滅亡。
台灣的公司制度與文化都會讓創新者無法活下去，只能遷出或滅亡。但是這些人只要到了合適的棲息地（譬如到國外去發展），就會表現得不輸外國人。問題不在人才，而在欠缺合適的棲息地，欠缺合適的公司制度與文化。
一個在著名 IC design house 的學生告訴我：公司有鼓勵創新，任何計畫都會要求進行風險評估以及風險控管，台灣已經沒那麼落伍了。但是對我來講，有書面的文件，有形式上的審查制度，並不足以落實風險控管的精神。關鍵是在計畫失敗時依據什麼方式評估與賞罰，其制度、文化與最終的實際獎懲是對勇於創新的人有利，還是不利。如果嘴巴鼓勵創新，實際獎懲的執行卻對勇於創新的人不利，結果當然還是不利於創新的推動。
風險控管的執行，是不是能夠有效地讓敢創新且能創新的人出頭，關鍵之一是看公司如何處理「失敗」的計畫。如果計劃失敗，但是事後檢討發現失敗的原因早就寫在計畫書裡，然後交給上級核可，那麼計畫失敗的責任應該由上級承擔起，而草擬計畫與執行的人應該受到類似於「成功」的獎勵；如果計劃失敗，但是事後檢討發現失敗的原因是在寫計畫書時不存在的外部因素，且執行單位後來也有偵測到該因素的存在，只是來不及應變而已，那麼計畫失敗的責任也不應該由草擬計畫與執行的人承擔，甚至還應該要適度地獎勵。只有這樣，有能力辨識潛在風險的人才走機會逐漸冒上來，成為公司未來的領導。
如果制度上對計畫成敗的獎懲不問根由，不分青紅皂白，一失敗就通通要由草擬計畫與執行的人負起完全責任，這樣的公司不可能成功地推動創新，因為她根本不是創新者可以生存下去的「棲息地」。
一個公司必須要在制度和文化上先改造成適合創新者的「棲息地」，然後才會慢慢地演化出（或遷徙進來）創新者。但是，「棲息地」的改變也不可能用移植的，它也是慢慢地調整，演化，學習來的。
我父親那一代的技術進步來自於抄襲：從日本引進淘汰的產品和退休的技工來敎台灣人抄襲，後來慢慢進步到生吞活剝地地把日本產品拆解後進行「逆向工程」，猜測其中的原理。那時候台灣勞動力價格太低，做得出來就賣得出去，沒有所謂的風險，也沒有所謂的風險管理。做生意很簡單：這個產品日本買方出價一個五塊錢，我的工廠成本兩塊錢，扣掉運費和匯率風險還可以賺兩塊錢左右，那就接單來做。這樣的時代，不可能引進創新文化。
我們這一代有些人還繼續在做「逆向工程」，有些人開始代工，用美國人的設計圖，貢獻自己的製造能力，也勉強有了台積電領先同業的某些製程技術（雖然製程設備還是完全掌握在跨國企業手裡）。但是，決策的模式一直沒改變：接單製造的人還是不需要評估產品定位錯誤而不被終端市場接受的風險、開發市場過程中競爭對手各種圍阻的風險、也不需要評估研發成敗的風險。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決策與執行所須需要的人才跟創意驅動的經營型態有很大的差異──培養出來的一級主管絕大多數是執行能力強的人，他們擅長規避風險，卻不見得有能力前瞻，以及用高度的風險辨識與控管能力積極迎向高風險地帶，並且在高風險地帶裡導航；他們可以是未來創新時不可或缺的執行人才，卻也正是公司邁向創新導向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他們不下台，有創新能力的人可能培養不出來，也冒不出頭來。
風險控管能力只不過是創新的一環而已，要完成創新的制度與文化，還需要許多的配套。譬如說吧，IDEO 的創新團隊已經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工業設計師」一起開會。台灣有哪一家公司有能力讓這六種人同時在公司最高決策階層開會，並一起負起最終決策責任？假如只是在公司裡設個「user experience」的低階單位，而不讓他們從一開始 initiate 一個產品就進入決策階層，他們就註定只能扮演事後擦屁股的角色。
退後一大步問一個問題，那一個公司的 CEO有能力領導一個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工業設計師」的決策團隊？有哪個 CEO 可以同時聽懂六種領域的話？這樣的 CEO 似乎還沒有在台灣誕生。但是，你只要看三星的廣告有多好看，而台灣 IT 產業的廣告有多無聊，就可以猜出來，台灣 IT 產業的老闆心裡只有技術，頂多加一點簡單的經濟學和金融概念，絕對完全沒有聽懂其他領域的能力，不知道什麼叫做體驗經濟，甚至根本就不敢想像要人類學者或心理學者在公司裡參與決策會有什麼樣的亂局。
當 IT 產業的 CEO 只有技術的底子，而沒辦法用一個「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工業設計師」的團隊來決策時，我們就跟體驗經濟無緣（experience economy）。問題是，不管製造業或服務業，目前全球勞動力和技術人才都供應過剩，沒有能力創造「終端消費者 WOW 體驗」的公司，都只能在供應過剩的人力市場裡殺價競爭。這樣子下去，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這樣的人才斷層絕對不是「愛台灣就可以解決」，也不是「去中國化」+「民間大，政府小」這樣的籠統觀念就可以解決的。甚至就算要從國外買人才，也要 CEO 自己的觀念能先改，否則從矽谷挖角，結果還不是在台積電裡面搞土雞鬥洋雞的鬥雞賽？
一個公司像是一個複雜的生態圈，市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和其他的有機互動與連結，而不是可以隨便拆卸組裝的機器。不是隨便拿個升級版的零組件，再設計好新舊電路板的溝通介面就可以安裝上去的。
社會的進步像生態系的世代演化，前一世代的生物為下一世代準備好落地生根的棲息環境，不太可能跨越世代突變，否則光是因為棲息地不適合，突變出來的品種就必定會活不下去。
再退後兩大步問一個問題，各大學都有通識教育中心，教育部 SHS 總計畫主持人陳竹亭推動大學的跨領域教學也已經好幾年，台灣到底有哪個學校有能力組成「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工業設計師」的跨領域研究學群？甚至，有哪一個通識教育中心的老師願意對外說自己的專長是「通識教育」，不是像現在這樣每個人都找個合聘單位，自稱我的專長是「教育」、「歷史」？聯通是老師自己都走不出自卑感，能對通識教育有何期望？
要看清台灣的問題，絕對是必需要跨領域，帶著社會學、生態圈的視野，才有機會看見。但是這樣的人才在台灣或許還沒有誕生，或者很難存活。
我退休前跟好幾個園區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有接觸，他們絕大多數還停留在代工產業的思維模式裡，更別提說他們根本不懂完整的風險預測與風險控管。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普遍地都還沒準備好要進入體驗經濟與創新為導向的經濟模式。
在這樣的現實下，談體驗經濟與創新有點太早，陳沖卸任前定調的「中堅產業」和「三業四化」比較像是短期內真正可以使得上力的方向。問題是，要解決產業問題，還得要先解決政治問題。
陳水扁的「旗艦產業」是一無可取且嚴重錯誤的政策，把全國資源導向錯誤的方向，還害台灣失去了可貴的十年。但是這個政策的背景，絕對不單單只是因為民進黨內閣無能而已，它更反映著少數財團綁架中央的能力。如果不能拔掉倚附在中央政府身上的吸血蟲、腫瘤，「中堅產業」和「三業四化」也還是會無疾而終，而市場機制最重要的「優勝劣敗」還是無法發揮作用。
其實，如果沒有發揮「優勝劣敗」的機制，市場就一無是處；而「優勝劣敗」的機制是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沒有了它市場機制就毫無意義。偏偏，「公平競爭」的基礎是權力的均勻分配，以及對政府的有效監督，而不是芝加哥學派天真的「小政府」──政府的首要問題是美醜，而不是大小。
因此，要割除官商勾結的腫瘤，絕對不是靠「新自由主義」的天真主張就可以做到，而必須要靠選民主導的政治革新（而不是政黨主導的競爭，因為藍綠的背後已經是相同的財團）。
台灣政府的問題不在於大，而在於爛：該做的事都不做，不該做的事卻被財團牽著鼻子走。台灣的政府稅收已經低到不像話，去管制的程度也已經在新興國家中名列前矛，但官商勾結並沒有因而減少。主張減稅是錯的，因為減稅的對象都集中在能獲利的高科技產業，繼續減稅只會減到富人稅，而不會減到勞工與健保與勞保負擔。此外，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已經非常嚴重，靠的主要是資訊不對稱（股市內線交易，綁架都計委員會炒地皮，綁架政府公共建設經費到自己的地皮上）而不是政府管制；此外，園區廠商與工業局廠商有著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如果我們沒有能力監督政府，並進而督促政府去維持公平的競爭，卻直接放任現行市場的惡質壟斷恣意妄為，局勢只會更加惡化。
因此，我們不能只是叫政府放手，然後任由大財團吸乾、榨乾受薪階級和中小企業的血（就像三星規模超大，就會去壓榨上下游的韓國廠商一樣）。
說到底，財富的不平等反應的是市場交易時議價能力和資訊的不平等；但前兩項不平等的背後，就是政治權力的不平等。新自由主義經常主張要政府放手，讓市場自由競爭；但是，要讓市場能真正做到芝加哥學派經濟模型中所假設的「議價權平等，買方、賣方與競爭對手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不需要含恨交易或違背自由意志」，以及「買方、賣方與競爭對手皆擁有完全相同的資訊」，先要能夠完成政治革命。
所以，台灣現在的困境表面上是經濟問題，背後其實是政治問題。
台灣的產業問題跟房價問題一樣，是複雜的官商勾結，跟中國有關（全世界房價負擔比前五名都跟華人有密切關係，絕非偶然），也跟跨國企業的全球壟斷有關（而維繫他們壟斷之實的是被買通的白宮、國會山莊和WTO），還跟台灣內部的進化、演化有關。它是一個複雜的體系問題。
但是，要解決這個複雜的政治問題，關鍵不在統獨、藍綠、省籍，而在階級意識。如果 bottom 95%的台灣人不能團結起來，中產階級只為自己著想，5% 的人就足以在政治上為我們製造一大堆煙幕彈（用經濟學的完美市場理論來合理化╱遮掩不得人的官商勾結與不公平競爭、不公平交易），還可以讓我們忙著自相殘殺（看清楚藍綠有多像，就會知道藍綠與省籍都是假議題；統獨是可以談而還不可以做的未來課題，因而不該在現階段佔據公論討論最優先的位置；三大議題加起來，主要作用不過就是製造 95% 人的對立而已）、打口水戰。
所以，現階段台灣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是階級問題，是95%如何有效控制政府，以便讓市場的良性競爭機制可以有效地發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