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與右翼是一種價值觀的取捨：你較在乎公平正義與不顧艱難地朝這方向的改革（左翼），還是比較關心現況與既得利益（現況總是對既得利益者有利，而既得利益者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所以右翼通常是捍衛既有體制與既得利益的一群人）；而學術關心的是事實，並無左翼與右翼之別。
「左翼學者」是以學術（事實）為本，探索達成左翼社會發展目標的各種可能途徑與手段；但絕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絕不因為意識形態而扭曲事實或否認事實。因為，只要違背了事實，左翼的關懷會變成左傾的災難，這是我們從過去共產主義的實踐裡必須學會的教訓。我的辭典裡沒有「右翼學者」這一個辭：學者應該要關懷弱勢與促進社會進步，因此必然是左翼；頂多加一個沒有特定價值取向的中性「學者」一辭，給那些沒深刻地思考過何謂「學術的使命」的人，就夠了；右翼就是捍衛既有體制與既得利益，頂多只是把教書與研究當作換取個人利益的一群人，稱他們為「右翼教授」就好了，不需要發明概念上本身就充滿謬誤的「右翼學者」一辭。
「學術界的左翼教徒」是預設了左翼的立場，而未能在面對事實時堅守學術的中立性。這樣的學術態度對社會發展不見得是好的。
所以我喜歡「左翼經濟學家」，但不贊成「左翼經濟學」；我不喜歡「右翼經濟學家」，但我會嚴肅地看待他們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因為，他們所有的警告，都是要達成左翼社會發展目標時必須牢記在心的──你可以厭惡右翼的社會發展目標，但是當他們以事實為基礎而指出左翼思想可能會有的流弊時，他們是你最好的敵人兼朋友，讓你有機會在釀成大禍之前即時修正手段與作法。
我可以同意「經濟學只有一種」，但我必須強調「經濟學不只有一個學派」。每個學派背後往往有它隱藏在背後的獨特關懷與洞見，有不同的基本假設（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沒有資訊不對稱，沒有規模的不對稱，沒有操作政治與法律的不公平競爭；Joseph Stiglitz 強調資訊不對稱；Paul Krugman 強調真實世界裡市場並不追求效率的極大化，etc），導出不同的結論（繪出市場機制的不同剖面）。
Joseph Stiglitz、Amartya Sen、Thomas Piketty 和 Robert Reich 都是典型的左翼經濟學家：他們是為了解決社會上的不公平而研究經濟學（左翼的動機與關懷），用學術界嚴謹的方法與手段研究事實，研究結果是嚴正地指出現況不合理在哪裡（邁向左翼社會目標的起點），以及指出改善現況的方法（邁向左翼社會目標的策略）。
從學術的立場看，不同的經濟學派從不同的角度在研究經濟問題，各有一得之見，各有其盲點或短處。就像瞎子摸象，只有跨越所有學派的角度，你才會看見經濟議題較完整的各個面向；唯有再融入政治、社會與法律觀點，才會更看見更完整的問題面貌。
當我批判「新自由主義」時，我批判的是他們的基本假設跟真實的社會情境脫節，我批判他們的政治主張、社會發展目標。但是，我絕不曾扭曲經濟學理論──頂多是我過去找不到精準的批判策略，以致措詞模糊，目標不明確而已（但這不盡然是我的錯，從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到芝加哥學派，轉為 supply-side economy 和華盛頓共識，甚至在轉為台灣更惡質的經濟問題論述，中間本來就是連貫而界線不清楚的）。
所以，關心底層的人，並不需要去開創「左翼經濟學」，真正需要的是「左翼的關懷」+「經濟學」。有了「左翼的關懷」，你就可以像我一樣敏感於主流經濟學跟現實世界脫節的地方在哪裡，也有能力用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去批判右翼立場的論述──就像我在「巢運系列」裡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