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書的閱讀很困難，其實所有具有思想深度的書讀起來都很困難，不管它表面上被歸屬於數學、邏輯、哲學、人類學、史學、社會學或不知道該如何分類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判」。
我在讀這一類書時，一定會同時問自己三個問題：（1）這本書要談的問題究竟是什麼（作者寫作時的最終關懷、最深層的問題意識，而不是表面上一般人所看到的問題）？（2）這本書實際上講了些什麼（包括字面的意思，以及它的意涵 implications──沒說出來的部份）？（3）關於這個問題，作者最後相信的是什麼（他不見得有說出來，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可以從字面確切無疑地推論的）？
很要命地，「有深度的書」經常意味著：（1）這本書只明確地說了表面上的問題，作者寫作時的最終關懷與最深層的問題意識只能據此去猜測。（2）關於這個問題，作者最後相信的是什麼，他往往沒有明確說出來，而已經明確說出來的部份往往接受一種以上（且彼此矛盾）的推測、詮釋。（3）這本書只有字面上的意思是比較可以被客觀地解讀的（學界較有共識的），而它的意涵 implications 則眾說紛紜。要命的是，我們關心的卻是眾說紛紜的那一部份，而不是可以被客觀解讀的部份──更要命的是，在英美講究「客觀證據」的學術圈內，只允許你公開討論「可以被客觀解讀的部份」；而我在劍橋私下跟一些年長學者（大部分是已經退休的）的接觸發現：他們在公開場合不討論的，一到家裡的客廳就不客氣地談起來了，而且談得還比學術討論更熱烈。
英國人，人前人後兩個樣，校園與客廳兩套標準，但是美國人不見得知道，台灣人幾乎註定不知道，結果我們學到一整套沒血沒淚、沒靈魂、沒思想的「學術規範」！
浩嘆！
拋開英國人的學術禮儀，回到人文書閱讀上的困難。整個困難的源頭就是前幾篇嘗試著講述的：人文書真正要說的是「絃外之音」、「言外之意」，是 "beneath and beyond speech"。而根本問題是語言的表達有其極限，不足以承載思想的深度。只要你的思想超越日常語言所及的範圍太遠，就會發現連「自己建構術語」都很難企及。
Georg Henrik von Wright 接替了維根斯坦在劍橋大學哲學系的遺缺，他曾對維根斯坦的著作有過一句評語：「讓一個人的著作成為『經典』的關鍵往往正是因為它容許多重解讀，這種多重性呼喚著我們對『清晰地理解』的渴望，卻也同時拒絕那個渴望。」
維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終最後一句話是：「可以被說的就是那些可以被說清楚的，至於那些你說不清楚的事情，你就該保持沉默。」（What can be said at all can be said clearly; and 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連這種人的書，都被他專業上的繼任者讀出多重涵意，以至於沒辦法完成「清晰地理解」，你就知道「正確而客觀地閱讀一本書」根本是天方夜譚，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才會以為這是可能的。
結果，不管你讀了多少本二手書，我們最後還是被迫要自己選擇「靠邊站」──自己決定自己能信服的版本，並且被其他陣營的專家舉出一大堆證據說你讀錯了（這是我後兩次決定不唸哲學系的關鍵理由，我想為自己讀書，而不是為了被迫要「客觀」而讀了一大堆自己早就知道不可能會信服的書）。
閱讀有多少種困難，寫作就有數倍的困難。面對「想說清楚」和「能說清楚」的巨大鴻溝，我以為有幾種典型的態度（我的解讀）：（1）否定所有已說過的，希望聽到的人能回到自己的「能思」裡去找答案，禪宗就是最擅長、偏好這個策略。（2）只說能說清楚的，不說說不清的。早期維根斯坦採取這策略。但是PI的作者卻發現早期維根斯坦是錯的，因而重新在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裡勾勒能說與不能說的模糊邊界。（3）想盡辦法去說別人說不清楚，且以為不可能說清楚的，而且果然清楚地說出許多人以為不可能說清楚的。但卻又留下一大堆說不清楚的想像空間。這是葛特爾的數學與哲學（詳見王浩着作，Hao Wang, 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 1990）。（4）想盡辦法去說想要說的（最值得被說的），努力求最大可理解度，但不願意為了遷就語言的清晰度而放棄去說最值得被說的，也因而留下很大的曲解空間。柏拉圖是我心目中的代表典型。（5）只想說那最值得被說的，努力說到讓自己明白，而不管別人是否能明白，也因而沒人去理睬他。史作檉是我心目中的典型。（這是隨筆，我還沒清楚康德該放在哪一類，應該是介於葛特爾和柏拉圖之間，清晰度偏葛特爾，被誤解度偏柏拉圖，我是覺得他很倒楣。）
五種風格背後有一個共同的事實：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與答案在說不清楚的地方。
人文書的寫作風格有多少種，閱讀的困難就有多少種。我一直想要寫一篇文章，標題：「如何閱讀人文書」，一直寫不出來。目前我最大的能耐就是寫出閱讀的各種困難，希望有助於讀者自己去釐清一些問題，並因而克服某些閱讀上的困難。
後記：
他曾在 1983-1984 之間應沈君山之邀來清大演講，當作創辦人社院前夕的暖身活動。我那時見過他，問過他三個關於葛特爾的問題，他三次公開坦承「我都還沒有答案」（那時候他正要開始跳出分析哲學的框架，藉著寫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 的初稿去尋找分析哲學之外的可能性，我的問題算是攻人於不備），但是演講與回答過程中所透漏的思考深度，以及對哲學的真誠與獻身，讓我對他的敬意遠遠超過所有華人學者。
我猜，從那時候起的十幾年時間裡，他把人生的最後時間全部用來寫葛特爾，並藉由反思他跟葛特爾的異同而檢視他自己一生對哲學的理解與信念。
1990年他出版了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 ，1996年出版了 A Logical Journey: From Gödel to Philosophy。
王浩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 Willard Van Orman Quine，在我有點模糊的記憶裡，他（王浩）當過美國哲學學會的會長，以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或所長，是在美華人的人文學者中學術聲望最高的一位。另一個更糢糊的印象是，他曾在演講中提到過：葛特爾希望他整理葛特爾的思想。若果如此，那是很大的榮耀。在我心目中，二十世界最偉大的四位哲學家是：胡塞爾、海德格，寫 PI 的維根斯坦，以及葛特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