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種人在持續地拖垮這個社會，讓它無法進步，或者甚至讓它退步：（1）權力（也就是責任）大於能力的人，不管是在政府部門、大學或私人企業，不管是心存惡意或善意。（2）用不當手段牟取個人私利的人，不管是官商勾結、壟斷或剝削。（3）面對令人難受、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用各種理論去合理化現況，甚至攻擊那些質疑現況的人──不管是出於狹隘的專業思維、迷信權威，嘩眾取寵以換取名利，或者出於卑劣的惡意。
這些人全部加起來，幾乎要佔滿整個社會所有決策位置和媒體管道。所以，社會怎麼有可能會進步？
因為有少數學者關心底層與公義，不管既有理論多麼有說服力，他們就是無法接受現況的悲慘與不公義，而願意持續地殫精竭慮去思索當今理論到底錯在哪裡，為何可以合理化令人痛心的現況。馬克思、Joseph Stiglitz、Michael J. Sandel、Amartya Sen、Thomas Piketty、Robert Reich、Noam Chomsky 都是這樣的人。有時候他們會被籠統地稱為「左翼學者」。
還有些人，他們願意奉獻時間、心血與精力，去衝撞體制、監督體制、或者以其他體制外的力量去促成社會的正面改變。賴清松、美濃愛鄉、黃武雄、主婦聯盟，以及其他許多社會運動團體、NPO、NGO、慈善團體，以及最近興起的社會企業。有時候他們會被籠統地稱為「進步團體」。
還有兩種力量，台灣好像還沒有看到。你在中華電信的 MOD 可以看到歐陸媒體與民間個人、組織如何發揮積極改善社會的力量。
一個是德國之聲電視台 DW，我在午餐時間常常看他們的社會問題分析。最近一集是談「如何用稅金或其他社會資源協助刑事案的受害人」。當社會學者與社運團體努力地為加害者如何受社會影響時，受害者的痛苦卻無法靠民事賠償金獲得補償。
一個受害者說得好：「我們受盡長期的肉體傷痛且差點死亡，因而極端恐懼再度被加害；而加害我們的是人，使得我們對不認識的人通通失去信心，甚至不敢出門、上街、看醫生。」我從來沒有想過受害者有這一層的痛苦，需要被治療，被協助，以便走回正常的生活。而一個法官則不滿地說：如果說社會體制製造了加害者，那麼社會體制也同時製造了受害者──是社會的縱容，讓加害者越來越沒有顧忌。說的也對。那麼，我們除了廢死的爭辯之外，還能做什麼事？
一個女孩每次自我介紹時都說：「I am Marry, and I am Mark」，以便引起別人的發問：「為什麼妳有兩個名字？」然後她開始說弟弟 Mark 被不良少年攻擊而死亡的故事。她說：「這些孩子殺人，因為他們無法感受到倍加害者的痛苦。我要到處跟他們說我弟弟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被害人有多痛苦。」她到處講，講到後來被邀上電視，成立基金會。
設法讓有暴力傾向的人知道他們別人的痛苦，受刑期間讓他們了解別人的痛苦，這是最積極的教育。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改變了人們對犯罪與監獄的概念，使得監獄從處罰的場所變成教育與教化的場所。一個人該被關到什麼時候？應該不只是根據他犯的罪來量刑，應該還要考慮到當事人是否有能力體認被害者的痛苦，以及有沒有能力節制自己，不再去傷害別人。
我常看的另一個節目是英國 Knowledge channel 的 secret millionaire（有 YouTube 版）。電視台幫百萬富翁安排臥底計畫，協助他們混入最需要幫助的社區（往往跟他們有情感聯繫，譬如自己或父母的故鄉），協助他們找出社區中他們最願意幫助的人或組織（往往是跟富翁自己過去的傷痛有關，所以最能認同那樣的慈善活動或組織的貢獻和價值），並且混進去當義工，以便評估該單位的貢獻、經營效率與需要。節目結尾這些富翁會開支票捐錢，通常總金額都在數百萬台幣（今夜這個富翁好像捐了15萬美金）。
這個節目有多層的意義：（1）通過富翁（精明的人）的引導去體認這些貧困者的需要，以及這些慈善活動的意義與價值，提昇社會對這些貧困者與慈善組織的認識與認同（2）替上節目的組織找到急需的一筆善筆，同時打知名度，或許他們可以因而獲得後繼的善款支援。這樣就可以避免搞出一個超龐大的慈善組織（組織太龐大，往往會滋生弊端，分散化的慈善組織往往比較能發揮效率）。
前兩天還看到一個 Knowledge channel 的節目，是一個關心牲畜福利的人，他主張再開放農場（free range）放養牲畜，讓牠們快樂過一生，而不是高度密集地飼養中痛苦一輩子。他做事很踏實，想盡辦法把自己農場的動物製作成廉價而可口的產品，遊說英國最大賣場 TESCO 上架去賣，號稱「affordable free range」。
用市場邏輯的手段促銷被市場邏輯忽略、犧牲、壓迫的倫理價值，這樣的人實在應該候選諾貝爾和平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