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信（文章）給年輕人時，往往把他們視同我自己的親生子女，因為他們有著很多的相似性。
這篇文章是給我子女那一個世代（激進的與比較不那麼激進的）的天然獨，帶著一種傷別的情懷。因為，我生命裡最真實、最珍惜的情感已經離新世代越來越遠，越來越難以向他們訴說..........。
土地的情感
我對這一塊土地的情感遠比許多天然獨都更濃厚、深刻、具體、純潔，絲毫沒有受到藍綠與統獨意識形態的污染。
我愛童年時的新竹如此之深，以致一輩子只愛黑色的沙灘而不喜歡白色的沙灘，只愛帶著泥的渾濁海水，而不喜歡碧藍見底的海灘。我愛北迴歸線蒸熱的暑氣和汗流浹背的暢快，以及樹下對比強烈的蔭涼，因而喜歡陳澄波遠過於李石樵。我戀著水稻田裡的童年和水牛的溫柔眼神，因而愛上黃土水的水牛浮雕。我愛台灣前輩在困苦中對家人和鄰人的溫柔、體恤，因而為鍾理和父子寫下〈無所有者的尊嚴與價值〉。
我對新竹與台灣有一份「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情感，一份永遠無法被取代的唯一。
我是台灣人，在國家認同上屬於台灣，在族群認同上屬於多族群的台灣，在文化認同上有著台灣獨有的質素。
但是，我熱愛的故鄉早已失去，而我也變成了「沒有故鄉的人」。當我深情地談起南寮海灘、頭前溪，或者新竹縣的山群（遠看、近看、攀登時的各種情感）時，許多天然獨記憶中的台灣土地卻是「齊柏林空拍」下的台灣——「國在山河破」。
陰雨綿延的初春裡，女兒跟我抱怨這樣的季節好無聊。我興沖沖地跟她談起春雨下嫩綠的新葉和晶瑩的水珠，緩步踱過水田的浮雲倒影，以及在細雨中隨著微風娉婷嬝娜的秧苗。然而，不曾在水田間住上十年，天然獨哪有機會體會到那份細膩的優雅？
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我跟故鄉的情感，都變成我跟許多「都會化」新生代情感上的一道鴻溝，其深度與寬度絕不下於被稱為「黑水溝」的臺灣海峽。
精神上的鴻溝
離開了青春期，我曾經深陷人生意義的絕望深谷，長達數十年。引領我走出絕望的是范寬、托爾斯泰、塞尚、林布蘭、貝多芬、巴哈、康德、孔子、大衛王和耶穌（我不是教徒），他們引領我去見證了生命的可貴與莊嚴，乃至於神聖。
精神與文化層次上，我的情感屬於過去兩千年來中西文化的古典精粹，而這些陪伴我從青春期走到壯年期的真實生命經驗，卻被最激進的天然獨斥為「抽象的虛假建構」、「外來政權的洗腦」、「錯誤的國族認同」。
我曾瘋狂地寫過十八年書法，它成為我認識國畫的基礎；拿不動毛筆的新世代，只怕很難體會五代與北宋山水的情感，以及中國法書與日本書法的巨大差異。我曾瘋狂地背誦過愈百篇唐宋詩詞，年輕時下筆往往帶著李白「白髮三千丈」的誇飾與漢賦的駢儷。這些真實的情感經驗，又如何能讓那些最激進的天然獨領略？
日常生活實踐的歧異
莊佳穎在〈國族主義的再寫──崛起於每日實踐生活現場的台灣（人）國族主義？〉一文中指出，國民黨版與民進黨版國族認同的差異在於：前者脫離或違背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而後者則根植於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因而前者逐漸被後者取代。這種社會學觀點的理解與詮釋，遠比其他許多生硬（霸道）的論述更能貼切地說明天然獨的誕生歷程（及其必然），以及國民黨版大中國主義的（必然）褪去。
然而，最激進的天然獨恐怕很難想像，如果要用莊佳穎的理論與視角（日常生活實踐）去解釋我這一代的國族認同，將會得到很不一樣的結果：對於那些在大陸念完初中才來台的朋友，他們的土地情感原本就該是一半（大半）在大陸，一半（小半）在台灣，而他們的文化認同本就該是中國（或者漢文化）與西方，而鮮少台灣；而我這樣的台灣人，土地的情感是台灣，文化的情感是中國（或者漢文化）與西方遠多於台灣。
讓我們溫厚地彼此說再見
我在水稻田間長大，身邊盡是窮苦人家，混雜著窮苦人家的溫厚、狡詐與小氣。但我總是只去記取長輩的溫厚，而不去記取長輩的狡詐與小氣。
我希望我們可以溫厚地看待彼此迥異的生活實踐與情感，並且彼此溫厚地說再見。
我那一輩的許多土地情感和精神上的情感都將一滴一滴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流逝，即便是我最珍惜的那一份台灣人的溫厚，也早已在那些下筆咄咄逼人的（最激進的）天然獨身上蕩然無存。
未來是你們的，數十年來我內心最深的情感未曾有機會向任何人吐露，也早已習慣於此而不再感傷——我早已準備要將它們帶入黃土，頂多只留給少數有緣人。
然而，在我們這一代盡歸黃土之前，希望那些比較激進的天然獨記得：我們這個世代有著跟你們不一樣的生活實踐，不一樣的成長過程，不一樣的情感經驗。
我不會去強迫你們了解我們的情感經驗（徒勞無益，何苦），也請你們（最激進的天然獨）不要在我們有生之年恥笑、否定、污衊我們的情感經驗（尤其別為此而撕裂家裡的親子或夫妻情感）。
噢！還有一件事
除非你們（最激進的天然獨）想了解中華文化，並且珍惜中華文化，否則請記得要把故宮博物院的所有典藏全部還給大陸。
它們通通都是蔣家從大陸帶來（盜來）的，而且是中國（以及全人類）兩千年來最頂級的文化遺產。如果我們不想了解它們，不珍惜它們，就更沒理由不儘早「物歸原主」了。
後記
台灣早期的社運（我們這個世代）爭的是人權與民主，而鮮少涉及國家認同與種族認同，因此社運圈內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有豐富的多樣性，而且大家肝膽相照，毫無嫌隙。
後來，野百合世代開始越來越「錙銖必較」地推動起國家與族群認同，乃至於各種（從極端到不極端的）「國族主義」，我在社運圈內的朋友開始分裂，人數上居少數的（外省）朋友一一傷痕累累地退出社運圈。
野百合世代與天然獨世代都沒有親身經歷二二八，原本最有機會脫離二二八的仇恨。但是，積極想要建立台灣國的一群（好心與居心險惡）的人卻用「國族主義」再度挑起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與撕裂。
為了化解這種撕裂，我幾度為文希望大家「統獨緩議，先處理階級與其他社會發展問題」。但是，每次出面當和事佬，都會被急獨派迂迴側背地惡毒攻擊（不攻擊我的「緩獨」，而抽象地罵我「文章寫太多，越來越沒有品質」，或者刻意把「失去真相的台灣史」誤讀成「魏德聖系列電影評論」）。
這兩天，本來想跟天然獨們談一談三個世代（我們這個世代、野百合世代、天然獨世代）裡社會運動基調的差異，而認真讀了一系列有關國族主義的理論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是出自人類所、社會所與台文所師生之作。裡頭從激進到溫和，惡毒到溫厚不一而足。
最後，莊佳穎的文章終於讓我認清「我們的生活實踐已然不同」的事實。
於是，我不想再去跟這些「國族主義」的理論家們談「一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這樣的台灣願景（就像美國有意裔美國人、非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他們也都帶來原鄉文化，而使美國成為文化與種族的大熔爐）。我只想跟他們溫厚地告別，因而寫了這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