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老林（林孝信）是星雲法師在宜蘭收的徒弟，在佛光山體系裡居於很高的輩份。後來，老林在南藝大開授研究所必修課「政治經濟學」，第一堂課就是要學生回去試著分析〈共產黨宣言〉裡著名的社會主義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有人說，老林在成為無神論者之後，放棄了早年信仰的佛教。 據說，老林為了家計而到全省巡迴兼課，一週環遊台灣兩次，足跡遍及各公私立的大學。
其實，自始至終，老林都在實踐佛教徒的信仰，也在實踐社會主義者的信仰。
佛教徒與社會主義的信徒
如果你去讀英國作家 Douglas Hyde 寫的名著《獻身與領導》，可能會極其驚訝：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怎麼會叫基督徒去學習共產黨的精神與作為？的確，這本書的英文原名就叫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sts。更叫人詫異的是，這本書的中文譯者是單國璽主教，出版社是光啟文化——為什麼連素來偏向保守的天主教都還推崇這樣的一本書呢？
其實，最虔誠的基督信徒跟最虔誠的共產黨信徒原本就只有一線之隔：有神論者成為基督徒，無神論者成為共產黨徒。於是，南美有解放神學，他們堅守耶穌的教訓：基督徒當消除階級，彼此服務，互為最卑微的僕人（洗腳禮，約翰福音13章）；基督徒當服事所有人之中最貧困的，猶如在服事耶穌（馬太福音25章）。於是，法國有以馬內利修女，永遠跟最貧窮的人站在一起，永遠大聲地譴責不公不義。而印度有德瑞莎修女，想要讓那些被家人與社會遺棄的臨終病人相信：「是的，你值得被愛！」
而在台灣，老林用他的一生行誼向我們證明：佛教徒與社會主義信徒也只是一線之隔——有神論時是佛教徒，無神論時是社會主義信徒。老林一生的信仰與實踐始終如一：他一直都是看破名利、權勢與財富的佛教徒，他一直都在實踐佛教徒的法布施，他一直都在為了緩解眾生的悲苦而全省奔走——這一切也都是最虔誠的社會主義信徒努力地在實踐的。
托爾斯泰曾經極其睿智地指出來，這個世界一直都只有一個問題：有些人（幾乎是每一個人）老是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少，卻得到比別人更多。政治經濟學把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叫做「尋租」（rent seeking），左翼思想家把它稱為「剝削」，而馬克斯、亞當史密、Joseph Stiglitz 和創立 ordo-liberalism 的德國經濟學家 Walter Eucken 都想盡辦法要消除這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行為——雖然他們的手段都不一樣。
然而，要實現這樣一種左翼與右翼共同的美夢，我們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多，卻得到比別人更少」的人。
楊渡說，老林「一定是最後一個墨家，...，一個摩頂放踵，為天下擔憂奔走的人。」也許我們也不妨這麼說：老林是用佛教徒的慈悲、溫柔與無我，在實踐社會主義信徒的志業。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背後
老林過世以後，不但主流媒體悼文紛繁，而且治喪委員會遍及藍綠、統獨、捍衛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者——所有對立的，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全聚在一起了。我看了傻眼，原本自以為懂老林，卻開始懷疑起自己到底懂不懂真正的老林。
上網查索老林一生行誼，發現他從釣運、海外民主運動，到國內的工運、媒體監督、社大、通識教育、原民運動，到處都有他的身影。我看了再度傻眼，搞不懂老林為何到處留情，遍地播種。這些看似不相連屬的活動背後，到底是不是有一套「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與戰略？還是純屬偶然的隨興與「隨緣」？
把我在網路上能找到的文件都仔細讀過之後，又跟兩位深知老林的朋友在電話上長談，我才知道：只要有助於促進台灣社會進步的事，老林都願意作；只要有助於復育台灣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和事，他都積極地去連結、促成。他的遺孀美霞說：老林深知台灣的社會主義氣候不成熟，所以自居組織工作者，以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為階段性目標，積極串連全台灣所有相關的人士與資源，希望達到「1+1>2」的總體戰效果。
這樣的敘說，讓我對老林有了較深刻的理解。
我跟老林有緣，在社大全促會裡是默契十足且彼此互信的戰友；我跟老林緣淺，只有公誼而無私交，從沒機會談社大以外的理念與抱負，甚至除了在全促會見面之外，只有兩次路上的偶遇。有一次在火車上巧遇，他想跟我約個時間談社大的事，就掏出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記事本，研究他的行程。我發現那本冊子裡每日行程塞滿到罕有空檔，連吃飯時間都排滿要商談的人與事。我是個不耐操勞的人，驚訝地問他：你在忙什麼，這豈不是自我剝削？他靦腆地笑笑，跟我說：「我時間不夠用，只好充分利用每一天所有的時間。」
原來，老林不是為了生計而在全台兼課，而是為了要串連全台通識、社大、原運等有助於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的資源，所以乾脆到全台各大學的通識中心去兼課，以便從體制內部動員各大學的資源，同時又利用兼課之餘的時間串連當地的人力與物力資源，為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尋找機會與開創機會。
他曾感慨地跟我說：「有些人懷疑我要自立山頭，其實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這個無我的佛教徒，忙了一輩子，所串連的全台人脈與資源不僅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無人能望其項背。而他離開我們的時候，名利與權勢盡歸跟他合作的人，他卻一無所有地離開——若非媒體在他辭世後大肆報導，台灣有多少人知道曾有老林這個人？若非他身故之後的各種紀念文，連我這個戰友都不知道老林竟為台灣做過那麼多事！
當媒體報導說老林獲頒總統褒揚令時，我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說：「就老林一生對台灣的貢獻而言，褒揚令是遲來數十年的肯定；就老林一生的信仰和行誼而言，褒揚令卻是對他一生最大的反諷。」
「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台灣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胸襟與抱負？跟他共識過的人之中，有幾個人了解他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左翼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
老林沒有博士學位，但是不缺博士的學養。在我心裡，他比許多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更像個知識分子，也更有知識分子的擔當。
在南藝學生對他的懷念文裡，我看到他如何用政治經濟學啟迪年輕人的思想與熱情；在陳奕曄的〈紀念林孝信顧問〉（《新公衛報報》2016年一月刊）一文裡，我看到老林如何通過「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與「反思營」來建立一個團隊的組織運作能量。老林不只是一個行動家，同也是一個有思想，有戰略的組織工作者。
跟一位朋友在電話上談了將近三個小時，談老林，談時局，談我們對時局的憂慮、悲觀與無奈。我突然想起來，如果老林還在，他一定是心平氣和地在尋找與開創新的可能性，而不會像我們這樣地唉聲嘆氣。我感慨地跟這位朋友說：「我只是在盡知識分子的責任，老林卻是在實踐他的終生信仰。」在老林面前，我頂多只是一個關心弱勢的人，愧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敢自稱左翼。
看著老林不分統獨、藍綠地串連全台所有進步與不進步的力量，只為了為一個更公義、更有人味的台灣，我了解老林是菩薩願與菩薩行，而我終究只是個自了漢。
老林走了，我才開始了解他，也才了解到台灣失去了一位多麼罕見的人才。我想不起來有誰能像他那樣地廣結善緣，我想不起來有誰願意像他那樣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們都有自己的脾氣與好惡，我們都有自己的潔癖與堅持，我們都有跟人決裂或默默地分手的時候，只有老林總是願意委屈自己去跟所有的人連結。
當所有的人各自如同瞎子摸象般地記下對老林的零星、破碎記憶時，我才警覺到，世間已無老林，而且恐怕再也沒有人能扮演他的角色了。
看著橫掃全球的資本全球化，虎視眈眈地集結在權力與金錢周圍的國內財團、政黨，以及賣友求榮的「前社運份子」，被路線之爭撕裂得零零碎碎的運動團體們自保尚且不易，我們又如何去保護弱勢，捍衛公義？
老林走了，也許我們的損失遠超過我們所覺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