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們的課本屬性相近（我們沒台灣史，你們很少台灣史；大家的課本都有造假的部分），我們都是長大後才發現被騙。但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氣憤與傷心程度跟你們無法並比，這個巨大的反差讓我（們）驚訝，我希望我們各自自我釐清後，彼此分享來促進了解。
底下是我跟幾位同輩朋友（世居台灣的閩南人，學生時代很少關心政治的文青——愛讀書卻被騙得比較慘的一群，見註二）自我釐清出來的成長史，希望藉此換取你們的自我釐清跟分享。
我和朋友們自我釐清後，對我們的反應模式提出一個假說：我們從小就警覺到「大人可能會騙人」，因而很習慣自己去「存疑、假說、探求真相」，過程是漸進的，真相被揭露時年紀已經夠大，所以發現事實的時候是「果然如此」或「原來如此」的感受，而絲毫沒有被欺騙的受傷感。
底下從這些角度分期、分段地敘述我們的成長史。
一、我們從小就隱約地意會到「有些事情怪怪的」
在我們的學校教育（課本）與社會教育（媒體）裡，蔣中正是民族救星，大陸是萬惡的共匪，質疑這些教條的人都被關起來了，能講話的人都噤聲不語。
有些人的家長會在家裡偶而出言譏諷政府，卻又喝令小孩不許談政治（這是本省人家中的共同禁令）。我們之中較敏感的孩子從小就知道兩件事：（1）政治是可怕的，碰不得；（2）這個社會怪怪的，有些事是禁忌，被隱瞞起來。
所以，我們雖然不知道這個社會哪裡有問題，但是我們從小就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有些事政府沒有說，有些事大人不肯說」。
我是非常天真的怪胎（也許是因為三歲以前都疑似自閉症）：小學畢業以前我聽的廣播劇都是閩南語（武俠、偵探、民間傳說，通通跟政治無關），讀的書都是漫畫書店借回來的（漫畫、武俠、古典章回小說），也都跟政治無關。我的家長跟鄰居都不談政治，不關心政治——可能是因為吃穿都很困難，沒閒管其他事。這個生活環境，很像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家長說起「日本時代」，也是絲毫無關政治，口氣平淡得就像我在說：「我國小的時候」（僅僅用以標示一個時間座標）。
但是即便像我這樣在水稻田中央長大的「化外之民」，也很快地警覺到「這個社會怪怪的」。
國一時我家搬到新竹市最邊緣的「市區」，第一次聽到縣長選舉的政見發表會，候選人講完政見後，突然跪在地上痛哭、懇求：「拜託各位父老，我這一次如果沒有當選，就會被關起來了！」結果，他就當選了。問長輩為何會有這怪現象，家人不願意評論，但是我心裡已經知道：「這個社會有些事不能講，講了會被關起來。」
二、中學生時代的警覺性：真相靠自己
我在1968年念國中（第一屆），1971-1974年念新竹中學，中學畢業以前從沒聽說過任何黨外雜誌，這輩子從來沒念過任何黨外雜誌（1949-1960的《自由中國》1957-1968的《文星》雜誌，1968-1973的《大學雜誌》，1979年創刊的《八十年代》和《美麗島》）。
像我這樣的文青，在我那個世代是較接近平均值的（也許台北市例外），而不是常態分配的兩端——也許是家長「不可以碰政治的禁令」，也許是因為中學畢業以前只愛文學、哲學和思想史，對政治、政治史與社會科學沒興趣，也許是因為我們容易買到的課外書已經被市場和政治高度地篩選過。
但是，我們也普遍地知道，有些歌被稱為「禁歌」，有些書被稱為「禁書」。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個社會有些好東西被列為「禁止」，這個社會有思想審查。
因此，很多人在高中時代開始，每遇到重大社會事件時，會比較兩大報（中時和聯合）的報導和評論，在蛛絲馬跡裡猜測可能的真相——雖然每一個人下的功夫深淺不一，但「政治的真相靠自己」已經是很多人的共識。
三、大學時期：中西文化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
我們那個年代的文學院很文青，連工學院也很文青：成大每年一次的「鳳凰樹文學獎」經常有工學院學生的作品入選前三名，我認識的朋友裡每年都有人從工學院轉中文系（甚至是幾乎跟家人決裂）。
也許是因為政治的禁忌，我們的熱情往往被引導到文學、文化史與思想史。「中西文化之比較」是我們那一代很熱衷的話題，書店裡也很容易買到中國經典和歐美經典著作的中譯本（我們那個年代的暢銷書就是這些東西，書架上看不到財經、美容、養生的書）。
但是，即便是像我們這樣的文青，也已經知道事情很不對勁：五四運動以來很多中西文化論戰的要角都只知人名（甚至也知道書名），而買不到書（圖書館裡也沒有）；還有一些水準超高的中譯本（譬如俄國小說最佳譯者耿濟之），買得到書，卻沒有譯者名字（或者乾脆寫「本社編譯」）。
我們知道有些中國當代文化的菁英被列入「禁書」了，我們知道1911年以後的中國現代史只剩半本，另外半本不見了。後來，當我知道蔣中正與孫中山的合照是合成照片時，一點都不氣憤，只覺得荒唐而好笑。
此外，1977年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開打，我們這些文青必須面對自己所喜愛的（本土與外省）作家被打壓的氣憤，以及國民黨外圍文化打手的蠻橫、霸道（後來則是「獨派台灣文學」打手的蠻橫、霸道）。
因此，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極端厭惡政治對學術與文化思想的打壓。我們知道政治史沒有真相，只有鬥爭和造假，我們不願意浪費時間去跟政治糾葛，只希望政治不要來糾葛我們。
不過，我們繼續從中時吸收進步思想，從聯合報揣測保皇黨的意圖。
四、遠離政治，擁抱中西頂尖文化的南部知青
我念大學時，想出國的人會去念台大和清大，想學新穎科技（電子）的會去交大，想要跨出所系藩籬去當文青的理工學院學生只能選台大和成大。
不管是成大或台大，如果你不想出國深造也不想念碩士，大學畢業後在企業界的出路都非常有保障。這種安全感讓我們可以不顧系上成績，任性地亂念課外書——我四年都翹課，每一們課都只求及格，這樣自由而寬廣的學習氣氛是許多天然獨所無法想像的。
遠離政治以後，我們的熱情只能往文化發展，而且我們也遠比天然獨世代有更多擁抱文化的環境。
我那個世代的知青和文青有很高比例是工學院和醫學院學生（出路無虞，不想升學，不追求成績），很多人有能力讀秦漢文而不需要翻譯，可以跟中文系的同學討論論語、老子，可以自己讀希臘與歐陸的哲學經典（英譯本或中譯本）而不靠老師導讀（雖然理解程度或許淺薄）。
以號稱「思想社團」的「Σ社」為例（經常被稱為「成大菁英社」），工學院學生遠多於文學院，歷任社長也以工學院學生為主，但談的卻都是哲學、中西文化、心理學、社會科學，野心是「跨學科領域對話」，編纂中西文化大事記。
在成大校園，有人關心成績和出路，其他人關心的是你有沒有讀過佛經、老莊、新潮文庫，而不在乎你的省籍，政黨傾向（黨外是禁忌，合法政黨只有一個）。
尤其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成大，我們是一群故意遠離政治，熱情擁抱中西文化的文青；在我們心裡面，中西文化遠比政黨與國族認同更重要。我們的史觀既非「台獨史觀」，也非「中國史觀」，而是「世界史觀」。
以我所屬的「Σ社」為例，成員屬性可以分成三代：早期成員中據傳有人持有共產黨證而被捕，因此在我之前的社員都不談政治；在我之後（現任職成大中文系教授的林朝成開始）的社員才開始在社外參與政治；野百合學運期間則變成成大最著名的學運社團，然而卻被老Σ（跟我前後期的）罵小Σ（參加野百合學運的）出賣「Σ社」的「傳統」，甚至最極端的一位竟然罵這些小Σ「借殼上市」，滲透破壞。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我在大一時被一位大四學長警告要遠離政治，並告知我他就是俗稱「細胞」的職業學生；但是1977年（我大三）蘇南成以「黨外」身分參加第八屆台南市長選舉時，成大已經有些學生積極為他助選（林朝成或許也是其中之一），但「Σ社」內沒有人在談這件事（或許也不知道這件事正在發展）。
40歲以前我都認為政治是骯髒、無恥的，文化是偉大、高貴、純潔的；40歲以後我開始為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而參與社會運動，但是仍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疏遠（與厭惡）。
我至今仍舊極端厭惡政治對文學與文化的污染。
五、南部文青的反抗運動
台北很政治，台南的氛圍則非常地不同。
我們沒有積極去探討政治史的真相，然而我們對政治的敏感度並沒有消失。我們甚至於無可避免地覺察到政治禁忌的紅線邊界，並且不時地在它的邊緣進出。
身為文青，我們的文章會被校刊社接受，卻被課外活動組的組長攔下來。我們最常聽到的理由是：「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已經批准了。但是非常抱歉地，我的組員把它弄丟了。你可不可以再寫一份？」在那手工書寫且沒有影印機的年代，很多人只有原稿而無備份或草稿，再寫一份是很費事的——況且你也知道下一篇還是會被不小心地弄丟了。於是，我們逐漸知道紅線在哪裡，也知道跨過紅線之後可能是什麼，雖然我們還是看不見紅線之後的那個世界。
身為思想性社團，我們的活動有些會被課外活動組批准，有些會被駁回。這也讓我們更清楚紅線在哪裡。
我們也逐漸地知道：你必須先愛黨，然後才可以用「正確的方式」愛國；你不可以用未經許可的方式愛國。
知青的熱情是不可能被澆熄的，知青的價值判斷不可能被架空（何況我們的思想深度、廣度和思辨的尖銳遠遠超過課外活動組的組長），我們的不滿自有各種表現的方式。
譬如，我們（Σ社）故意不去使用學校規定的制式海報牆，而自己設計並動手做了一個超豪華級海報架（建築所設計，原杉木結構），趁開學前的半夜裡矗立在校門口左側。為了不讓課外活動組破壞它，我們用了極粗的杉木當主柱，還挖了又大又深的兩個坑，用水泥灌漿來鞏固它們。那些一起參與這「工程」的人一直樂到畢業，我每次經過這個挺立而醒目的海報架，都很得意「我們戰勝了課外活動組和思想審查」。
六、文青與左派思想的一線之隔
我在成功嶺訓練與當兵期間，愛讀書的習慣沒有改，但是營內的書僅限於中山室的反共書籍。我很高興地看見一些書店與圖書館裡看不到的書，尤其是《新階級》、《不完美的世界》這種歐共高層批判共產黨的書。我發現歐共原始黨員是一批熱情，人格崇高，罕見地傑出的社會菁英，遠比我所認識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更能贏得我的尊敬。
然而，我讀過很多文化大革命的報導和小說，大陸的慘狀仍舊讓我心驚膽戰。
「共產黨到底是什麼？」這個疑問一直擱在我心裡，我開始零零星星地去讀有關革命與反抗運動的書或文章，開始零零星星地去了解二二八、清鄉和白色恐怖。
七、被剝除國籍的人
1987年總統蔣經國宣布於7月15日凌晨零時起解嚴，但是我也已經在整裝要去英國了。
出國之前我從來沒有「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問題——我是化位之民。這趟行程卻突然逼迫我開始面對「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
幸好，那一年我已經32歲，有足夠的自信心和成熟度去化解這場激烈的衝擊。
首先是我被外國人問及：「Where are you from?」「Taiwan.」「What?」「Taiwan, part of China, but not ruled by China.」「Oh! China!」
沒有人知道台灣是什麼，我被迫必須自稱「來自中國，但不屬於中國」。然而，歐洲人只聽進前半句（來自中國），沒人想知道後半句的意思（直接漠視它的存在）。
然後，英國朋友稱毛筆與墨為「Japanese brush pen」與「Japanese ink」，我這個熱愛中國法書而看不起日本書法的人想盡辦法要矯正他們，沒人接受。
而研究中文語音輸入的英國教授暗示我：他的電腦程式不一定會辨認我的中文發音，因為它不是「authetic mandarin」。
我的語言和國籍都被否定、剝奪，連我熱愛的文化也被誤認為是「日本」。
另一方面，跟大陸學生的互動並不愉快，使得我自覺40年的隔閡已經讓我們在語言和文化上有了很深的隔閡，我們不再是「血濃於水」的「同國，同族」。
兩種接觸都讓我被迫成為台灣人，然而在歐洲人的世界地理中，「台灣」是不存在的。我變成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我被迫必須從新建構自己的身分（文化的、國家的）。
八、台灣人的驕傲與文化認同
慢慢地，我較常接觸的歐洲朋友和大陸同學發現我會寫很漂亮的書法，而隨手下筆都是優美的詩句（我寫的都是以前背過的唐詩和宋詞）；喜歡日本書法的英國朋友也發現我的書法比日本人的更美麗，字體更豐富而多變。他們開始發現這個台灣人有其獨特性。
歐洲朋友更驚訝於那麼複雜的繁體字我們怎麼有辦法認得（他們必須仰賴26個或更多的字母，而繁體字則每一個都不一樣）。當我告訴他們我可以讀兩千年前的文件（秦漢文）時，更是驚訝到嘴巴合不起來。一位牛津文學系畢業的英國老太太說：「我的天哪！英國沒幾個人可以讀莎士比亞的原文，全世界沒幾個人能讀柏拉圖的古希臘原文，你們怎麼那麼博學？」我得意得不得了！
我去「亞洲研究中心」聽唐詩的課，老師講李白的詩，講的不得要領；我偷偷地跟鄰座的英國女孩講老師漏掉的重點，讓她舉手發表，下課後她滿是興奮地跟我道別。我也得意得不得了！
宿舍裡有一位來自瑞典的訪問學者，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是拉格威斯特，我告訴他我讀過近十本拉格威斯特的小說，並且描述小說內容概要。他嚇了一大跳，第二天在斯堪地那維亞語言學課程的上課時間問班上同學：「聽過拉格威斯特這名字的請舉手。」50人中不到一半。「讀過他小說的人舉手。」沒人。「讀過他任何短文的舉手。」3個。他回到宿舍後驚嚇地告訴我：「我昨夜一夜難眠，一直在想一件事：離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很少人讀過拉格威斯特的小說；為何會有一個叫台灣的小島，島上買得到拉格威斯特的主要作品，還有人己乎都讀完了，而我竟然從來都不知道有這個小島存在？」
當然，我又是得意到不行！
去劍橋時，我以為是去上國取經，不需要帶任何古典音樂的CD。去了以後，雖然 Radio 3（還是 Radio 4？）24小時都有古典音樂，但是曲目不夠頂尖，版本不合我口味（按我意思，不夠精選）。去劍橋街上，卻發現他們的古典音樂都還是錄音帶而無CD，曲目遠比清大的水目書局少。寒假回國期間，我特地為希臘同學挑了一卷古希臘喜劇作家亞里斯多芬的劇作錄音，為義大利同學挑了一卷中世紀威尼斯音樂。當然，他們又是張開嘴巴不知道要說什麼！而我呢，得意到不行！
一位社會人類學教授退休的老先生跟我聊起《科學革命的結構》，我對答如流還加評語，他如同碰到同志般地興奮，並且罵他過去的同事「遠不如一個台灣來的工學院學生」！他太太（Ruth，牛津文學系畢業生）帶我去一個小小的博物館，我一眼望見一個很小的雕塑，跟她說：「那個應該是 Henry Moore 的作品。」這位自許藝術涵養頗高的老太太不以為然地笑一笑說：「不可能，Henry Moore 的作品太貴了，這個博物館買不起。」不過，她還是好奇地去問館員，然後睜大眼睛回來跟我說：「Perng, you have a pair of good eyes.」Henry Moore 是英國最重要的現代雕塑家，而我打敗了牛津畢業的高材生，當然得意。
逐漸地，我跟歐洲朋友都確信一件事：中國大陸歷經各種反美、反孔與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仇視讀書人）之後，所有中西文化皆已蕩然無存；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在台灣（且僅在台灣和香港），中西文化的交會也在台灣（且僅在台灣和香港）。而且，繁體字只有台灣人會寫，只有台灣人可以輕易地讀兩千年前的秦漢文，只有台灣可以找到最豐富的西方經典中譯本——這是我們在地球上無人可以取代的獨特印記，也是我們在歐陸菁英之前昂首挺胸的驕傲。[註三]
最後，在一次吵架時我告訴大陸同學：「我講的叫國語，你講的叫普通話，我們講的是兩種語言！」
離開劍橋時，那位社會人類學教授跟他太太 Ruth 說：「Perng is the one to pass down the torch.」這一次我沒有得意感，只有知識分子的責任感。
九、我們不在乎歷史的造假
在我身邊這些有能力悠遊於中西文化的朋友間，我們不在乎政黨對歷史的造假，因為在我們的心裡有政客碰觸不到的更高價值：中西文化與文化史。
我們沒有被騙的受傷感，因為我們從小就知道大人會騙人，政治人物會騙人，教科書也會騙人。而我們發現真相的過程是緩慢的，有足夠的時間和成熟度去消化。
我們不會因為不知道台灣史而在外國人之前抬不起頭或羞愧，因為我們以擁抱世界文化自豪。
我們不想當中國人，但是我們不會恥於說國語，因為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會說「國語」（大陸說的是「普通話」），會讀寫繁體字，可以寫出優美的書法。
我們自以為是台灣人，但是我們不會排斥中華文化，因為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會讀繁體字，可以讀秦漢文，可以隨口背出上百篇美麗的詩章，擁有過去兩千年的中華文化。
我們不會媚日，因為我們知道日本人的古典文學只不過是唐宋文學的劣質仿本，日本人連毛筆都不會拿（無法寫出含永字八法的書法）。
經濟、政治與技術上日本領先台灣和中國，但那是我們該去追趕、求進步的，而不足以構成「我是日本人」的理由。
我們不是不想了解歷史真相，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一出爐，我就找來一本從頭到尾讀過一遍。
十、請你們更深層地想一想自己的故事
從外在的社會環境看，你們所經歷的台灣史，也是我們生命經驗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的感受歧異那麼大，是因為我們內在的準備與過程有很大的歧異。（譬如說，我們的升學壓力遠不如你們大，我們早就知道大人會騙人）。
面對我們之間的差異，只有不同，而沒有對錯。我們需要的不是「真理越辯越明」，而是「傾訴」與「傾聽」的能力（涵養）。
然而，面對未來與我們的後代，我們必須從宏觀的角度去進行理性的抉擇，我們必需決定要交給下一代怎樣的台灣（我把它稱為「20年後台灣的合理願景」）。
我是靠豐富的中西文化涵養贏得歐洲菁英的敬重，也是靠這一份文化涵養重建自己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
你們（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內涵）建立你們（我們）的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你們（我們）要交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台灣文化」？你們（我們）要如何在歐陸菁英之前抬頭挺胸？我認為這是我們必須一起慎重思考的。
以上兩（三）段於2016/2/24上午刪除
註解
[註一] 中共當局對台灣的打壓反而促成了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統一，這是中共當局當年萬萬想不到的，但是大陸的有識之士卻看得很透徹，甚至還有可能比一部分台灣人更透徹。肖锋寫的〈台湾人这么说这么做〉就很透徹。
[註二] 我這一代在台北念大學的人可能會有跟我們很不一樣的成長史和心路歷程，我們不該替他們說話。
[註三] 其實，香港新亞書院才是新儒家的大本營，香港還是有許多人同時精擅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不過香港太小，通常被稱為 city state，不是我心目中的「國家」。況且，她也已經「回歸祖國」了。
其次，本文所寫的心情是1989回國之前的心情，那時中國還是嚴重地欠缺文化。現在，情況不同了。大陸翻譯的歐美書籍遠多於台灣，以至於他們討論歐美思想、歷史的學術著作乾脆幾乎都是用中譯本當作參考文獻——大陸的學生已經幾乎可以用中文了解全世界的思想。此外，最近我查了李白的《靜夜思》，許多較認真的考據都是出自中國大陸，反而台灣已經越來越少人關心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文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