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風暴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事件？有人把它當作金融界一個可以被改善的小弊端，有人把它當作市場失能，有人認為它意味著既有經濟學需要革命性的改變。但是，問題可能比這些都還更加地嚴重：政治被少數人（「佔領華爾街」所說的top 1%，甚至克魯曼所說的 0.1%）綁架，以致政府與市場同時失能。
全球普遍地面對幾個難以解決的問題：（1）青年失業與高教過剩，（2）過去三十年來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 top 1% ，（3）全球經濟發展遲緩。如果說這三個問題都是源自於同一個的病根（政治被少數人綁架，以致政府與市場同時失能），除了政治手段之外，可能沒有辦法用單純的經濟手段解決。很不幸地，自動化技術的急速發展讓問題更加惡化，如果我們繼續讓狹隘的經濟目標與被扭曲的市場經濟來領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而不是在社會發展的完整視野下用政治手段領導經濟，恐怕上述問題只會愈來愈惡化。
Google 的董事長 Eric Schmidt 在最近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上警告：企業因為追求利潤而積極推動自動化，中產階級的工作將持續流失；除非政府有效地介入來促進新興中小企業的大量成長，否則悲觀情勢的可能將持續 20-30年。（這個消息值得進一步了解，請閱讀 BBC中文網的報導 或 FINANCIAL TIMES 較深入的英文報導） 假如 Eric Schmidt 的觀察正確，這將意味著高等教育供過於求以及青年失業的問題將持續下去，或者甚至惡化，而提升教育水準將不再是解決經濟成長遲緩與階級流動的萬靈丹。
這個悲觀的遠景恐怕不是靠傳統提升 GDP 的辦法所能解決的。
一、病態的經濟成長
姑且不談通膨與匯率等完整的經濟發展指標，且勉強容忍貧富差距的溫和擴張，「正常」的經濟發展目標至少包括三大項：（1）總體GDP成長，且（2）青年失業率下降，且（3）經濟成長的果實讓社會所有階層均霑利益（inclusive development，最近 UNDP 和 IMF 等機構一再呼籲的發展模式）。但是當前經濟發展情勢卻顯得極為病態：top 1%~10% 獲益，其他人實質所得惡化，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高等教育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在增加青年的債務。這種現象若持續下去，整個社會的病只會加深，而不會獲得緩解。
當今所有問題的關鍵性病根在於「GDP 有成長而 90%人口的收入卻縮水」，它導致以下的病態發展現象：（1）經濟成長與90%人口的好處無關，經濟發展只為10%人口服務，經濟發展變成與90%的人口無關，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極端病態的經濟與政治現象；這既是一種經濟上的不公平，也是政治上的不公平，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溫床。（2）90%的人實質工資下降，所得無法成長導致他們的支出也無法成長；90%的人支出無法增加，而最有錢的 top 10% 在製造業與服務業相關的支出也很難再明顯增加，這將使得經濟成長遲緩的現象難以有效突破。（關於這一點，曾在1998年成功預言 Amazon 股價會飆漲而聲名大譟的 Henry Blodget 有專文論述，也值得看一看）（3）當經濟成長遲緩而市場擴張速度緩慢時，追逐利潤成長的企業將更積極地追求勞力與腦力工作的自動化，以致藍領與白領的工作機會很難增長，甚至還反而減少。（4）如同 Paul Krugman 最近不得不覺悟的，當失業問題嚴重而 GDP 卻持續成長時，情勢對資方有利（可以壓低勞工實質薪資以追求更高的獲利率），因此 top 0.1%（在現況下獲利最多，也最積極於國會遊說，最有能力影響國會的人）會將他們的財富轉為政治資源，然後用政治手段的干預來維持現狀，使得現狀難以獲得有效的改善。
要解決上述病態發展的第一步是恢復合理的所得重分配機制（合理的稅賦制度，必要時搭配 Michael Friedman 的負所的稅制）。但是過去 30 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減稅」主張被成功地操縱成「只為富人減稅」，而導致財富重分配機制萎縮，近乎廢弛。因此，這個問題（財富集中與所得重分配機制廢弛）難以解決的根本癥結在於階級（資方與勞方）利益的矛盾，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過去30年來經濟學的主流思想又被資方利用來鞏固既得利益，也讓勞方不敢去思索突破現狀的必要手段，這又是另一個更深入的政治問題。
二、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糾葛
財富的落差會造成政治權力的落差，並且用經濟干預政治後再用政治干預經濟，以便強化經濟與政治的落差，因此必須先兼顧財富分配的公平，才有機會維持政治上的公平性，從而維持經濟競爭的公平性）。對此，德國行之有年的經濟政策主張 Ordoliberalism 有過極為值得深思的闡述。可惜今天不但留德的經濟學者鮮少知道 Ordoliberalism 與其背後的經濟學派 Freiburg School，連德國的年輕一輩學者也越來越少人了解這思想。
我曾在〈自由貿易的「政治-經濟-學」〉這一篇文章談到過一個這樣的趨勢：「貧富不均→ top 1% 掌握了對國家政策80%的影響力→國家政策向塔尖富人傾斜而不顧底層死活 →貧富更不均→top 1% 的人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更大→國家政策更向塔尖富人傾斜也更不顧底層死活 →貧富更不均→ top 1% 的人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更大→……，這樣永無止盡地相互影響下去，直到革命？」這個想法原是整合我自己的觀察，Robert Reich 的憂心和Ordoliberalism 。不過，一位留美學生來信告訴我：「Noam Chomsky 的演講和他的寫作都提到，最近政治學的研究顯是一個結果，底層收入的人對國家的政策基本上完全沒有影響力，當你是比較富裕的中產階級，你對政策的走向會有那麼一點影響力，當你是頂層1%，Chomsky 說，你基本上想要甚麼就有甚麼。」（Noam Chomsky 原文的節錄在這裡，可惜完整原文的 link 連不上）據說，U C Santa Cruz 的心理學與社會學教授 G. William Domhoff 在 Wealth, Income, and Power 這篇文章裡也有類似的說法。
因此，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把經濟與政治的問題切割開來處理。
三、當政治與經濟都被 top 0.1%~1% 的人把持時
Google 的董事長 Eric Schmidt 建議「促進新興小企業的大量成長」，因為總體而言小公司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大公司多。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小公司的蓬勃發展有助於緩和貧富差距，重建消失中的中產階級，從而進一步緩解整個經濟發展的病態。問題是政治資源在極少數大財閥手裡，要如何叫他們容忍政府把資源調度給小公司？從這角度看過去，很清楚地看到當今經濟困境的背後是一個政治的困境！
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發表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的著名演講，應是類似的覺悟。克魯曼原本只是一個溫和的凱因斯派與單純地嚴守專長領域的經濟學家，最近卻越來越像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把經濟政策與工資看成是政治問題與階級矛盾，或許他也已經警覺到政治與經濟不但不可分，而且經濟已經被 top 0.1% 的人把持。
當政府只為 top 0.1%~1% 的人服務時，新的封建社會已然成形，這是政治問題，而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當今的問題，自動化與 IT 產業所反映的問題恐怕比單純的「政治 + 經濟」還更複雜、更深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