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3日 星期一

病態的經濟成長(2)

       假如我們真的用所得重分配(政治手段)校正貧富差距的問題,或者把資源調度給新興的小企業來增加就業機會,並把剩下的問題完全交給市場機制去處理,當下的主要社會發展問題就會都獲得解決嗎? 關鍵在於:市場機制下可以誕生的新興小企業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而為了支持這個發展方向,勞工、消費者和選民(三而一)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們可以從近年來 IT 產業的發展走勢去管窺未來發展趨勢的端倪。
       很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機,很多人都有 LINE。絕大多數人在 LINE 上面做什麼?殺時間,談一些可有可無的事。絕大部分人為何需要智慧型手機,因為什麼樣的功能?做原本桌上型電腦和 NB 就可以做到的事,提供我所不需要的服務(我的家人都用 iPhone,但我一直用老的 Nokia)。近十年來全球經濟成長的一個可觀部份,就來自於智慧型手機和 LINE 所提供的「可有可無的服務」;表面上這些服務讓我們的生活更「彈性而方便」,實質上它讓我們更加倚賴圍繞著我們的商業體系,以及失去某些原有的功能(有些人忘了代手機後就一整天都無法完成任何事)。這不是抱怨,而是接露一長串惡夢的開始。

四、GDP成長的噩夢(代價)
       更嚴重的是,為了維持經濟成長與收入的增加,我們的實質工作時間會再加長;因為行動通訊發達,我們的加班時間延伸到下班後,在家休息時,甚至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半睡半醒時;因為工時太長,我們在上班時偷上網「打發時間」,下班後只能「維持最低階的腦力活動」,於是新興的 IT 產業都跟「無腦活動」或「低能活動」緊密關聯(在電視或電腦前面當白癡,上網亂逛順便隨著當時情緒亂留言,寫些「無腦」的廢話);因為下班後的智力水準低到近乎無腦,我們很容易被洗腦,擁護對我們有害的口號(「台灣不能鎖國」──雖然各種配套不足的 FTA 將使少數財團獲利,而我們之中很多人將會受害;「經濟發展有人得利,當然也會有人受害,這是必要之惡」──雖然連 IMF 也都在積極呼籲要重視 inclusive development;「台灣經濟無法成長,全因為藍綠惡鬥」──雖然我們清楚地看到王金平和柯建銘有多要好,雖然我們看到大財閥是藍綠政黨通吃,雖然該推的法案被擱置只因為損及大財閥的利益,雖然我們有太多間接證據證明「大財閥面前藍綠立場一致,只有在民眾面前和「全民亂講」這種節目裡面偶而客串演出藍綠惡鬥的戲碼」,etc, etc, etc)。
       所以,假如我們把當前的問題看成單純的「所得分配問題」,或者工作機會成長不足,我們所下的藥方將會把我們帶向一個更惡劣的社會情境:工時增長速度超過實質年度總所得的成長,人被工作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專業能力越來越強,但工作外的思考能力越來越低落,越來越接近未曾受過教育的奴隸;消遣方式越來越昂貴而多樣化,休閒時間越來越短;吃的越來越豐富多樣,但品質越來越差而不健康,越來越像是 top 0.1%~1%所豢養的役畜 working animaletc, etc, etc),普羅大眾的政治思考能力越來越低,政治權力的集中現象越來越惡化(同時財富也越來越集中)。你說,這是不是越來越像新型態的封建社會:Top 0.1% 有如封建社會領主,身邊的 top 1%有如古代的騎士,top 10% 有如事務員與管家,bottom 50% 在這個選擇越來越多樣的社會裡「只能看而不能吃」(他們可以自己帶便當到信義計畫區去 window shopping,讚嘆台灣的發達與富庶,然後搭普通車回到小鎮邊緣或搭公車回到新北市的某個角落,繼續過著與信義計畫區內住戶毫不相干的生活,百分之百地過著 divided but equal 的生活),可以盼望著階級流動而離頂層卻越來越遠(房價越來越貴,只能靠世襲獲得;錢賺錢的速度遠比人賺錢快,只有極少數出身底層的人財富累積的速度可以超過富二代)。
       即使不去談財富分配的落差,光是認真想一想「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休閒時間越來越低能而無腦,休閒活動越來越無聊、空洞、低能而像是在浪費時間與等死」,這樣的發展方向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退化」?

五、媒體與學術一起變成共犯
        當大眾越來越無腦時,媒體必然越來越無腦。少數財閥不僅控制政府部門,還會在購買各種廣告時審查各種媒體的內容,抵制對富人不利的言論。媒體將會引領群眾無腦化,並且成為財閥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者將會出賣學術良知,捍衛不公不義的體制,以討好財閥。2008年以後,有些經濟學者甚至指控著名的經濟學者為財閥護航,違背經濟學者的專業倫理。
       另一方面,學術圈臣服在「績效管理」的意識形態下,越來越重視論文發表,也越來越業績導向地鑽進狹隘的學術坑洞裡,而失去跟其他學術領域的聯繫,也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遙遠。甚至為了成就個人的學術功業而不惜犧牲博碩士生的未來,引領著他們往不利於就業的方向發展,並且浮濫擴張招收研究生的量,使得青年失業與高教「學非所需」的問題益加惡化。

六、回到社會科學的本務
        我們面對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產業問題或技術發展的問題,而是少數人綁架政治,以及社會發展偏離航道(甚至逆向行駛)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較寬廣的視野去進行社會發展的省思,再進而思索政治上的脫困之計,然後才有辦法正確地利用(還不夠成熟的)經濟學知識來引導經濟與財政政策,使它們有助於社會的發展,而非誤導社會的發展。
       要做這工作,社會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者必須跨出科系藩籬,密切地對話,並且善用國際的知識與資訊來思索台灣的問題,而不是追求空洞的「學術卓越」。


        這樣的期待似乎像是痴人說夢。不過,這恐怕是我們走出當前困境唯一的途徑(雖然也只是第一步,跨出之後還有很多挑戰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