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真的用所得重分配（政治手段）校正貧富差距的問題，或者把資源調度給新興的小企業來增加就業機會，並把剩下的問題完全交給市場機制去處理，當下的主要社會發展問題就會都獲得解決嗎？ 關鍵在於：市場機制下可以誕生的新興小企業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而為了支持這個發展方向，勞工、消費者和選民（三而一）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們可以從近年來 IT 產業的發展走勢去管窺未來發展趨勢的端倪。
很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機，很多人都有 LINE。絕大多數人在 LINE 上面做什麼？殺時間，談一些可有可無的事。絕大部分人為何需要智慧型手機，因為什麼樣的功能？做原本桌上型電腦和 NB 就可以做到的事，提供我所不需要的服務（我的家人都用 iPhone，但我一直用老的 Nokia）。近十年來全球經濟成長的一個可觀部份，就來自於智慧型手機和 LINE 所提供的「可有可無的服務」；表面上這些服務讓我們的生活更「彈性而方便」，實質上它讓我們更加倚賴圍繞著我們的商業體系，以及失去某些原有的功能（有些人忘了代手機後就一整天都無法完成任何事）。這不是抱怨，而是接露一長串惡夢的開始。
四、GDP成長的噩夢（代價）
更嚴重的是，為了維持經濟成長與收入的增加，我們的實質工作時間會再加長；因為行動通訊發達，我們的加班時間延伸到下班後，在家休息時，甚至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半睡半醒時；因為工時太長，我們在上班時偷上網「打發時間」，下班後只能「維持最低階的腦力活動」，於是新興的 IT 產業都跟「無腦活動」或「低能活動」緊密關聯（在電視或電腦前面當白癡，上網亂逛順便隨著當時情緒亂留言，寫些「無腦」的廢話）；因為下班後的智力水準低到近乎無腦，我們很容易被洗腦，擁護對我們有害的口號（「台灣不能鎖國」──雖然各種配套不足的 FTA 將使少數財團獲利，而我們之中很多人將會受害；「經濟發展有人得利，當然也會有人受害，這是必要之惡」──雖然連 IMF 也都在積極呼籲要重視 inclusive development；「台灣經濟無法成長，全因為藍綠惡鬥」──雖然我們清楚地看到王金平和柯建銘有多要好，雖然我們看到大財閥是藍綠政黨通吃，雖然該推的法案被擱置只因為損及大財閥的利益，雖然我們有太多間接證據證明「大財閥面前藍綠立場一致，只有在民眾面前和「全民亂講」這種節目裡面偶而客串演出藍綠惡鬥的戲碼」，etc, etc, etc）。
所以，假如我們把當前的問題看成單純的「所得分配問題」，或者工作機會成長不足，我們所下的藥方將會把我們帶向一個更惡劣的社會情境：工時增長速度超過實質年度總所得的成長，人被工作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專業能力越來越強，但工作外的思考能力越來越低落，越來越接近未曾受過教育的奴隸；消遣方式越來越昂貴而多樣化，但休閒時間越來越短；吃的越來越豐富多樣，但品質越來越差而不健康，越來越像是 top 0.1%~1%所豢養的役畜 working animal；etc, etc, etc），普羅大眾的政治思考能力越來越低，政治權力的集中現象越來越惡化（同時財富也越來越集中）。你說，這是不是越來越像新型態的封建社會：Top 0.1% 有如封建社會領主，身邊的 top 1%有如古代的騎士，top 10% 有如事務員與管家，bottom 50% 在這個選擇越來越多樣的社會裡「只能看而不能吃」（他們可以自己帶便當到信義計畫區去 window shopping，讚嘆台灣的發達與富庶，然後搭普通車回到小鎮邊緣或搭公車回到新北市的某個角落，繼續過著與信義計畫區內住戶毫不相干的生活，百分之百地過著 divided but equal 的生活），可以盼望著階級流動而離頂層卻越來越遠（房價越來越貴，只能靠世襲獲得；錢賺錢的速度遠比人賺錢快，只有極少數出身底層的人財富累積的速度可以超過富二代）。
即使不去談財富分配的落差，光是認真想一想「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休閒時間越來越低能而無腦，休閒活動越來越無聊、空洞、低能而像是在浪費時間與等死」，這樣的發展方向是「社會的進步」，還是「社會的退化」？
五、媒體與學術一起變成共犯
當大眾越來越無腦時，媒體必然越來越無腦。少數財閥不僅控制政府部門，還會在購買各種廣告時審查各種媒體的內容，抵制對富人不利的言論。媒體將會引領群眾無腦化，並且成為財閥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者將會出賣學術良知，捍衛不公不義的體制，以討好財閥。2008年以後，有些經濟學者甚至指控著名的經濟學者為財閥護航，違背經濟學者的專業倫理。
另一方面，學術圈臣服在「績效管理」的意識形態下，越來越重視論文發表，也越來越業績導向地鑽進狹隘的學術坑洞裡，而失去跟其他學術領域的聯繫，也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遙遠。甚至為了成就個人的學術功業而不惜犧牲博碩士生的未來，引領著他們往不利於就業的方向發展，並且浮濫擴張招收研究生的量，使得青年失業與高教「學非所需」的問題益加惡化。
六、回到社會科學的本務
我們面對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產業問題或技術發展的問題，而是少數人綁架政治，以及社會發展偏離航道（甚至逆向行駛）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較寬廣的視野去進行社會發展的省思，再進而思索政治上的脫困之計，然後才有辦法正確地利用（還不夠成熟的）經濟學知識來引導經濟與財政政策，使它們有助於社會的發展，而非誤導社會的發展。
要做這工作，社會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者必須跨出科系藩籬，密切地對話，並且善用國際的知識與資訊來思索台灣的問題，而不是追求空洞的「學術卓越」。
這樣的期待似乎像是痴人說夢。不過，這恐怕是我們走出當前困境唯一的途徑（雖然也只是第一步，跨出之後還有很多挑戰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