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聯合報系舉行「關鍵兩年─為台灣經濟開路高峰會」系列論壇的第一場，管中閔、陳博志、胡勝正都應邀表示意見，中小企業的發展成為焦點話題。
行政院政務委員暨中央研究院士管中閔表示：台灣光靠沒有關鍵技術的明星產業，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應重新考慮，推動一批擁有或即將取得關鍵技術的「中堅產業」。他這意見我讀起來似乎言之成理。但是，他心目中的「中堅產業」長什麼樣？他想要如何培養？這要看他的另一場談話。
國科會年底將召開科技會議，邀集「院士級」人士研商我國科技政策走向，其一重要議題為人才課題，由管中閔負責籌劃。管中閔認為台灣的人才培育過程有兩大問題：「高不成，低不就」──「高不成」，是指碩博士應從事的尖端科學基礎突破創新，卻無法做出舉世創新的看法；「低不就」是指大學生不會修機器，甚至連100、120伏特也分不出來，管科院畢業的只會講管理故事，卻不見得能去做市場行銷的人才。
這樣的見解完全沒有搔著台灣高等教育的癢處，更嚴重的是完全沒有看見台灣產業經營環境的特性：跨國企業專利競爭與封鎖絕非台灣企業輕易可以突破的，必須找到特殊的縫隙才有機會突破；此外，技術升級也必須要了解臺灣企業有什麼而沒有什麼，以及要升級所需要的技術在哪裡，如何整合或媒合。（參見《2020台灣的危機與挑戰》Unit 11、12、13）
至於大學畢業生不會修機器，管科院畢業只會講故事，這本來就是正常，問題在於他們進入企業屆滿三年之後，有沒有能力充分吸收業界既有的經驗技術並開始把大學所學跟企業接軌，甚至開始發揮創意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前提是企業界要有自有技術與人才培育期，所以目前大學生在業界表現低的原因不盡然是出在大學教育，更要緊的是：企業界為何沒有自有技術，為何不願意花時間培養人才？（參見《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 Unit 8，以及這個部落格裡關於產業發展的各篇文章）。
經濟學家不懂產業算是正常，以管中閔為例，他的求學歷程花了太多時間在玩跟現實世界關係微弱的數學，才有機會累積出足夠的計量經濟學論文。因此他能對經濟學的質性理論有所深入就已經不錯了，很難期待他對社會現象與產業技術的累積過程有任何具體的了解。
出生於英國且畢業於牛津的經濟學家 Kenneth
E. Boulding 生前一再強調經濟學與社會學必須整合為一個完整而不可分的學科，但是台灣的經濟學家鮮少有基本的社會學素養。經濟學裡面有能源經濟學、工業經濟學等分支，可以引導經濟學家（尤其是計量經濟學家）走出抽象數字的空洞遊戲和迷思，充實他們對實質問題與現實世界的認識。但是台灣掌權的經濟學家似乎看不起研究實際經濟課題與產業課題的經濟學者（這類型的研究較難發表論文，即使發表也很難進入強調數學證明與抽象思考的「頂尖期刊」）。台灣學界迷信「期刊排行榜」，搞不清楚台灣跟美國有何不同，分不清楚不同研究型態間的相對價值與互補的必要性，因此要在經濟學的領域裡整合不同分支的研究能量來對台灣的國際處境與產業特性進行一個有意義的了解，似乎是很難期待的事。就更別提到要經濟學家跟社會學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了。
學術圈的知識支離破碎而一個系所裡就充滿各種學術斷層，沒有能力在觀點與研究角度上彼此整合。在這背景下，對於台灣經濟與產業的未來，我愈來愈相信最有可能的結局是：市場無力自我調節，政府無能看見方向，企業繼續利用政府與學術圈的無知而在稅賦與產業政策上欺哄、拐騙，從政府手中搾取各種不當的補貼和利益，無知的媒體則繼續鼓吹劫貧濟富的政策方向，把它們當作無可替代的「必要之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