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五月份的《商業周刊》的封面故事是一篇極端驚悚的文章〈藏獒鬥志〉，光是第一句就有夠驚悚：「短短五年，『大陸人管台灣人』正迅速增加，『台灣人管大陸人』已成舊印象！」文內把身在台灣而出生在大陸的高階經理人形容成西藏獒犬：「這些高階經理人的共同點是兇悍、聰明、主動出擊，不撂倒對方不罷休，就如同犬中之王—— 藏獒一般。」
該文憂心忡忡地指出四個現象：「現象一：在台國際企業大量拔擢大陸經理人、現象二：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在台設立分公司、現象三：大陸人躍為國際企業亞太區負責人、現象四：台資企業也開始出現大陸經理人」。此外，該文還把這些獒犬形容得陰狠毒辣，幾乎毫無人性：「比台灣人渴望勝利 苦過、熬過，千萬人中拚了命要出頭」，「比台灣人樂在競爭 九犬出一獒，重重淘汰激發鬥志」、「比台灣人手段強悍 有三成把握就進攻，把對手逼到絕路」、「比台灣人願意吃苦 正面迎擊危機，把壞帳變成賺錢生意」。
說真的，我剛看完的時候也心跳加速，覺得再不趕快逃離台灣，恐怕就要淪入人間地獄了！再想起我年輕時讀過的一大堆文革傷痕文學以及文革泯滅人性的各種報導，我心裡的恐懼絕對遠遠超過四十歲以下所有人所能想像的程度。我相信大陸所有跟我年紀相近或更年長的人都會同意：文革就是人間地獄！
那麼，面對這些凶狠殘暴的西藏獒犬，我們該怎麼辦？
該把孩子當野獸般地栽培？像斯巴達一樣把孩子丟到山谷裡，爬得起來的才養？在台灣推動文化大革命，彼此兇殘地對待，以便培養出比獒犬更兇猛的野獸？還是恢復惡補和聯考？
到底是孩子該爭氣？還是成人該爭氣？
這一陣子台灣真的是充滿末日教信徒，電視、報紙、雜誌整天在談「競爭力」，但是多年來只會報導八卦，把新聞當綜藝節目、街談巷語來處理的媒體，有什麼能力懂得什麼叫「競爭力」？急病亂投醫，再加上唯恐天下不亂（愈亂業績愈好），就無憑無懼地胡言亂語。
要談社會問題，就要從大結構看問題，不要以偏概全。
先談一個問題：「大陸人管台灣人」有多值得大驚小怪？大陸人如果真行，不需要到台灣就可以把台灣的工作搶走。所以，該問的不是「有多少大陸人到台灣」，而是「大陸人才有多行？有多普遍？」
大陸的頂尖人才到底有多行？我在清大教書期間，來了一個浙江大學的學生選修我的課，期末考時嚇壞我所有的研究生：我班上第一名的學生已經強到學長都嘖嘖稱奇了，我出的題目也夠有水準，但是這位大陸學生用鉛筆把考卷寫完，逐題驗算後改用原子筆謄寫一次，然後交卷。十分鐘後我班上第一名的才交卷。期末成績，大陸學生100分，我班上第一名才 93 分。過了三年，又來一個大陸學生，表現還不錯，只跟我班上頂尖同學差不多。再過兩年，從上海交通大學來了一個大四學生，跟我作研究，倆個月後被我罵得狗血淋頭。
大陸學生有多行？多用功？頂尖的嚇死人，其他的也不見得多了不起。大陸最頂尖的老師跟得上台灣的水準，但是大陸的師資平均水準就是遠遠不如台灣。總的來說，大陸的人才還不夠大陸用，你不用擔心他們整批跑到台灣來。該擔心的是台灣的人才跑到大陸去：從農業、漁業到工業，搶走台灣人工作機會的都是在大陸的台灣人！
但是，台灣人可以在大陸搶走台灣人的工作，那是因為台灣卡死在官商勾結，技術沒有提升，怨不得別人！
最近媒體老是愛提台灣的人才荒與人才外流，根本是在鬼扯！
台灣人才外流不是新鮮事。光復初期本省人跟外省人都紛紛想辦法辦綠卡去美國，回國的留學生非常少，但是台灣也沒因此而有人才荒。
1980年代後期，大量頂尖的理工留學生返台任教；1990年代後期，許多傑出的社會科學留學生開始返台任教；同時理工學院留學潮開始退燒，許多傑出的理工學院學生留在國內唸博士，造就了台灣大量的 IEEE fellows 和 ASME fellows──這些人的論文其實是仰賴傑出的博士生堆疊出來的。
過去台灣工業界和學術界儲備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學術界被體制架空而跟台灣社會隔絕，進入工業界的最頂尖學生則被股票分紅制度吸引到欠缺創意的代工業，以至於科學園區的產業有人才而無創意，科學園區外的產業需要創意而找不到人才。造成台灣人才斷層的，其實是官商勾結（或者「親信資本主義」），而不是因為九年一貫或者廢除聯考。
我一再主張「中小學生已經過度教育」，也一再批判「明明是大人惡搞，淪喪掉台灣競爭力，卻又要用競爭力為名來惡整中小學生。」我的目的不是要鼓勵孩子不唸書，而是要鼓勵孩子多讀課外書，多思想，以便擴大對亞洲與歐美的認識，培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素養，也多了解人生有哪些有意義、值得追求的夢想。
台灣缺的是各行各業的領袖人才，而領袖人才在畢業前必需要培養他們幾種能力：（1）把自己的稟賦當作上天的禮物，用來奉獻給台灣社會，靠著幫助弱勢來滿足自己的人生意義與價值，而不是貪婪、自私地只想掠奪別人和壓榨土地；要培養出這種人才，我們需要從高中階段就開始培養她們的哲學思考與人生意義的省思，不是告訴他們答案，而是引導他們去看見古往今來各種感動人的領袖，思索他們的人生意義與價值，然後這些稟賦出眾的人自然會知道該如何選擇。這就是法國大學入學考要考哲學（其實是社會思想，而不是德國的系統哲學也不是英美的分析哲學）的深刻用意：所有大學生都必須在高中開始深思自己跟這社會的關係，也因此法國是歐美國家中社會思想最發達、最重視法國大革命所揭示的人權與平等的國家。（2）對世界宏觀的認識，知道歐美國家的社會發展過程，以及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困難與助力，藉此思索台灣在這世界上最適合做的事，以及台灣的機會、危機和挑戰。（3）對台灣內部的深刻認識，對台灣社會不同階層的處境、成因、過去各界所做過的努力，以及遺留的後遺症有多方面的了解。
我看過一些高中生寫的關於台灣社會議題小報告，給他們發揮的空間和適度的引導，他們可以寫出不輸大學本科系學生的報告。所以，上述三種能力從高中就可以開始培養。
假如明星學校意味著擇優將一些學生送進北一女和建中，讓他們有機會從高中開始學習思考自己的人生，世界的走向，台灣的需要，那麼我支持保留明星學校，或者在社區高中內的能力分班。如果明星學校和資優班只是意味著高一讀高三的課本，或者在北一女和建中教更多參考書上鑽牛角尖的習題，那麼我只能說：無聊！荒誕！
不對！我應該到主管機關去控告你們殘害學生，桎梏人才，斷送國家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