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是教養出能愛自己，能自得其樂，值得讓身週的人愛他，而且又有吸引人的魅力人格。但是，既有的教育目標與社會價值卻狹隘到只剩「賺錢」和「拼鬥」兩個目標。因此，我們用盡各種手段在教養出只會賺錢與鬥爭，不會愛自己，沒有能力自處，乏味而不值得人愛的孩子。教育是為了要激發人的熱情，讓我們的孩子可以終身懷著熱情與憧憬，渾身帶勁地活下去。但是，流行的社會價值或者乏味、無聊，或者淺薄、虛無，使得真正心靈聰慧的小孩不知道活著有什磨意義。家長和社會流行裡這些狹隘的價值觀如果不能解除，即使把小孩從小送到國外，這些價值觀仍將在國外箝制孩子的成長，成為孩子未來的夢魘。國內現階段最嚴重的教育問題不在制度不良，或師資養成過程有問題。而是家長自己就找不到可以活得有趣、或者有意義的生活目標。這個問題不解決，所有的教育改革都是換湯不換藥！
一、教育的目標與人生的意義
人和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在於：除了生存的本能之外，他需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人生尋找或賦予一個意義。這種「意義感」的需要，經常比單純地求肉體的生存還強烈。因此，在存活邊緣的史前時期、中世紀，乃至於當代的西藏、印度和尼泊爾，人可以壓搾自己已經不足的物資，去裝飾宗教場所，並尋求宗教的靈感與安慰。假如我們誤以為人生中一切精神性的價值都是虛幻的，而人完全一如動物般，只會靠本能去從事「優勝劣敗」的生存兢爭或強取豪奪，那麼我們就根本無法解釋任何一個人類文明的誕生。
從口述歷史時期的宗教，到五大古文明的肇始，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時空領域裡，各自提出他們為人生所賦予的「意義」，並將這些「價值」流傳給後代，成為整個後繼人類文明發展的依據。雖然這些文明初期所提出的人生價值、意義或理想一再遭到後繼者的質疑和修正，但是至少到十九世紀為止有一件事一直不曾改變：對人生價值、意義與理想的再思考與再反省，是所有文明活動的核心，以及再造的原動力。因此，自有口述歷史以來，一個族群代代相承的價值、意義與理想，就成為所有教育的核心。而在傳統英文裡，大學（university）和技術學院（polytechnique）的主要差別就在於：技術學院關切的是產業技術與謀生的技能，大學則是對文明與意義的探討和反省，以及理想的再造與承續。簡言之，大學（以及各級教育）的任務，在於為它所屬社群提供人生的「意義感」或「理想」。這些意義、價值或理想雖然在歷史上一再被修正，但修正的方向卻是愈來愈多元，使得各種不同稟賦與天性的人，都愈來愈容易找到適合他們扮演的角色。
不過，在達爾文主義的誤導下，我們一方面把傳統論述中的各種意義感、理想和價值當作「迷信」和「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又往往誤以為自己可以像狒狒一樣，在資本主義殘酷的市場兢爭中，過著「弱肉強食」的純屬物質性生活。事實是，當代人對「意義感」的需要從不曾消失或減弱，只是被過分扭曲而有著太多的偽裝。試問：如果將男人的成就欲和女人的虛榮心一概去除，這個社會還能剩下多少野心？而這些成就欲和虛榮心，豈不都是披著物質性外衣的精神性嚮往？它們背後真正的原動力，不就是想要藉著壓服別人來肯定「自我」的一種「被扭曲的意義感」？真正的「自我」，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肯定；需要他人肯定的「自我」，其實是一種潛意識裡對空洞化的自我所生的惶恐，以及對此惶恐的偽裝。這裡頭所牽扯的各種扭曲與糾纏，導致人把自己內在的尊嚴和性情徹底抹殺，使男人變成生產線上的工具，而女人則成為生小孩、照顧家庭的工具，或者甚至進一步退化為男人擁有的一件家具。
假如我們可以看透當代人的「成就感」、「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等，無非是「意義感」的各種不同變形，我們就可以理解到：自有文明以來的，人活著最重要的需要是「意義感」、「理想」和「價值」。一個社會所能提供給它的成員的「意義感」、「理想」和「價值」愈深刻、活潑、豐富而近於人所能企及的事實，他的成員就生活得愈精神飽滿而昂揚。從文明肇始到啟蒙運動，乃至於當代的左派文化批判者，人類在過去歷史上所認定與展現的意義感、尊嚴與價值，是非常地寬廣的，不分智愚都有他的位置與值得奮鬥的目標。
不幸的是，時下的教育理念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嚴重扭曲，以致於人的價值被嚴重地窄化為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而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則取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下的價格原理。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在十九世紀和達爾文主義結合，形成了今天的主流價值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於是，人的價值、理想、意義與尊嚴，完全取決於他的市場價值，而人活著唯一的意義與幸福，退化為：在「優勝劣敗」的市場兢爭過程中，力爭上游，乃至於「踩在別人頭上」或「踐踏別人的尊嚴」的那種驕傲。在這樣的社會價值體系中，不但生產力較薄弱的人會被無情地踩在社會的最底層，連不認同主流價值的人也會被排擠到社會邊緣去。於是，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人在精神上可以有的生存空間卻急劇地被壓縮，難有喘息的空間。當代人的苦悶與精神壓力，基本上肇始於此。
但是，可悲的不是總有人想踐踏別人的尊嚴，而是絕大多數人總是甘心被人踐踏，或者為虎作倀。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歷史上所有佔據社會主要資源的階級，不但會設法合理化自己的權益，還會通過媒體與教育體制，將這個合理化過程灌輸給社會上其它被宰制、利用、剝削的階層，使被統治階層「欣然」擁護統治階層的利益。用社會學的術語說，這就是所謂價值「內化」的過程。君主專制時期用「君權神授」將貴族的權益合理化，再「內化」到領地佃農的心理，以致於十八世紀末革命的主要阻力，竟來自於被奴役的農民。同樣地，十九世紀興起的資本階級為了鞏固他們以非人道手法獲取的利益，也創造出「市場價值」、「工作倫理」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合理化說詞，並藉由教育與媒體，將這些被扭曲過的價值觀，內化成常民百姓，乃至於知識菁英的內在價值。
表面上聯考是扭曲今天臺灣教育的元凶，實際上，聯考只是前述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犧牲者。根據最近報紙的報導：由於國內產業的升級，不同學歷者的平均所得逐年加大。這條消息，清楚地說明了聯考的媚力來自於：高學歷保障了高收入，而每次升學兢爭中的勝利，都意味著未來有較好的機會獲得較高的學歷，以及較高的平均收入。更何況，高學歷還意味著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接近相近教育水準的異性（未來的婚姻伴侶）。古話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用在聯考的勝利者身上，似乎真的絲毫不假。因此，當今社會上所謂的「菁英階層」，通常意指著聯考戰場上得意，而在專業工作崗位上一帆風順的人。但是，大家只看到這些人得意的一面，卻很少去注意到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這些「菁英」朝氣蓬勃，銳利聰敏，卻又充滿自己完全意識不到的內在矛盾。表面上，他們在求學過程中「聰穎過人」；實質上，他們卻為了聯考而犧牲掉人在青春期應該要培養出來的情感能力，甚至於沒空去思考任何有關人生價值或社會正義的議題。因此，他們犧牲掉生活中所有陶醉的可能性，以及「簡單的快樂」的能力。春天的嫵媚，秋光的的亮麗，他們完全沒有感受的能力，也分享不到子女成長的喜悅。他們在工作岡位上充滿幹勁，不畏艱難；但是面對自己或親人的情感問題，卻嚴重欠缺處理能力和耐受挫折的能力。當小孩子在外頭受到委屈，他不知道如何幫小孩調解；當小孩對人生有不同的抱負或夢想時，他完全沒有能力理解；當太太抱怨生活枯燥的時候，他們只會趕快帶太太上「高級」餐廳，渡假旅遊；當太太逐漸在婦女成長班中發展出自己的人生目標，而不再事事倚賴他時，他突然惶恐得不知如何自處。甚至到這種節骨眼的時候，他都警覺不到一個事實：他的一切知識的有效性，僅限於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有關的範域；對於不能用金錢換取的人性事實，他不但一無所知，甚至於完全沒有任何應對的能力。在晚年的時候，他把龐大的積蓄與資產轉移給子女，卻只能在淒涼而無人聞問的獨處中，苦澀地怨嘆別人的無情與現實。但是，終其一生，他體會不到：子女的現實，是從小到大逐漸從他的身教中學會的；晚來無伴，只因為他本質上根本就是個「乏味」的人。
看穿了，許多所謂的「精英」，只是一群被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犧牲掉，糊里糊塗地「以生命中的喜悅換取社會上的成就」的人。反之，在「聯考的失敗者」中，卻不乏抗拒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特立獨行之士。要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的「社會精英」，經常意味著必須犧牲掉一切與市場價值無關的個人幸福。當我們迫切地期待著子女「成龍成鳳」的時候，必須找到充足的時間，捫心自問：「這樣的代價，換取這樣的成果，值得嗎？」
在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操控下，當今的主流價值不只是犧牲掉個人幸福就算了，還進一步使我們犧牲掉對他人原有的尊重與同情心。在這種意識型態下，「正義」是由市場機制在維持的。窮人在他眼中，只是「好吃懶做，咎由自取」，或者「沒有兢爭就不會有進步，有兢爭就有勝敗；大家有飯吃的齊頭式平等，根本就是假平等」。簡言之，正義的意思就是富人有權享受辛苦所得（只要是憑本事獲得的，有時候合不合法也不重要），窮人無助活該。人心是肉做的，原本有悲憫的能力，使我們變成鐵石心腸的，其實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人被扭曲到這個程度，早已失去他的原貌，卻渾然而不自覺，更顯得悲哀。更何況，中、低收入戶中不乏堅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圖私利的公益人士，和被社會不當剝削的弱勢族群。他們收入的低下，絲毫不是因為他們能力的低下，而是單純地反應著社會體制的僵化、扭曲，以及當權者的不公不義。假如我們對這些事實毫無警覺，而一心迷戀當今主流價值的「成龍成鳳」，我們是在「栽培」子女，還是在幫著既有體制「麻痺」他們作為一個「屬靈」的人的尊嚴，以及更高的價值？
我們愈是體會到當今社會主流價值對人的扭曲與壓榨，就愈有需要設法通過教育的過程，把自己的下一代從這個主流價值的牢籠裡解放出來。因此比以往更不可妥協地，教育的首要和最終的目標，必須是讓每一個不同稟賦的人，通過教育的過程，找到他可以實現的理想和人生意義，並有能力看到每一個誠懇的人生命裡的尊嚴。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於成人教育，都應該本著這堅持，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與特性，朝這最終目標去設計。如果我們能夠秉持這個理念去教育下一代，人將只有活著的尊嚴，而沒有職業的貴賤。不同的人，可以根據他天性裡不同的偏好與不同的擅長，選擇最適合他扮演的角色。在這樣的社會裡，教授、政治人物、小學教師、木匠、藝術創作者，還原成不同的職業角色扮演。人的稟賦也許有高低，性向也許各有偏好與不同的選擇，但所有的人都可以保有他的尊嚴。收入的高低永遠不可能齊平，人的性情與多元的人性價值卻不因市場的操作而有所損益。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裡，「智商」才會還原到「只是人的多種能力中的一種」，在「智商」之外，手藝、情感的敏銳、對人的溫柔體貼等讓這社會更溫暖、更精緻的特長，才會得到與「智商」同等的重視。如果社會真的可以「進化」到這個程度，那麼即使是弱智或者殘障的人，也可以因為他們待人的勤懇與溫厚，而得到身週人群的肯定，充滿尊嚴地活下去。只有當所有勤懇踏實的人都重新拾回他們應有的尊嚴時，才有機會化解社會上的冤屈與暴戾之氣。在這樣的社會裡，人的生活品質才會隨著歷史前行的軌道而逐步改善，文明的發展才重新變得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