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迷信新儒家對人性崇高面的所有描述和誇飾，誤以為自己做得不夠好的部分都是軟弱與墮落。這樣的堅持與苛責，苦了妻子也苦了長子，讓身邊的人為我受了許多沒必要的罪。年長後知道古典哲學的陳意往往只是一種憧憬，不是人能隨時隨地都做到的。從此以後，每次談到理想，都只敢談自己真正已經做到的部分，不願意信口開河，說一些美麗而虛假的妄言和謊話，去害別人受沒必要的罪。我們家的故事不是最值得憧憬的，但卻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Part I：家，可不可以是更值得珍惜與期待的場域
- 兩年內拿到劍橋大學的控制工程博士，順利地當上清華大學的正教授，業餘的寫作拿到國內美術圈兩個專業的藝術評論獎，這或許會讓很多人羨慕，卻不是我真正感到驕傲或欣喜的。我最在意的，還是花了廿多年從中西哲學、科學、文學和藝術裡建立起來的一套人生觀和歷史觀 ⎯⎯ 雖然我一直為了沒有人可以傳承而感到遺憾。
- 假如除了哲學之外，我還有什麼可以感到欣慰和驕傲的，那就是我的家！這裡頭沒什麼：客廳裡只有畫、音響、一大堆書和CD，從屋外灑落一地的陽光和空氣，簡單到連沙發都沒有。可是，這裡頭有著許多別人家裡沒有的濃密情感和歡樂，以及我們一家人共同走過的辛酸和苦楚。尤其是，當社會系四年級的兒子從台北回來，和即將唸建築系的女兒一起賴在我們夫妻床上，邊撒嬌邊聊天的時候；或者當全家人共煮一壺茶，在音樂中暢談中西文化與社會思潮的時候，我都特別地感到驕傲：這，才像是一個值得珍惜的家！
- 我驕傲的不是說兒女都順利地升學了，而是說：他們都成功地走出這個社會為每一個人預設的乏味價值體系與生活牢籠，真的找到自己可以滿懷盛情地去做的事，而且可以體會到做為人的尊嚴與價值，還可以保有她們純樸的熱情。我從年輕時就一直害怕一個下場：年過四十，生命中再也沒有任何理想與熱情，就像行尸走肉般度日如年地活著，或者只剩貪婪的野心與物慾，活在一種醜陋而無知的粗鄙傲氣裡，了無人味。四十歲了，我終於確信：自己可以一生都懷著理想與熱情地活下去。對我而言，這確實不容易。但是，要看到自己生命裡的火光，也終於順利地傳承給子女，這可是更加千百倍地不容易哪！
- 女兒還會撒嬌（兒子也會，換成一個大男孩的方式），會半夜等我從高雄的研討會回家，會和我討論她對建築的想法，以及對社會的觀察，會好奇地想知道我所從事的社會改革工作，以及我在研究的文化哲學。兒子確定要繼續唸社會學，也終於克服了從小對我的畏懼，可以和我談他對文化研究的期待和看法，專注地聽我談後現代文化批判的缺失和哲學史的精義，還打算在出國以後不時回來找我談（他說「充電」）。看到他們逐漸增長的自信與逐漸開闊的學習空間，我喜歡這樣：父子是彼此分享著理想、理念與熱情的夥伴，而不再只是義務，或空有深情卻無法分享彼此內心最深的關懷與喜悅。而淑芬在一場大病之後，也逐漸分享了我對生命的熱情，走出了少女時代就一直纏繞著她的虛無和無力感，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走出家庭，去幫助她可以幫得上忙的人和事。除了看電視之外，我們一家人還有很多值得談述的人、事、熱情和理想。每天下班，夫妻和小孩就七嘴八舌地談今天最高興和最氣憤的事。我們夫妻從來不需要丟下小孩去獨處，我們的朋友，就是孩子的朋友。一起去看整修中的空軍十一村和紀錄片，一起去灣妹的家玩小孩，一起消遣HBO的好萊塢邏輯。家，就要這樣子，才有值得珍惜的濃濃人味！
- 能夠一家人一起分享成長的過程，參與彼此的心路歷程（了解與關懷，而不是改造），一起探究人類文化史與自然生態史裡種種豐富而感人的內涵，或者身週社會的重大事件，讓彼此的成長過程與心路歷程中都有其他成員參與的痕跡，這才是家庭最值得讓人珍惜的部分。否則，假如家只淪落為「父親為子女累積財富，妻子以漂亮的容貌為丈夫換取虛榮，子女努力讀書出人頭地來讓父母驕傲」，這樣的家，驕傲歸驕傲，卻沒有屬於人的真正溫情和深意，也不見得會讓人留戀和珍惜。
- 淑芬從來都知道我只能活在理想與熱情裡，但是廿多年來為了探究人性底蘊而有的焦慮與煎熬，她雖不能感同身受，卻也在我身伴日日夜夜地共度。母性本能使她急著想為小孩免除那種伴我廿多年的煎熬與焦慮，而她的焦慮使我不敢期望孩子能跨過重重障礙走進我所眷戀的那個世界裡。可是，當我們真的可以一起分享彼此生命裡最深的執著與感動時，一家人的感覺，就像是被結合在亙古長傳的一脈文化生命裡那樣。真的，很值得！雖然那是一條雜揉著喜悅、心酸、欣慰和苦楚的漫長道路。
Part II：從朋友到不可能的夫妻，從神仙眷侶到不知如何再一起走下去
- 淑芬大我三歲，我大一進社團時她已大四，所以我們之間的好感一直以知心朋友的形式存在，一起讀書，一起談人生的理想與憧憬，和朋友一起郊遊。沒有激情的朋友關係持續了三年，其實更有機會真實地發現彼此內心的世界。一直到我大四，身邊的朋友提醒我們：「你們兩個不正是最好的一對嗎？」我們才認真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
- 剛結婚的時候，我們在台南郊外租房子，下班以後就回家。印象最深的，是她幫我磨墨，讓我寫書法，我們很喜歡這樣子寫一整個晚上。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兩個人互誦詩、詞、曲和論語，交換彼此的想法，甚至進一步研究：她用她的文字學基礎，我用我從小說、哲學和生活經驗裡覺悟到的人性事實，去重新拆解論語的斷句和義理，去重新評估中國文學史的美學與人性評準。我們一直是「可以共謀道」的朋友，在親友心目中則被說成「神仙眷侶」。尤其長子出世之後，我們都疼小孩，我更被形容成「有子萬事足」。
- 即使是這樣從知心朋友開始的夫妻，也有冷戰期和不知道要如何走下去的時候。結婚後不久，我就發現自己無法溶入她的朋友圈（倒不是嫌棄誰，我那個時候除了哲學之外簡直沒辦法和人談任何別的事），並且彼此約定盡量減少婚姻對彼此在形式上的約束。我不再參加她的朋友聚會，也很少陪她回娘家（主要的還是沒辦法談哲學以外的事，而且下班以後能念哲學的時間並不多）。但是，當時的自省不夠徹底，雖然自己已經解除了陪她回娘家的義務，卻總是「天經地義」地要求她對我家人要有像我對自己家人那樣深的情感（後來我才知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要求）。加上大家族生活在一起的種種磨擦，我當時又全心全意在研讀哲學，不耐煩處理現實世界裡的爭議。因此，不順心的時候經常口氣強硬地埋怨。淑芬是個有心事不會說出來，只會悶悶不樂的人，而我一直把妻子當作有獨立能力的合夥人，總覺得她該自己設法解決她的問題。因此，許多誤會長年沒有獲得澄清，逐漸累積出彼此相當深的委屈。
- 不過，每次吵架或我負氣出走的時候，我總還記得勸自己儘快回家。因此，雖然口角不斷，卻一直沒有真的嚴重傷及兩人的情感。回想婚後前四年的生活，雖還記得一些我負氣出走或她負氣捲包袱的場景，但快樂的影像還是佔了絕大多數：一起用摩托車載兒子去漁港看人下漁獲、去海邊看夕陽、人在中山科學研究院宿舍心卻在家裡、深夜讀完哲學作品和淑芬邊散步邊整理自己的心得、半夜兩三點把淑芬從睡夢中叫起來講我剛突破的哲學心得（她從來記不得我當時說了什麼，只是裝做傾聽地讓我把思緒在言談中整理完）。
- 回過頭去看新婚四年內我們所承受的壓力，實在遠遠超過我們結婚時所曾想像的。譬如，我從來沒思考過要如何面對她的朋友，要如何和她家人交往，以及我逃避陪她回娘家時，會給她多大的壓力。她也從來不知道我媽處理家事的習慣和她家差那麼多，沒想過我期待她對我家人有深厚的情感是那麼難做到的事。至於小孩子的教育問題，最後竟變成我和媽媽嚴重衝突的關鍵，更加不是在我原來所能想像的範圍內。而前一講所提到的許多夫妻間的外在壓力，也逐一形成我們衝突的背景因素。假如我們不是長久以來可以傾談心事的朋友，而且又有能力通過討論來解除彼此沒必要的義務，這種緊張關係想必更加可怕。
- 要不要有共同的朋友圈、要不要搬到宿舍住，這一類可以明確說出來的事還好商量，但是彼此內在情緒說不清楚的部分，卻常常不知道要如何開口，也因此常常不自覺地去累積。累積到一個程度，量變成了質變，不名就理地雙方的情感關係就變成一種僵持。也因為這是一種潛在不自覺的變化過程，所以既不容易說清楚原因，也不容易找出明確的時間點。只記得大概是婚後七八年左右，我曾有一段走不下去的感覺。關鍵的原因在於：受到我當時哲學觀念的影響，愈來愈不能忍受人的現實，除了自己過著近乎僧侶的生活外，甚至無法忍受妻子回家時談到任何別人的是非，也不願意參與任何親戚的應酬。自己一吃過飯就關進書房，直到半夜兩三點才睡，其間完全不准家人打擾，甚至乾脆把書房從內反鎖。因為宿舍小，一家四口擠一個房間，所以家人起床準備上學時，經常吵醒我。但是為了晚上能再精神清爽地進行哲學工作，因此極端抱怨家人不能避免吵醒我。當時，我只知道自己念哲學的重要性，以及覺得自己最關心的事不再得到往昔那樣充分的支持，因而覺得心裡委屈和不甘心。但是，卻從來沒有想到過：被我長期排拒在書房外頭的一家三口，到底是怎麼過日子，心裡頭又怎麼感受。直到最近，才知道太太覺得她被我嫌棄、鄙夷（雖然我實際上沒有那個意思）。夫妻間最難的一件事，就是：你愈覺得不被對方尊重，就愈不願好言好語地和對方溝通。因此，一旦誤會開始，往往就會愈陷愈深，進入一種不知如何跳脫的惡性循環。還好，不管心裡怎麼彆扭、委屈，頂多只是心裡的一種失望，我們都不會去說傷人的話，所以一直沒有造成不可收拾的下場。
- 整個事情的轉機是在我出國之後。出國，一部份是想緩和夫妻間逐漸僵冷卻不知從何解起的情感關係。出國後，導發衝突的外在因素徹底消解了，反倒是彼此的關心與懸念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一年見兩次面，不見面時雖然彼此牽掛，見面期間也不至於累積出糾紛與委屈。因此，出國兩年一家人受了許多罪，卻意外地化解了出國前僵滯的夫妻關係。另一個對我而言更重要的因素是：自己在外生活，要負擔起自己所有的現實生活問題，這才知道以往太太為我做了多少事；另一方面，擔心太太獨自帶兩個幼兒，不免經常去揣想她們該如何解決生活上各種細細碎碎的瑣事，也因而知道妻子過去在家庭生活裡扮演過多吃重的負擔。以前我總覺得自己充滿理想，而埋怨妻子只知牽掛現實；現在才知道是我把自己所有的現實都賴給了妻子，所以才有辦法對現實了無牽掛。知道自己以往毫無現實顧慮是種假象以後，我對自己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哲學再造。這個改變使我不再怨妻子掛慮現實，反而願意去分擔一些原本屬於我自己的現實。於是，夫妻從彼此怨艾重新轉為彼此扶持。在這個大男人沙文主義無所不在的社會裡，男人大概只有離家的時候，才有機會知道家裡有多少事。反過來說，女人也經常只有在丈夫離家時，才會發現平常先生為家裡作了哪些事。
- 偏偏回國後不久妻子就積勞引發肝炎，一度被醫師宣稱只剩十年壽命。我在價值與哲學觀念重整，又深覺出國期間虧欠家人的雙重心理下，鍥而不捨地自己研讀書刊、查訪偏方、觀察記錄病情、尋索西醫思考的盲點，規劃出自己驗證各種偏方療效的一套記錄方法和推論程序，最後終於把太太的病給治好。這個插曲和我個人價值觀念的徹底調整，使我們有機會徹底消除宿怨，以更成熟而開放的態度，重新回到朋友的關係上。
Part III：古典「浪漫憧憬」與當代「主體互動」間的辯證
- 廿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深刻體會到：傳統婚姻的制度性安排，雖然在立意上用心想創造出一個關係緊密的家族情感結構；但是，這種表面上極為牢固的情感關係，卻往往是以抹殺個人自主性與個人的情緒作代價。要兩個不完全一樣的人，調整到有完全一致的價值與文化，這不是「恩愛」，而是「併吞與消滅」。因此，要維持我們有意無意地從上一代學到的理想婚姻模式，前提條件就是徹底抹殺夫妻之一的個體性。無怪乎，伴隨著上一代的理想婚姻模式，有了一個對婦女的想像：「女子無才便是德」。翻譯成白話：「白癡的女人不會對丈夫有異議，所以家庭註定會和諧，兩個人也可以白首偕老。」希臘的精緻民主是以社會底層的奴隸作代價，傳統的夫唱婦隨是以女人的犧牲作代價。
- 上一代的長輩執信不可以在孩子面前衝突與爭吵，結果卻為我們造成和諧的假象，使得年輕一代在婚姻初期的適應期間，很容易挫折，誤以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遭遇者，而沒有面對困難從頭尋索彼此相調適的決心。假如夫妻可以在孩子面前呈現出夫妻如何從衝突中尋求溝通與協調的完整過程，對我們的下一代或許會更好：首先，它們可以對婚姻的內涵有更切實的理解與期待，而不至於動不動就自怨自艾；其次，他們可以從這一再反覆的過程裡，學會比較好的互動模式與溝通或妥協的技巧。
- 假如我們願意尊重婦女做為一個人的主體性，我們就必須在結婚日同時發願去面對兩人間不同生長背景所日積月累的各種價值與文化差異，願意徹底放棄「夫唱婦隨」、「琴瑟和鳴」、「男人高歌女人唱和」的古典訴求，願意耐煩刻苦地去溝通協調，願意在差異無法抹消時彼此輪流委屈，願意以「一府兩制」的精神接受夫妻間價值與文化的差異。當然，一旦承認了夫妻間的價值與文化差異，無可避免地就會把夫妻關係拉回到「知心朋友」的關係，而很多年輕時代浪漫憧憬的「如膠似漆」的氣氛，自然會消失。知心朋友間確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對差異性的尊重自然地拉開了彼此的距離，也使得夫妻間的義務降低到「準同居」與「合夥」關係。你可以這樣地想像：不能對室友或工作夥伴提出來的要求，一概不能對配偶提出，衝突當然少了，自主性也維繫了，但親密程度當然也降低了。
- 當代婚姻最大的困難，是既期待古典「如膠似漆」的情感濃度，卻又同時想保有當代婚姻精神中的「互為主體」，卻沒想到：古典的「如膠似漆」裡有一個奴隸，當代的「互為主體」裡有價值與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距離。我們毫不顧及人活著的事實，不假思索地把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景象給拼貼在一起，反而造成了夫妻間更大的衝突與痛苦：如膠似漆時埋怨自主性的被抹殺，自主獨立時埋怨夫妻情感間的距離。
- 當然，夫妻間婚前的價值與文化差異愈小，婚後的成長心得分享機會愈多，與彼此情感無關的形式性義務保留得愈少，則需要妥協或讓步的地方愈少，也愈有機會在保有相互自主性的前提下縮小彼此的情感差距，從而極大化古典與當代婚姻制度的良性面，而夫妻間情感關係的經營也可以較不費力。可惜的是，許多夫妻的結合是基於與價值和文化相關性低的「好感」，因此雙方的價值與文化差異在婚後才逐一浮現。偏偏雙方又欠缺溝通與協調的決心，以致只有負面的傷害與責備，而罕有正面的建樹。這樣下去，最後就淪為雙方各自引經據典地怨恨對方的不是，雙方都變成「善霸」（各自都有理，卻從來沒有過對方也有另一套理）。
- 究竟夫妻間該保留多少各自的主體性，又該彼此犧牲成全對方到什麼程度，因人而定。因此，拿捏與分寸，完全要靠兩人用心地去揣摩與協商，別人無法置喙。不過有兩條底線是無法跨越的：（a）不要企圖「兼併」或「改造」對方，屬於對方情感上不可能放棄的價值或理想，必須完全尊重。（b）夫妻間的「默契」是在用心彼此參與對方的成長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像徐志摩說的「我將尋找我生命裡唯一的知音，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斯而已。」（好像只要到處找就找得到，絲毫不需要花一絲心力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