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被納粹殘殺的猶太人約400~700萬人，史達林集中營（古拉格）迫害過的人可能有2,000萬人左右，死亡人數約150~170萬人。但是蘇揚教授估計，文革期間慘死的人有150~300萬人，被迫害的人至少3,600萬人；而紐約時報引述的最新研究說死亡人數50~800萬，被迫害者數千萬人。
文革是二十世紀下半頁人類最殘暴、血腥的記憶，不只是因為受害者為數最多，更因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約20萬）與猶太集中營是迫害異族，文革迫害的卻是自己的鄰居，甚至師長。人性之黑暗、猙獰莫此為甚。
這樣的年代卻仍有人懷念，還拿法國1968學生運動與美國「垮世代」與嬉痞的作為來合理化其暴力面。這不只是在顛倒黑白在粉飾曾有過的戾氣，也反應出論者的膚淺，為文革的復活製造危險的沃土。
文革不是只有「血色浪漫」的純真年代
緊接著，北大歷史系十多名教師和幹部在6月3日被集體鬥爭，歷史系教授汪籛不堪受辱而在11日服毒自殺。6月18日北大學生發起大規模的暴力鬥爭，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被戴高帽子、撕破衣服、罰跪、毆打、遊街、用繩子勒住脖子後拖在地上走。在血腥的「紅八月」（1966年8~9月）裡，北京市至少有數千人至上萬人被紅衛兵打死（很多是學校老師和校長），其殘殺的方式唯有日本軍閥的南京大屠殺可以比擬（我不忍心寫）；此外還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
而且這只是文革與紅衛兵殘忍暴行的序曲（冰山一角）！
紅衛兵很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兇暴、殘忍的現象：戰爭使人變得凶殘，尤其到了戰爭後期更是殺人如草芥，紅衛兵的暴行卻發生在承平時期；日本軍閥與納粹殘殺的是異族，紅衛兵施暴的對象卻是自己的師長、鄰里；日本軍閥與納粹的殺人犯是成年人，而且是訓練有素的成年人，紅衛兵裡大多是不解世事的青少年——紅衛兵是集合人類一切稀有的凶殘而誕生的！
然而董雪瑩在拍完《入戲》後卻對採訪者說，她覺得文革「那個年代是紅色的，人們瘋狂愚昧，但又相對純粹，比如他們對物欲的需求是最低的，據說睡覺都是不關門的，因為每家長的都一樣。跟這個年代截然不同，現在的中國，尤其一線城市男人和女人之間，人與人之間是缺乏安全感的。」
葉京更是十分懷念文革那一代人的「情懷」，他說：「自己這代人，懷念的不是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和氣候，而是小時候那些人，那些純真的、有理想的人。稱他們為『具有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情懷的人』也好，稱他們為『紅色革命薰陶下具有暴力的人和人性扭曲的人』也罷，不管哪個，都是只有那個年代才會有。」「這是最有骨性的時代，沒有任何國家敢小看中國的年代，就是這個年代。」對比下，「現代的人除了慾望還是慾望，整天除了錢就沒別的了，不提也罷。」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讓許多人失望、憤懣，但是若因此而懷念起文革的「純真年代」，那不只是選擇性的失憶，更是讓人毛骨悚然的悲哀！
有人類的組織就必然有階級和分配的不公平，經濟越發達，可供分配的財貨愈多，剝削與不勞而獲的問題就越嚴重。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日益精良的司法、行政、財稅制度，以及人權教育與民間公益組織的發展，從而促進「日益文明的社會」；而不是回到2,100年前《史記·遊俠列傳》的粗暴與草莽（譬如《老炮兒》的自以為是和「鄉民的正義」）。
在21世紀的今天去懷念2,100年前的「遊俠」，或者文革的「純真年代」，恰恰意味著對中國當下的問題欠缺深刻的認識，因而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未來——想要靠文革時代的「純真理想和熱情」，去治改革開放後的「人情澆薄、自私自利」，根本就是「請鬼拿藥單」！
紅衛兵＝毛澤東＋？
沒有毛澤東的撐腰，紅衛兵一開始就會被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組壓制或消滅；紅衛兵的惡行也都是在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撐腰、授意、操縱下進行。然而上千萬紅衛兵的殘暴、暴戾，絕不是毛澤東一聲號召下就能瞬間爆發出來的——紅衛兵的殘暴手段需要一段「養成」的過程和時間。
中共1949建國以後的階級鬥爭史，充滿了可以讓紅衛兵學習的殘忍手段。1950-59的土改運動，見證了善良、軟弱的群眾如何地在有心人的操弄下日益情緒激昂，以至於失控而變得殘暴——活活把人打死的場面就是從土改開始，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在100萬～470萬之間。1957-58的「反右運動」把矛頭指向敢言、有良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和高幹，因為一再擴大整肅對象，使得漫無節制的「上綱上線」變成一種慣常的惡習，而所謂的「階級敵人」也變成可以毫無標準地亂套到任何人的頭上。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長大的「大院子弟」（第一批紅衛兵），習染中不乏戾氣，絕對不是只有小說和電視劇裡的純真熱情與理想。蕭婷的《從胡同北平到大院北京》說他們每週都看戰爭電影，「看得小孩們如痴如醉、熱血沸騰」。而王朔、葉京的发小劉俍則說：「我們之間好到不講理的程度，我托你辦事，你必須給我辦成，辦不成我就罵你，我不考慮你有沒有能力辦。」
這種粗暴、好鬥、不講理不必然是義氣，更不是「眷村」必然的文化（台灣版眷村文化請參考此文），而是一種欠缺教養所造成的慣性。據說，王朔想治療自己的攻擊性人格，特地帶著母親出席了央視的節目《心理訪談》。在北京胡同長大的高巍對王朔的言語和態度感到駭然：「胡同里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了，也能給你大嘴巴。」「就算再生氣，胡同里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有些話在胡同長大的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那是給你生命的人啊；不說你爹媽，就是街坊都能給你大嘴巴。」
高巍還說：「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閒適的。」
因為小說、電視劇和電影而嚮往文革與大院文化的人，最好趕快給自己補補課（參考文末「附錄：文革與紅衛兵精簡延伸閱讀」）。因為文革與紅衛兵的戾氣還充斥在大陸鄉民們「武統」的叫囂裡，以及台灣鄉民們毫無節制的網路暴力裡；而社群媒體的同溫層則提供了猶如「北京大院」的封閉環境。
我們離文革的距離，或許遠比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更近！
莫往自己臉上貼金
這種比擬不只不倫不類，更徹底表露都梁對20世紀歐美社會、文化發展的認識有多粗鄙、膚淺！
先扼要說兩個重大差異：其一，On the Road 的主人公（和作者 Jack Kerouac）和1968年的學生運動都沒殺人，更沒毆打、凌辱、殘殺自己的師長、鄰里；其二，歐美這兩個案例都是「既破且立」地開創了後來更加開放、多元的價值觀，以及更細緻、體貼異己的人權觀（更文明的價值觀），而紅衛兵不只是「只破不立」，還為後來的社會留下一股隱形的戾氣，絲毫沒有讓社會因而變得更文明，更能體貼他人的痛苦、無奈與委屈。
因此，紅衛兵與大院文化都沒資格把自己比擬為 On the Road 的主人公（或嬉皮與1970年代的美國學生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法國學生反抗運動。
其實，法國1968年五月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佔領學校與工廠，築街壘抗拒警察」更像是「反抗運動」（revolt，反抗一切的威權、壓迫，以及不合理的命令與禁令），以及抗拒既有威權體制的「自治組織」（commune），而不是「暴動」。它有時候被稱為「革命」，是因為它質疑、批判、討論、思索大學該教什麼（不該教什麼），工廠該生產什麼以及為何生產、為誰生產（經濟活動的目的、意義、價值、決策程序、生產與消費程序），因此它是一種文化與價值的徹底反思（而不是假借「階級鬥爭」強化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最終則顛覆了傳統的、威權的、封閉式的、一元的價值體系，使得歐美社會進入了當代（所以紐約時報在它滿 50週年時刊出專文「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這才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而它所催生的「法國後現代文化批判」則成為當今歐美人文、社會學界必讀的主流思想。
這一場抗爭的背景是法國大學生普遍地不滿於當時大學課程的僵化、無聊。導火線則是3月22日學生的反越戰示威，當校方決定將學校關閉時，粗暴地剝奪其他學生的受教權與言論權，因而引起其他學校的學生反感。5月2日學運領袖被司法審查，而激起更強大的學運浪潮。5月3日索邦神學院的前庭被400名抗議者占領，校長直接要求警察介入，而嚴重地違背大學校園自主的傳統；許多年輕教師與學生對此不滿而群起抗議，並且跟警察發生衝突，500多名學生因而被訊問，27人被捕。此舉益發惹起眾怒，當天晚上拉丁區開始出現街壘，拒絕警察進入大學校園。在衝突最激烈的5月10日，有大約250個警察受傷，但是我沒有在任何英文的文件上看到過死亡的報導（亞太經濟時報的報導有多處錯誤，其中所謂5月9日有「數百人死傷」不足採信）。5月13日工會決定聲援學生組織，開始大規模的罷工，最終幾乎癱瘓巴黎和整個法國的生產體系，使得總理道歉、下台。
這場運動對法國與歐美社會（學術、思想，和廣泛的社會各界）都有極為重大的正面貢獻，可惜中文文件往往粗糙不堪，並且任意附會、曲解。想進一步了解的人，不妨參考這一篇論文。
同樣地，不管是 On the Road（和作者 Jack Kerouac）所代表的「垮世代」（Beat Generation），或者後來的嬉痞與反戰世代，他們一邊反對既定的刻板價值體系（朝九晚五，只為積蓄財富、豪宅、社會地位而活著），一邊在探索人生更值得追求的各種可能性，而不只是頹廢或漫無目的地反對。
Jack Kerouac 強調 "How to live seems much more crucial than why." 他也強調「beat generation」不同於「迷失的世代」（lost generation）：「It involves a sort of nakedness of mind, and ultimately, of soul: a feeling of being reduced to the bedrock of consciousness.」——他們表面上的「頹廢」，只不過是消極抵抗既有物質主義的姿態種帶著輕蔑的否定與反抗。
就因為他們核心的關懷是「人生有沒有更值得追求的」，因此他們可以帶動後來許多文學與藝術創作的新流派，也帶動美國社會對於人生核心價值的反省（想進一步了解的人，可以參考臺師大黃明媛的博士論文第一章）。
邪惡的庸俗性
殘忍通常是因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去體會他人的痛苦，因此有人在觀察過紐倫堡審判後說：「只要你覺查不到他者的痛苦，就有能力對他做出任何（最殘忍）的事。」紅衛兵的殘暴證實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主題：凡人也可以做出極端殘忍的事，而不需要是史上罕見的惡魔。
想要避免紅衛兵的復活，就要培養社會大眾去敏於覺察他人的感受（痛苦）。所幸，從「豆瓣」上面的留言看來，許多看過《入戲》的觀眾都對被批鬥的江思遠非常不捨，且對導演葉京的作為不以為然。
然而葉京卻不時流露出蠻橫與戾氣而不自覺。他在北京集訓期間對演員們精神講話：「我是希望看到你們身上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你們都能跟我一塊回到那個年代⋯⋯」，「我每天都想從你們身上看到離我的那個年代的東西越靠近越好，你們靠近了那個年代等於靠近了我的內心，就是我的內心世界，就是我內心的桃花源。」然而在他的設計與操弄下，被傷害得最深的卻是最純真的江思遠，而不是最諳於世故和最懂得隱藏自己的演員。
葉京對演員的不尊重，表現在不跟演員簽約，不時表現出「我隨時可以把你們解約」的蠻橫。另一方面，他一度鄙夷、不屑地說：「現在的演員就是牲口，拿鞭子往哪抽他們就往哪兒走。這些貨色應該歸道具管。」——雖然他自以為是的認為自己只是要演員「為藝術無條件地、毫無保留地犧牲一切」。
看完《入戲》，讓我寒心的不是迫於導演淫威的演員們，而是自以為是的葉京，以及「以偏概全」地剪輯而讓演員們背黑鍋的董雪瑩。
更讓我寒心的是：台灣的評論竟然一味地附和董雪瑩「集體使人性異化」的論調，而不曾為江思遠和其他演員抱不平。
社群媒體真的讓我們越來越自以為是，對於他人的痛苦越來越沒有感覺，越來麻木、遲鈍嗎？從寫上一篇文章到寫這一篇文章，我一直不確知答案地問著自己。
附錄：文革與紅衛兵延伸閱讀
（1）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彙整嚴謹的訪談結果，仔細描述北大63人在文革期間所遭遇到的凌辱和死因。
（2）《文革時人性全無的血腥大學》，以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為例，敘說他如何鬥爭別人，而最終招惹來自己的被鬥而自殺（惡有惡報）。
（4）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比較有系統地分析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家庭與社會背景，以及政治主張的差異
（5）米鶴都，《「大院」文化與紅衛兵運動起源》，對大院長大的紅衛兵有相當深入的心理分析
（6）朱嘉明教授，《文革第一個冬天的血色浪漫》，懷著「深化對文革的認識，實在是一份難以推辭的歷史責任」的心，寫下這篇文章。有著知識分子的深思與洞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