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不會殺人，卻可以造成比刀槍更嚴重的傷害！
一部紀錄片如此結尾：年近六十的父親帶著已成年的弱智兒子，在昏暗的細雨中遠去，突然丟下一句話：「有時候，真想一刀殺了他。」我憤怒得差點用咖啡杯把電視給砸爛！
有很多方法可以呈現獨立扶養弱智兒的痛苦，且該被探究（譴責）的是社福制度的不完善；然導演卻用一句情緒性的話當結尾，對這位父親的傷害有多深！
紀錄片導演經常殘忍（弱智）地用鏡頭傷害他的受訪者，卻沒認真想過：當別人因為信任與情感而把隱私暴露給你看時，你對他負有什麼樣的責任？
台灣紀錄片界都熟知井迎兆這位學者，他在1997年的〈紀錄片剪接倫理的省思〉說：「記錄片者是以發掘別人的生活和情境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以這種方法來考驗自己的信念。等於是將外在的世界當作審視自己的一面鏡子，因此，每一次的拍攝都是一種嘗試，都是在短暫時間中個人的看法，因而要達到精確而且負責，將是一種妄想。」
直到2007年的〈當前紀錄片討論的幾點迷思〉，才警覺到：「從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醫學，每一個學門的角度，談到研究第一章就是倫理，絕對不能傷害到你的研究者，或者說是 informant，絕對不能傷害他們的隱私，這是一個研究者先天的責任。」他引述美國人類學協會1971年公布的倫理聲明：「人類學者最重大的責任就是針對他們的研究對象，一旦有利益衝突時，那些研究對象應首先被考慮。人類學者必須盡一切可能去保護被研究者身體、社會、與精神上的福祉並尊重他們的尊嚴與隱私。」然後強調：「倫理是一個比再現更重要的課題」，「紀錄片通常是不付酬勞的，如果再不恪遵研究倫理，弱勢者憑什麼要讓你拍呢？因為我是弱勢所以你要替我發言？因為我是他者所以你要看我的生活？請告訴我一個我應該同意的理由！」以及：「強調『創作』就容易陷入『作者論』的迷思，就會認為『作品』最重要，就會容易把別人的苦難當成創作的素材來。」
然而紀錄片的倫理不是源自於「不付酬勞」，而是源自於受訪者與觀眾對導演（製作群）的信賴，以及感情。
情感、信任與背叛
紀錄片導演必須保護受訪者，首要的原因是：不可以「背叛」受訪者的感情與信任。
紀錄片導演 Thomas Lennon 獲獎無數，他在一次座談會裡說：「紀錄片的核心並不是作新聞報導，而是把一個人拉入某個世界，一個他們不會進入的世界，讓他們去知道、去關心。」為達此目的，導演必須先獲得受訪者的友誼和信任。然而剪輯時他往往會面臨一個誘惑：「當我想要製作出人們想看的好電影，我的優先考量便不會以保護你為先，而是要盡我所能地說一個有張力的、令人興奮且強大的故事。」屈服於這種誘惑時，往往等同於背叛：「我不會使用『背叛』這個詞，但我得到你的親密信任而做出與之違背的事，便會產生這種感覺。」
另一個著名的紀錄片導演 Joe Berlinger 也說過一段紀錄片界廣為人知的話：「我經常在人們遭遇到重大災難時進入他們的生活。如果角色對調（但願這不會發生），我絕不會容許他們拍攝我的悲劇。要別人答應我我不可能會答應的事，我深知這有多虛偽。」但是，如果對方真的同意了，你首要的回報（責任）就是不要傷害（背叛）他對你的情感和信任——除非，有一種公共利益遠大於你跟他的情感和信任（詳見後文）。
James Longley 也是著名的紀錄片導演，他說：「你必須與對象站在一起，並試圖把這些主題呈現，為此我不會改變我的位置，否則我不會製作電影了。我不會花這麼多年去製作一部關於某些我不關心的人的電影，或是關於一些我仍未準備好要去保衛的人。」
這些導演屢屢獲獎，他們的證詞說明一件事：恪守紀錄片倫理不必然會損及紀錄片的品質，甚至還往往會因而激發出創新的理念、技法或風格。
紀錄片的倫理：美國業界的高度共識
American University 的 Center for Media and Social Impact 終於在 2009年邀集45位紀錄片導演和製作人，企圖找出「紀錄片倫理」的最大共識（Honest Truths: Documentary Filmmakers on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ir Work）。籌辦這個活動的 Pat Aufderheide 在2015年又發表了 "Honest Truths: Looking at a Groundbreaking Ethics Report, Five Years Later"，指出紀錄片界高度共識的三個倫理守則：
- 尊重你（易受害）的受訪者。保護他們免於被攻擊，別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比遇見你之前更悲慘。
- 尊重你的觀眾。當你告訴他們這些影像是在何處取得與如何取得時，千萬別讓他們被自己信以為真的事實所欺騙。
- 尊重你的製作夥伴。貫徹合約內容，即便整個團隊一共只有你自己一人。
劇情片只需要恪守最後一項守則，因為觀眾都知道劇裡的情節是虛構的。紀錄片不是單純的「創作」，它的形式向觀眾宣告：你即將看到的是真人真事；而你的受訪者有可能是體制與大環境的受害者，如果你的剪輯不當，就會讓他們蒙冤不白地成為社會輿論抨擊的對象（二度傷害）！因此，當紀錄片違背明顯該守的倫理界線時，它可能會激起同業和觀眾的義憤。
在45年的生涯中執導過三十多部紀錄片的 Gordon Quinn 甚至認為：紀錄片的倫理守則應該比新聞界更嚴格（a different scale）——因為新聞記者跟受訪者的關係很單純，不涉及情感與信任。那麼，當「說出真相」跟「受訪者的意願」牴觸時，怎麼辦？譬如，當受訪者在拍攝過程中突然悔恨一開始時的承諾，不願意繼續拍下去，怎麼辦？他的辦法是：爭取受訪對象的諒解，讓他（她）理解個人的犧牲可以換取多大的公共利益；如果最後他始終無法說服受訪者，還是只好尊重受訪者的意願。
在另一個案例裡，著名的鄉村歌手兼綜藝節目主持人 Glen Campbell 知道自己罹患愛滋海默症後，答應讓 James Keach 和 Trevor Albert 拍攝他的完整病程。這簡直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從名利或任何角度），導演 James Keach 也坦承「沒有任何鏡頭是我們不想要的。」然而最終他們還是為「呈現事實」畫下兩道不可跨越的紅線：保護 Glen Campbell 的個人尊嚴（雖然他的病情已經惡化到很可能沒能力在乎任何事），並刪除一切會讓 Glen Campbell 家人和子女不願意被公開的鏡頭。
然而董雪瑩剪接《入戲》時，並沒有「跟演員站在一起」，去紀錄導演葉京的淫威，或者演員們被迫「入戲」時的無奈，或者「資方無限強大，即便簽過合約，也可以任意解聘演員」的黑幕；對比下演員的處境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只能任人宰割。她背叛了演員們的情感和信任，只因為「我覺得加上這些戲會影響影片本身的力量，我就是想讓《入戲》是個一短小精悍的拳頭。」為了讓她的作品較有力，她把拳頭對準演員，而不是該被譴責的導演和電影界的生態。對此，我很難諒解！
事實上違背紀錄片倫理的事件在兩岸三地一再發生。譬如，一部紀錄片用鏡頭和聲音紀錄下年輕夫妻婚姻中的衝突，從相互的埋怨到語言傷害，竭盡所能地在鏡頭下暴露他人的隱私。原本只是一時的情緒性話語，在錄影鏡頭下卻變成彼此永恆的傷害；原已艱難的婚姻，從此變成絕路。
類似情事一再發生，意味著一個事實：我們依舊是比歐美更落伍（更不人道、更不在乎人權、更不懂得民主精義）的社會！
我們似乎從來都沒有從文革與紅衛兵學到一個教訓：一切的殘忍作為，都源自於不願意（或無能）感受他人的痛苦，不願意（或無能）理解自己對他人的傷害！
紀錄片、狗仔隊與劇情片的「楚河漢界」
紀錄片的倫理不是「剛性」的規範，它有權變的時候；在國外（尤其是美國），通常是以情境倫理（situational ethics）的精神去詮釋和應用。
紀錄片裡含有大量可能會傷害受訪者的隱私，然而法學界普遍公認：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時，個人隱私必須做出適度的退讓——然而僅僅只是「適度退讓」，而不是無限上綱的「大義滅親」，或殘忍而泯滅人性的「批私鬥修」。
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大同》，主角是「大破大立」的鐵腕市長耿彥波，他為了把山西省大同市建造為一個觀光城市，恢復她「曾是北魏百年首都」的光榮歷史和文化內涵，以便取代煤礦產業的污染和早已式微的市運。他決心在五年任內拆遷五十萬戶，重新打造新城；這樣的雷厲風行，作風可議且惹起極大的民怨。片中影像與對話都屬於公領域「可受公平之事」，不涉個人隱私；此外，事涉數十萬人的福祉與冤屈，即便耿彥波反對播出片中某些段落，導演在剪輯時也應該權衡公益與當事人（耿彥波）感受，尋找最佳的折衝點，而不是一味捍衛耿彥波的個人感受。
然而這種權宜也不該被濫用，更不能被當作掩護導演個人私心的藉口。紀錄片《麥收》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個案。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