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一大群自稱「財經專家」的人紛紛表示：韓國贏過台灣是因為他們簽的 FTA 比我們多，因此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地趕快簽定各種貿易協定（ECFA、TPP等等）。
貿易協定真有這麼神？兩個諾貝爾得主說話了。克魯曼（Paul Krugman）說：如果有好處，都是有錢人得到，對美國和一般人根本沒好處，而我則寧可不要
TPP。Joseph E. Stiglitz 說：自由貿易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根本就只有壞處。其次，兩人都提出：目前全球關稅已經非常低，想要再靠降低關稅來刺激全球經濟發展成效極其有限，但壞處有可能遠大於好處。
簡單一句話：就現況而言，自由貿易的好處歸於少數最有錢的人，其他人則是受害。所以，要不要贊成服貿、TPP 或其他 FTA，答案很簡單：看你是 top 10%的人？還是 bottom 90% 的人？
簡單一句話：就現況而言，自由貿易的好處歸於少數最有錢的人，其他人則是受害。所以，要不要贊成服貿、TPP 或其他 FTA，答案很簡單：看你是 top 10%的人？還是 bottom 90% 的人？
事實確實如此：過去30年來，即便是實質 GDP有持續成長的國家，通常也都是
top 10%的人所得有成長，其他 90%的人都受害。台灣也一樣：我們的實質月薪倒退到
16年前，如果用「人均時薪」算，倒退得還更嚴重。
對於這種全球普遍發生的實際經驗事實，Paul Krugman 和 Joseph E. Stiglitz 進一步提供了理論分析，說明這樣的後果並非偶然，而是既有制度下的必然。因此，要改善目前的經濟困境，需要的是不同於過去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模式。
用我的話說：必須要有「去除貿易障礙」之外的其他完整配套，才有機會讓市場開放「利大於弊」，且其利益「雨露均霑」（ inclusive development）。
Paul Krugman 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 "No Big Deal"，談 TPP，篇名已經點出他的基本結論：沒什麼了不起，有沒有差不了太多。他的第一個理由是：目前全球關稅已經低到接近零了，再怎麼談判都無法明顯地進一步將關稅降低了。主要的例外是紡織品與服飾、蔗糖與香菸，但是這些產業對美國很重要，要大幅降低關稅恐怕也很難。用我的話說：必須要有「去除貿易障礙」之外的其他完整配套，才有機會讓市場開放「利大於弊」，且其利益「雨露均霑」（ inclusive development）。
1960年代的關稅調降對美國影響較大，因為那時候關稅很高而且調降的幅度很大。但是近年來美國關稅已經非常低，調降關稅的影響就變得微乎其微。
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13年的報告，美國2012年的進口關稅大約只有 1.3%。另一方面，因為美國關稅已經低到很難再往下調，所以近年來關稅下降對美國社會福祉的增加極其有限。（見左圖）
克魯曼根據上述文件的資料指出：美國的進口障礙所造成的成本負擔只佔 GDP 的 0.01%。同樣地，TPP成員的總產值佔全球將近40%，很嚇人，但是這些國家的稅率都已經很低，可以調降的幅度極其有限。因此克魯曼認為：再怎麼調降關稅都不可能對經濟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
除了關稅之外，TPP的談判重點在智慧財產權。但是就算 TPP談判順利，那也只是美國的大藥廠、有專利權的大公司、好萊鎢製片公司和明星，以及運動明星獲利；但是在美國一再對富人降稅之後，上述極富者從TPP所獲得的好處很少會通過稅收與財富重分配而嘉惠一般美國人。所以，克魯曼說：TPP 談成了沒什麼好高興，談不成也沒什麼好傷心，no big deal！
Joseph E. Stiglitz 在 "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 一文陳述的觀點可就遠比 Paul Krugman 更尖銳而令人憂心。他也同意：靠降低關稅所能提供的社會福祉已經太少，沒什麼要緊，因此 TPP 主要的目標在於去除非關稅障礙（各種政府規範與管制）。但是 美國從 1970年代就持續地在檢討各種沒必要的管制與規範，所有不合理的管制與規範都已去除，剩下的管制與規範都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勞工基本權益、環境、經濟環境的健康與穩定性等，以免它們被市場機制摧殘，或者「競逐下游」（a race to the bottom）；而且這些管制與規範反應的是普遍的利益（interest），絕大多數人都是受惠者，而 TPP只有極富者受惠，因此用政治手段剝奪眾人福祉去成全極少數個人，這根本就是反民主。因為這些規範事關民主與眾人福祉，因此更不該秘密進行協商。
但是 TPP 卻是把民主的根基與基本人權交給國際貿易委員會去仲裁，使得基本人權變成商品。Joseph E. Stiglitz 特別強調這不只是理論問題，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全球第二大煙草公司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就控告烏拉圭的禁菸法令侵損該公司利益而違背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此外，TPP可能會使得學名藥的取得益加困難而使所有會員國的健保費飆漲，使許多窮人因而死亡；而已經洩漏的 TPP 談判資料顯示：美國銀行將可以利用 TPP 的去管制而更容易在會員國內銷售不良金融商品，賺取不當利益。
Joseph E. Stiglitz 更進一步講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不但已經過時，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他的基本假設與事實違背，以至於他所承諾的好處不會出現，而它保證不會出問題的地方卻禍害無窮。譬如，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弱勢產業的失業工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轉業到較有競爭力且較高所得的產業去，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可以持續保持充分就業。但事實並非如此。更嚴重的是，在目前失業與低就就業問題嚴重的情勢下，TPP 可能反而會增加失業率，或者至少進一步壓低工資。他的理由是：在目前景氣不佳的狀況下，因 TPP 而失業的人必須去跟其他已經失業或低度就業的人競爭工作機會，因此或者很難順利就業，或者會因過度競爭而造成工資下降。
最後，Joseph E. Stiglitz 再度強調：目前的經濟問題是貧富差距太大，因此所有經濟政策的首要考量不該是不惜犧牲貧富差距來刺激 GDP成長，而是把降低貧富差距當作衡量經濟政策的首要指標；而目前的貿易自由化趨勢是在加深貧富差距，因此是往錯誤的方向發展（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公司的獲利會增加，傳統定義下的 GDP 有機會成長，但是 90% 的人卻會受到傷害。
回到台灣的現實，台灣的出口主要是靠製造業，而全球製造業的關稅已經低到接近零，歐美的關稅主要是用來保護本國農業和弱勢製造業，因此歐美關稅如果再降低的話隨時會危及弱勢者主要的就業機會，而導致政治的不安與社會的對立。在這種現實條件下，台灣的製造業想要靠 FTA 擴大出口根本就是妄想，只有努力提高產業技術才有機會擴大附加價值與獲利率，順利地走出去。因此，問題不在 FTA，而在技術升級。
另一方面，執教於哈佛甘乃迪學院的土耳其經濟學者羅德理克（Dani Rodrik）主張：社會保險與貿易開放是一個銅板的兩面，缺一不可。確實，貿易自由化對富人有利而對90%的人不利，這幾乎已經是全球學術界的多數共識；只有通過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等完善的救濟措施才有機會讓全球化的受害者獲得補償，並填補傳統貿易理論忽略的傷害，而讓貿易自由化有機會成為眾人得利的舉措。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說：貿易自由化不必然會增加台灣社會的總福祉，關鍵在於配套是否完整。要靠貿易自由化提昇社會福祉，首先必須要強化產業的競爭力，而後才能從貿易自由化得利；如果不去提昇產業競爭力而只是一味地開放市場，後果將是害大於利。其次，只靠升級還不夠，必須再構築出完整的社會救濟制度，扶助貿易自由化的受害者，讓他們可以順利地到較高產值的產業就業，這樣才能把貿易自由化的潛在利益完全實現；若沒有再就業的完善救濟制度，自由化的後果有可能是 GDP與少數公司的獲利同步上升，但是倒閉的公司多於獲利的公司，而失業率卻也上升，工資則下降。最後，對於那些無法靠以上制度獲得救濟的人，政府應該通過負所得稅等財富重分配的手段予以救濟，以便讓經濟發展的果實雨露均霑，達成近年來經濟學界共同主張的 inclusive development。這樣才算是完整的配套。
如果說貿易自由化的完整配套是「產業升級 + 貿易自由化 + 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 + 財富重分配」四合一，則台灣在過去的發展過程裡是只管貿易自由化而偏廢其他三個政策向度，所以市場越開放公司獲利與工資都越低（因為技術沒有升級，所以開放的結果只蒙其害而未蒙其利），弱勢產業紛紛倒閉而就業市場越來愈惡化（沒有技術升級，也沒有再就業訓練），1%的富人蒙利而 99% 的人受害。
因此，台灣現在的問題不是市場開放程度不夠，而是產業政策錯誤，社會救濟與再就業辦法闕如，財富重分配機制蕩然無存。因此，當前最急切的事情是要趕快強化缺掉的三腳（產業升級 + 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 + 財富重分配），而不是不顧一切地盲目加速貿易自由化。
除了關稅之外，TPP的談判重點在智慧財產權。但是就算 TPP談判順利，那也只是美國的大藥廠、有專利權的大公司、好萊鎢製片公司和明星，以及運動明星獲利；但是在美國一再對富人降稅之後，上述極富者從TPP所獲得的好處很少會通過稅收與財富重分配而嘉惠一般美國人。所以，克魯曼說：TPP 談成了沒什麼好高興，談不成也沒什麼好傷心，no big deal！
Joseph E. Stiglitz 在 "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 一文陳述的觀點可就遠比 Paul Krugman 更尖銳而令人憂心。他也同意：靠降低關稅所能提供的社會福祉已經太少，沒什麼要緊，因此 TPP 主要的目標在於去除非關稅障礙（各種政府規範與管制）。但是 美國從 1970年代就持續地在檢討各種沒必要的管制與規範，所有不合理的管制與規範都已去除，剩下的管制與規範都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勞工基本權益、環境、經濟環境的健康與穩定性等，以免它們被市場機制摧殘，或者「競逐下游」（a race to the bottom）；而且這些管制與規範反應的是普遍的利益（interest），絕大多數人都是受惠者，而 TPP只有極富者受惠，因此用政治手段剝奪眾人福祉去成全極少數個人，這根本就是反民主。因為這些規範事關民主與眾人福祉，因此更不該秘密進行協商。
但是 TPP 卻是把民主的根基與基本人權交給國際貿易委員會去仲裁，使得基本人權變成商品。Joseph E. Stiglitz 特別強調這不只是理論問題，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全球第二大煙草公司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就控告烏拉圭的禁菸法令侵損該公司利益而違背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此外，TPP可能會使得學名藥的取得益加困難而使所有會員國的健保費飆漲，使許多窮人因而死亡；而已經洩漏的 TPP 談判資料顯示：美國銀行將可以利用 TPP 的去管制而更容易在會員國內銷售不良金融商品，賺取不當利益。
Joseph E. Stiglitz 更進一步講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不但已經過時，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他的基本假設與事實違背，以至於他所承諾的好處不會出現，而它保證不會出問題的地方卻禍害無窮。譬如，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弱勢產業的失業工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轉業到較有競爭力且較高所得的產業去，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可以持續保持充分就業。但事實並非如此。更嚴重的是，在目前失業與低就就業問題嚴重的情勢下，TPP 可能反而會增加失業率，或者至少進一步壓低工資。他的理由是：在目前景氣不佳的狀況下，因 TPP 而失業的人必須去跟其他已經失業或低度就業的人競爭工作機會，因此或者很難順利就業，或者會因過度競爭而造成工資下降。
最後，Joseph E. Stiglitz 再度強調：目前的經濟問題是貧富差距太大，因此所有經濟政策的首要考量不該是不惜犧牲貧富差距來刺激 GDP成長，而是把降低貧富差距當作衡量經濟政策的首要指標；而目前的貿易自由化趨勢是在加深貧富差距，因此是往錯誤的方向發展（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公司的獲利會增加，傳統定義下的 GDP 有機會成長，但是 90% 的人卻會受到傷害。
回到台灣的現實，台灣的出口主要是靠製造業，而全球製造業的關稅已經低到接近零，歐美的關稅主要是用來保護本國農業和弱勢製造業，因此歐美關稅如果再降低的話隨時會危及弱勢者主要的就業機會，而導致政治的不安與社會的對立。在這種現實條件下，台灣的製造業想要靠 FTA 擴大出口根本就是妄想，只有努力提高產業技術才有機會擴大附加價值與獲利率，順利地走出去。因此，問題不在 FTA，而在技術升級。
另一方面，執教於哈佛甘乃迪學院的土耳其經濟學者羅德理克（Dani Rodrik）主張：社會保險與貿易開放是一個銅板的兩面，缺一不可。確實，貿易自由化對富人有利而對90%的人不利，這幾乎已經是全球學術界的多數共識；只有通過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等完善的救濟措施才有機會讓全球化的受害者獲得補償，並填補傳統貿易理論忽略的傷害，而讓貿易自由化有機會成為眾人得利的舉措。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說：貿易自由化不必然會增加台灣社會的總福祉，關鍵在於配套是否完整。要靠貿易自由化提昇社會福祉，首先必須要強化產業的競爭力，而後才能從貿易自由化得利；如果不去提昇產業競爭力而只是一味地開放市場，後果將是害大於利。其次，只靠升級還不夠，必須再構築出完整的社會救濟制度，扶助貿易自由化的受害者，讓他們可以順利地到較高產值的產業就業，這樣才能把貿易自由化的潛在利益完全實現；若沒有再就業的完善救濟制度，自由化的後果有可能是 GDP與少數公司的獲利同步上升，但是倒閉的公司多於獲利的公司，而失業率卻也上升，工資則下降。最後，對於那些無法靠以上制度獲得救濟的人，政府應該通過負所得稅等財富重分配的手段予以救濟，以便讓經濟發展的果實雨露均霑，達成近年來經濟學界共同主張的 inclusive development。這樣才算是完整的配套。
如果說貿易自由化的完整配套是「產業升級 + 貿易自由化 + 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 + 財富重分配」四合一，則台灣在過去的發展過程裡是只管貿易自由化而偏廢其他三個政策向度，所以市場越開放公司獲利與工資都越低（因為技術沒有升級，所以開放的結果只蒙其害而未蒙其利），弱勢產業紛紛倒閉而就業市場越來愈惡化（沒有技術升級，也沒有再就業訓練），1%的富人蒙利而 99% 的人受害。
因此，台灣現在的問題不是市場開放程度不夠，而是產業政策錯誤，社會救濟與再就業辦法闕如，財富重分配機制蕩然無存。因此，當前最急切的事情是要趕快強化缺掉的三腳（產業升級 + 失業救濟與再就業訓練 + 財富重分配），而不是不顧一切地盲目加速貿易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