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人比韓國人更像奴隸〉這一篇文章談到「壟斷」，「壟斷」的概念當然要隨著時代的不同而靈活地理解。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家的壟斷主要是控制生產工具（工業生產機器和土地），今天資本家可以有的壟斷手法更靈活，不限於「土地、資本、勞工與創業家精神」這四樣。
「特許憑證」就是一種典型的壟斷，但在21世界這種手段已經太粗糙。Microsoft把瀏覽器軟體與視窗操作系統軟體捆綁在一起銷售，以達到不公平競爭，就是另一種較高明的壟斷（這個案子最後是微軟敗訴）。「壟斷」有很多種面貌，最好是取相對意義來理解：任何蓄意製造不公平競爭以獲取額外利潤的手段都應該叫不同程度的「壟斷」。從這角度看，科學園區就是不公平競爭，以及資源的壟斷（以前園區內產業可以申請國防役名額，碩士畢業後到園區公司上班兩年抵服兵役，遠離軍隊的黑暗文化，兩年內可以領公司正常薪，還可以股票分紅，而且股票不需扣稅，光靠這一招就把優秀畢業生搶光，園區外產業根本無法跟園區內產業競爭）。我在〈奴隸如何學會心甘情願地服從〉舉出了更多的手段，不在此贅述。
〈彭明輝教授，您還是少談點經濟吧〉把「產值117%，工資52%」問題看成單純「供過於求」的問題。但是供給是否太多也得要看政府如何操作需求，而不能只看供給的量。假如政府認真引進優質外商，使得台灣的資方人數增加一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超過供給，因而工資就會自動地上漲了。假如外商有能力以其通路與經營優勢充分發揮台灣人才的教育成果，就會使人均產值再上升，配合資方的競爭激烈，就會使老闆願意把勞方創造的附加價值盡量給予勞方，那時候台灣的勞動力不就從「資方市場」變成「勞方市場」？
所以，「供過於求」的說法是誤把結果當原因，真正該問的是問題的源頭：台灣憑什麼招攬外商？有沒有招商的有利條件？
你把底下這三個數據放在一起就會明白：台灣上班族的人均產值117%，工資52%，而稅負只要韓國的 1/3（高科技產業稅負更低，台積電2005年繳的稅是盈餘的0.214％，而非營業額的0.214％！）。如果妳是韓國老板，你想不想在台灣設廠投資？一佰個願意！既然如此，為何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沒有把更多的資方帶來台灣，使得勞動力的需求上升，甚至變成「供不應求」？這才是經濟學者真正該去回答的問題！
過去外商確實有很多投資意願，但是為什麼他們只有意願而沒有行動？很多外商都抱怨政府法令對外商不友善。如果你是可以跟行政院長開會的台灣企業主，你會願意讓外商進來投資，讓外商跟台商一起競爭「勞動力」這個市場嗎？當然不願意！
少數財團以法令和各種不公平手段減少競爭的企業家數，這就是類似「特許憑證」的壟斷行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把這種壟斷行為撤除，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會更接近完全競爭市場。這樣說不對嗎？
最後幾句話
寫這兩篇回應不是要「辯個你死我活」，而是要提醒讀者：我跟經濟學者的觀察之所以會南轅北轍，根本原因不在於懂不懂經濟學，而是在於懂不懂台灣社會真實的面貌，以及有沒有抓到問題的源頭，問出真正核心的關鍵問題。很多自恃「我懂經濟學」的論述，都沒有認真去看台灣社會真實的運作，而一相情願地用經濟學的片面理論去為不公不義的現況尋找合理解釋，而用的論證基礎又是違背事實的「訛傳」，這是我最無法認同的。
其實我對台灣的經濟學者有一份很深的期待：認真吸收各種非主流經濟學派對新古典主義的批評（制度經濟學就有兩個諾貝爾獎得主），踏實地了解台灣產業、理工學院研究與教育成效，以及社會的真實面貌，看到台灣不公不義的現象時不要急著用經濟學的理論去為它找合理化的片斷「訛傳」（要問台灣工學院的學術研究和教育跟韓國能不能比，問管中閔遠不如問我），而要先去找認真做過質性研究的相關本土論文（經常是經濟社會學的著作，在社會學研究所），確知台灣社會事實，再用經濟學理論想一想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有沒有可能是官商勾結的結果，或制度扭曲的結果。假如在這方向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就用勇敢地說出來；假如真的發現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前述現象的痕跡，再來想一想可不可能為現況尋找合理化的解釋。
只要經濟學者願意認真去了解台灣產業與理工學院的事實，就會開始發現我的很多觀察都是以事實作為出發點；只要經濟學者願意認真去了解各種官商勾結的模式，以及少數財團如何製造不公平競爭，就會發現台灣的經濟問題很難用新古典主義的總體經濟學解釋，而要從政治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因為裡頭各種對市場機制的扭曲是駭人聽聞的。（譬如，藍營的立法院長竟然敢為綠營的黨鞭非法關說，以致一位部長辭職，其他各種官商勾結還會客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