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覺得自己管太多，戰線拉太長，干犯學術界的大忌：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裡 invite attacks。這樣的「彭明輝現象」一點都不值得鼓勵，我也一點都不以此為榮，甚至要鼓勵20歲以下的年輕人以此為戒──但我並不以此為戒。
我預期台灣的經濟成長會愈來愈遲緩，國內外的產業競爭會愈來愈惡劣。要因應這個變局，我們需要對弱者有更多的同情心，更願意一起攜手面對社會的共同問題：失業與貧窮。即便很現實地講，
但是，台灣社會正在加速朝向相反的方向變化：在「尊重市場機制」的主流聲音下，輿論對經濟競爭下的失利者與弱者愈來愈沒有同情心，「必要之惡」的聲音隨處可聞；在「減稅救經濟」與「小而美的政府」倡議下，政府的責任愈來愈模糊而容易找到推諉的藉口，弱勢的人愈來愈無助而只能仰賴時有時無的民間救濟；在產業變遷的過程中，政府的貿易談判加速某些產業的衰敗，但GDP成長率與「淨社會福祉增加」的經濟分析報告卻將各種「必要之惡」一一合理化，被犧牲者該獲得的補救則鮮少被提及──政府製造的問題遠多於解決的問題，但是「政府改造」與「政府責任」的公共論述卻被「政府失能，尊重市場」的呼聲給淹沒掉了。
我們必須要討論「台灣社會該往哪些方向發展」，其中最核心的是跟經濟議題密切相關的選擇──關於「市場是否需要外部規範與調節」、「政府該負起哪些責任」與「如何進行財富重分配」的狹義經濟學與財政問題，到較模糊的「要不要加入TPP，什麼時候？怎樣的配套？」，以及「失業與貧窮是誰的責任」？這些討論都不僅慎及財經的專業判斷，更涉及「我們要怎樣的社會」這種價值判斷。而且，如果我們的價值判斷需要調整，我們已經沒有可以等待的時間。
台灣的失業率雖然只有4%左右，實際上青年所得正在持續惡化。
跟2000年比起來，儘管物價持續上漲，未滿30歲的人年薪卻從45萬掉到不足43萬，而30~34歲的人則從64萬左右掉到58萬左右。
雖然平均失業率暫時跨過2002年與2009年的高峰而來到4%，20-24歲年齡層的失業率卻佔上了13%而下不來，25~29歲年齡層的失業率也佔上了7%而下不來。
在經濟成長遲緩、不成長甚至倒退的社會裡，我們還要繼續仰賴市場調節機制？還是需要跟過去完全不同的財經與社會政策╱思想╱價值觀來因應？
不管是較重視社會福祉的萊茵模式或 degrowth，都不會是一夕之間可以完成的變革。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建基於社會共識之上，它所牽涉到絕對不是經濟學敎科書裡定義嚴謹的經濟學，而是經由媒體傳播而散佈在每一個人腦袋裡的「常民的經濟學」、「普通人的經濟學」 ，甚至經濟學者的口號（原版的、再加工的、二次加工的、N次加工的）──那些影響我們價值觀與同情心的經濟學思想╱論述。
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是願意（且有能力）看見「經濟政策對社會各種階層與面向的衝擊（social impacts）」的經濟學家，而不是以「鋸箭法」把經濟政策當作經濟學習題去跑程式與抽象數據，卻完全不顧別人死活的那種經濟學家。我們也需要（更需要）這樣的經濟學者在公共論述空間裡跟不同領域的學者一起對話來探討台灣社會未來所需要的價值觀與選擇──我們需要的是具有社會關懷的「公共經濟學家」，而不只是「專業」的經濟學家，更不是冷血的經濟學家。
台灣是有這樣的經濟學家，只不過人數太少，所發表的公共言論太少，遠遠不足以抗衡整個社會輿論惡化的速度，以及經濟與社會狀況惡化的速度。
我寫經濟與產業政策評論，是因為過去十幾年來經濟學界所產出的論述遠遠不足以矯正台灣社會的惡化，甚至其總效應是在加速社會的惡化；就像我評論「斷然處置」，那是因為核工界自己不去認真分析「斷然處置」潛在的負面作用，自己不去進行必要的公共監督。
我不喜歡跨界寫評論，一點樂趣都沒有，還惹得一身腥。但是，假如經濟學界自己沒有辦法產出足夠的公共論述來因應變局的需要，那就只好靠業餘的人來參與生產必要的論述；如果業餘的人還不足以產出必要的論述，我不願意因為畏於挨罵而缺席──社會的進步與退步，是所有人的作為累積出來的結果。
「彭明輝現象」也許是彭明輝的錯，也許是核工界和經濟學界的錯，這就留待台灣的公共輿論去評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