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 Colander 是個相當另類的經濟學家，他最有名的建樹可能是關於美國、歐洲與北美「經濟學者的養成」的研究，以及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以第一作者身份寫出一份論文「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ystemic Failure of Academic Economists」──這一篇被稱為「Dahlem Report」的論文匯整歐美八個經濟學者的智慧，檢討「經濟學家為何沒有能力在事前警告金融風暴的系統性風險，而且事發之後又在第一時刻低估這一場危機的規模」。為此，他被邀請在眾議院作證。
他的證詞裡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經濟實體是一個難以用解析數學有效地加以掌握的複雜系統，但是過去三十年來經濟學者過度倚賴一個跟真實世界有遙遠距離的動態統計模型（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而放棄其它跟真實世界密切關聯的常識（common sense）；這個模型只對極少數案例有效，但是忽略許多經濟學傳統常識所掌握到的要素以及實體經濟體系的複雜性，「假如經濟學家把這個數學模型當作是經濟學常識的輔助工具，它可以是有所助益的」；但是「為了（數學）驗證的方便性」，經濟學家放棄了經濟學傳統裡所累積的許多常識，其結果是一大堆學術期刊論文上經不起常識考驗的經濟學模型。
他同時建議：由於這些經濟學模型跟真實世界有著遙遠的距離，發展出這些模型的經濟學家應要負起倫理上的責任：警告所有使用者該模型的適用條件與情境，讓應用者拿它來解決真實世界的經濟問題時有所警惕，並且記得要用自己的實務經驗和常識去研判這些模型的預測要如何應用（或者相信它們到什麼程度）。
這一份証言同時把問題的根源指向頂尖名校經濟學學者的養成過程：太重視跟這世界脫節的數學與分析模型，而不重視實際經濟政策對真實世界的影響。此外，它也建議要把學術期刊裡的審查委員多樣化，不要讓經濟學的頂尖期刊全部被那些「與世隔絕」的學者佔據，而要引進一些有經濟學常識的經濟學者，由他們來評估經濟學模型跟真實世界的距離。之後，還要再訓練一批經濟學家，讓他們有能力跨越理論和實務的鴻溝，真的有能力用經濟學的知識去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在一篇題為「The Making of a Global European Economist」的論文裡，他更進一步指出：當學生忙著學習與真實世界距離遙遠的經濟學模型，而不了解經濟政策與真實世界的關係時，「他們只能靠自己去學習，或者不去學習，而變成意識型態的受害者，並且在進行價值判斷時卻堅稱自己在談的是『科學』，與價值判斷無關。經濟學家有前述這種行為的傾向，當經濟學者或圈外人無法同意他們的價值判斷時，只能對經濟學者的表現感到沮喪。」
一篇題名為「What is Economics? – Attitudes and views of German economists」的論文受到 David C. Colander 的影響，而引述前人的著作來把 David C. Colander 的主張更往前推進一步：「經濟學不是一般的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因此必須要考慮到經濟實體所處的脈絡與情境。基於這個原因，有必要存在『歐洲經濟學』。」因為，「歐洲的市場特質跟美國的市場特質不同。歐洲市場比較小，經濟學家更加需要仰賴實務經驗。」（而非與經驗事實有遙遠距離的數學模型）
那麼，台灣需不需要自己的總體經濟學？
那麼，台灣需不需要自己的總體經濟學？
